「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05年2月23日 星期三

想不透,關於紀錄片雙年展

第四屆紀錄片雙年展主題含括了「凝視死亡」、「比紀錄片還慢」「介入媒體」、「天窗」與競賽類單元,國內外共122部影片,為期七天,一口氣帶給影迷們停不下來的思考與奔走。這的確是一個很大型的影展,在執行或實際面上也難免會有一些過失與未盡周詳之處,而這些問都是影展過後最易浮現的,但在影展某些設計上我卻不免覺得有奇怪,並且質疑它的立意與初衷是否還堅定不搖呢?

自己給自己的困境
雙年展已落幕,獎項也已頒發。但若仔細觀察一下入圍的名單,將會發現到在「國際競賽」與「亞洲競賽」的類別中,沒有任何一部紀錄片是由台灣攝製的。我當然不知道原因,只是認為可惜與詭異,而官方發出的新聞稿上清楚寫著「入圍「台灣獎」之所有作品,亦將推薦給國際競賽評審委員決定是否入圍「國際競賽」單元」。雙年展將象徵台灣紀錄片最高榮譽的「台灣獎」頒給了《無米樂》與《再會吧!1999》,但卻連一部也無法進入「國際競賽」,這豈不間接說明了好壞的評比。如此一來,台灣影片無法與國際有任何交軌與競爭的機會,既然是標榜的是「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那麼總該提供一個平台讓來自國外的嘉賓(評審)看看台灣的紀錄片是如何如何的吧!

而概略的從影片內容中比較,實在不難發現多半國外的影片不僅僅頗富創意,甚至在技術上相當成熟,展示出了背後強大的技術支援與財力。反顧台灣,卻多是以個人或小組(非團隊)式的單打獨鬥,使用DV拍攝的佔絕大多數,將「貧窮」美學幾乎發揮到了極致。列舉出這點並非要評比影片的好壞,而是想突顯在「資源」上的極大差異,尤其當我在頒獎會場,看到公共電視紀錄觀點的製作人馮賢賢小姐宣布在亞洲競賽類別增設了一個「公視獎」,將贊助獲獎導演部分資金以便拍攝下一部作品,我實在納悶到了極點,台灣的紀錄片工作者個個苦哈哈,苦尋不到資金繼續拍片,而這樣的贊助合約就硬生生的被日本導演給拿去。台灣紀錄片環境一點都稱不上好,這種獎項的設立與頒發能否算是自己給自己的巴掌,這種困境,叫人情何以堪啊… 

挑戰台灣‧邊緣消音
第一屆雙年展的催生者李疾先生曾表示:『策動紀錄片雙年展的動機十分單純,是想在一些官方的影展外,建立一個樸素的,人道的,甚至是更具批判性的影展。而這些精神正都包含在「紀錄片」中。』1

影展期間有著不少的座談會,其中有兩場名為「挑戰美國」與「邊緣戰鬥」,主要是說美國成為一個世界的權力中心並深深影響的其他國家,而台灣也不免被影響與內化,挑戰美國不是要螳臂擋車,而是挑戰自己。而「邊緣戰鬥」則在討論著紀錄片工作者們該怎麼拿起攝影機跟主流政治與媒體進行邊緣戰鬥。雖然兩場觀眾相加恐怕還不到25人,但講座本身是精采的,精采的程度,像是刺了雙年展一刀。

從以《浪人》一片入圍本屆雙年展的導演羅興階說起,他在講座中表明對自己的另一部作品《再生計畫》無法入圍感到十分不解。《再生計畫》紀錄了中船公司某些員工,不滿被強制資遣所自主的勞工運動,對於當權者與社會有著強烈的批評,論深度與廣度實在不下於《浪人》,批判性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也碰觸到了敏感的政治話題。以個人主觀意識,《再生計畫》實在有資格被選為年度十大紀錄佳片,但為麼沒入圍呢?
一個好的影展或影片,相信可以為國家、為政府提升國際上的聲譽,於是為什麼過去《悲情城市》(新電影)在國際上獲獎時,國家機器需要收編「新電影」作為「台灣」電影之代表。2我實在很不願意把一個影展與資金、權力、政治扯上關係,但看到羅興階導演這番跳腳,加上自己曾看過《再生計畫》,心中對於評審機制的質疑不禁油然而生。而看著評審名單大拉拉公佈在網站上,諸如這番爭議(或稱誤會)的情形,官方或評審們是否也該寫封公開信解釋作者與觀眾的疑惑。影展結束至今(93年12月24),卻仍一直無消無息,那麼在此之前也先請恕我如此解讀(或誤讀),挑戰台灣的結果就是「邊緣消音」,稱之多元開放的影展,好像只限於影片的美學形式上。
第四屆雙年展官方網展上也寫著:「我們不但期待紀錄影片能不斷地琢磨它的社會批判力;也期待這種批判力能反諸自身,開創出更奇異的花朵。因為這不但是紀錄片的精神,也是藝術的精神之所在。」
不可否認評審機制是帶有主觀意識的評斷,但看完上述的官方說法,誰可以告訴我,現在到底是怎樣?
「我們」究竟需要怎麼樣的紀錄片雙年展?
以自己的想法代表大眾,實在是有些自大的說法,而這裡所謂的「我們」,並非直指社會大眾,而是指一個台灣紀錄片發展的現狀。政大的學者郭力昕日前曾發表了一篇名為「不碰政治的台灣紀錄片文化」的文章,其中寫到「是什麼奇怪的政治/文化生態與其他看不見的因素,使年輕紀錄者普遍不碰政治,或者缺乏比較宏觀的取材視野、與探觸硬議題的意願?早已離開言論檢查或政治危險的台灣社會裡的紀錄者,還有什麼充分理由這麼畏懼政治題目?」明白的指出,目前台灣紀錄片發展的走向,而我私自揣測著有三點原因:
 1.「威權的崩解」什麼樣的時代,就會產生什麼樣的紀錄片。隨著政黨輪替,威權已不在,過去堅持黨外,極力批判的色彩早已日漸淡化,政黨輪替,權力背後是如何運作呢?又有多少人能夠堅持批判性格,拒絕資源、權力的誘惑。
 2.「影展風向球」。競賽制的影展所選出的影片,往往給予極高的榮譽。而只要是重大影展,所選出的影片往往具有指標作用(如紀錄片雙年展)。但影展的資金來自政府,假如遴選出了一部批判當權者的影片,那豈不是政府花錢自打嘴巴。於是乎評審、或是選片人,紛紛推舉「安全性」較高的影片。 
3.「攝影機便利性」in TaiwanDV的普及與便利性,在台灣好像並非被積極的被利用在為弱勢發聲上。而是轉而朝向家庭、生活週遭,甚至是內在心靈。但攝影機也可以是手段與武器,紀錄片本來就具有批判性,只是台灣好像比較太平(或紛亂?),於是乎這樣的性格也日漸被忽略了。
這當然不是說紀錄片就應該有什麼必要性的教條,上述三點只是針對為什麼台灣紀錄片不院碰觸政治所做的粗劣看法。過去的幾屆雙年展紛紛有著不同的主題。從1998年以「回歸亞洲」為題,為雙年展跨出自我文化認同的第一步。2000年以「差異新世代」為題,針對世紀交替、新舊交雜下的世界,提出辯證的關照,同時也繼續回應更形熾熱的全球化課題。2002年的雙年展一方面以「再見,台灣激情年代」整理並且挽救了幾乎失散了的街頭運動。2004年我則看到了許多帶有實驗性的影片,在形式上不停創新。
紀錄片定義隨著時代與影片美學的創新而被不停的擴張,只是看看國際,再回顧台灣。我們是不是應該先停下腳步,仔細端詳台灣紀錄片發展到了現在,究竟缺少了什麼,需要的又是什麼?然後期盼的又是怎麼樣的一個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最後,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實在需要一個常設單位,需要一個有傳統的組織,而不是每年由各組織單位輪替,如果最後淪落到必須草草了事的推出特刊、影展報等消耗預算的「窘境」,那可真是大家所不樂見的。


 『台灣"新電影"論述形構之歷史分析(1965-2000)』/張世倫/政大新聞所碩士論
 2004/12/11 聯合報】
(此篇文章寫於2004-12-24,刊於《紀錄片映像報》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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