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定格－張照堂】不再遺憾：張照堂的紀錄之旅

（本文收錄於《歲月．定格－張照堂》一書，臺北市立美術館2017年2月出版。）

《日記》（1967）

張照堂出生於1943年，這位台灣當代的重要攝影家常開玩笑地說，因為自己的名字裡有個「照」字，因此這一生和「拍照／攝影」脫離不了關係。

1960年代，他大量閱讀《筆匯》、《現代文學》、《文藝新潮》、《劇場》等雜誌刊物，受到現代主義思潮的啟蒙，開始了作為攝影創作者的生涯初期，他的早期攝影作品隱含著「殘缺」與「未完成」概念，抒發對時代強烈的觀點與感受，並持續以其獨特視角和人文關懷進行創作，至今沒有停歇；同時，他也是攝影的評論與引介者，書寫並編輯大量的文字與靜照，對許多重要的台灣本土攝影史料進行整理，其著作《影像的追尋：台灣攝影家寫實風貌》亦被奉為經典。在攝影領域的多重成就與貢獻，讓他獲得許多獎項的肯定。

然而，仔細觀察張照堂的生涯，除了攝影之外，「紀錄片」是另一個伴隨他一生的藝術類型。他自1968年考進國民黨經營的中視新聞部起，即開始長達數十年的紀錄之旅，並在不同時期擔綱不同角色，是導演、企劃、攝影、剪接、配樂，也是監製、發起人、教授與策劃者。

除了個人的創作之外，他參與了包括1970至1980年代的電視專題系列紀錄片「芬芳寶島」（1974）、「六十分鐘」（1978-1981）、「美不勝收」（1980）、「映象之旅」（1980）、「一同走過從前」（1988）等等；1990年代，他攝製「歲月中國」（1990）系列紀錄片，任職公共電視籌委會製作「台灣視角」系列紀錄片（1992），擔任超級電視台的專題報導節目「調查報告」、「對抗生命」、「生命告白」（（1995─1996））監製，並前往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任教（1997─2009），推動第一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並擔任副主席（1998）。

回顧他在「紀錄片」領域的投入，其實也和「攝影」一樣，都不單單只俱備創作者身份，更透過教育與策劃，培育新一代的紀錄片工作者，推動建立更好的環境。張照堂獨一無二的豐富經歷，可以說是台灣紀錄片光譜中的重要座標。

而在這當中最罕見特別的，是個人影像創作極富實驗性與前衛精神的他（如《日記》（1967）、《剎那間容顏》（1976）、《紀念‧陳達》（1977）、《再見‧洪通》（1978）、《王船祭典》（1979），卻一直待在電視台與體制內工作，尤其是中視時期（1968─1981）連續參與了多個重要的紀錄片系列，這與一般所想像的「獨立紀錄片工作者」的形象不符。但當我們重新梳理這些紀錄片的形式風格、主題內容與時代背景，將可從這些重要的影像遺產中，補足台灣紀錄片史普遍以1987年解嚴後作為論述主體時造成的缺口，一探這些體制內拍攝的紀錄片被批評為浪漫化、懷舊情感宣洩、缺乏對現實的探索之外的影像意義。

現實的感受家：中國獨立影人王兵

「作為一個藝術家的職責，我個人認為就是對道德、理想、信仰以及對人的尊嚴的捍衛。」──王兵

1967年出生於中國陝西省的王兵，是中國近代最重要的獨立電影人之一，他1995年自魯迅美術學院攝影系畢業後，繼續到北京電影學院進修，曾擔任過電視劇與劇情片的攝影師，直到1999年才開始他的獨立電影生涯。

至今，轉眼十餘年，他以紀錄片為主繼續創作，每部作品皆有不同特色。即便題材迥異，但全都是以低限方式進行製作，採取一貫的寫實風格，影像直接有力，皆有無法忽視的作者取徑與獨立觀點，而讓這一切成為可能的重要因素，便是數位攝影機（DV, Digital Video Camera）的使用。對他而言，DV是相對自由的媒材，能更貼近自己和他人，從現實中捕捉到時間感，延伸出個人對生命的感覺。

1999至2002年，王兵帶著一台小DV進入1934年在瀋陽建立的大型重工業廠區，完成了由〈工廠〉、〈豔粉街〉、〈鐵路〉三部曲所組成的九小時紀錄片《鐵西區》。影片以觀察的方式，鉅細靡遺地記錄了工廠的景況，以及工人們的工作狀況。而後，攝影機彷彿放大鏡一般，慢慢進入他們下班後的日常生活，包括下一代青年的浪漫與夢想，細膩、犀利地鑽入了現實人際與家庭關係。王兵在盡可能將視角範圍拉廣的同時，與主角在現實與心理距離上非常貼近，也透過細節的經營，結構上不是堆疊，而更像是解構，最後再從工廠的衰敗連結個人身上，產生巨大的隱喻力量（上位權力者可想見的缺席更加強了此暗示）。透過他的鏡頭，我們看見了集體多代人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透視了命運本身。

這部可稱為史詩鉅作的《鐵西區》，推出後在許多重要的國際紀錄片影展中獲獎連連，技驚四座，震撼國際影壇，多次被法國的《電影筆記》選為十大佳片，成為王兵最重要的代表作品。



2005至2007年間，王兵獨立採訪夾邊溝勞改營一百多位的倖存者，他們在1960年代被共產黨打為「右派」下放勞改，發生了令人難以想像的慘劇。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完成了以受難者和鳳鳴為主的訪談紀錄片《和鳳鳴》。

《和鳳鳴》在幾天內便拍攝完成，請高齡的和鳳鳴講述過去的記憶。片中大多是一個鏡位，一鏡到底。只見她表情平和，情緒穩定，幾乎一鼓作氣、數個小時不間斷，從下午到晚上，講述著自身悲慘的人生際遇，屋內的光線也從明亮漸轉為晦暗，到幾乎快看不見表情了，但拍攝一直沒有中斷，沒有人起身。影片在電影語言上，就像戲劇舞台中的主角獨白，大膽地僅以「語言敘事」，把觀眾拉進那內在與外在貼合，宛如幻夢的回憶世界中，令人屏息。

與《和鳳鳴》相對的，應是2009年完成的《無名者》。片中完全沒有對話，也沒有語言，僅是安靜地拍攝一位獨自隱居荒漠洞穴，過著拾荒與自立生活的「無名者」；王兵跟拍他的生活，休息、煮食、除草、種植、清洗、偶有情緒，在季節與時間的襯托下，突顯了他日復一日的狀態。這個故事看似遠離「文明」，實則逃離了以物質和消費為主的社會型態，儼然提出了對「現代」的反思。

接下來，2010年，王兵改編作家楊顯惠報導文學《夾邊溝紀事》和口述歷史，完成了第一部劇情片《夾邊溝》（日譯《無言歌》），講述的正是1960年代夾邊溝勞改營的慘痛故事。雖是劇情片，但其寫實性，比起紀錄片卻毫不遜色，直接地披露了被隱沒的真相；2013年，他以雲南高山上的三姊妹生活為主題，在如詩的畫面中，呈現了浪漫的童年與刻苦的日常，完成了《三姊妹》。

環顧他所有的作品，對人的關注，對歷史的究探，是王兵創作的母題。但面對不同題材，「感受」是更為重要的。這個立足點深深影響著電影的樣貌，是王兵電影的特色與魅力，也是獨立思考與創作美學的源頭。對此他說：「面對你的拍攝對象，你可以用內心來感受真實和衝擊，而不只是依靠知識。在這個過程中，你會獲得自信，你能感覺到時間、生命和所有的一切。」

很多時候，王兵的身份被認為是紀錄片導演，但實際上，他更像是一位現實的感受家。電影是他抒發感受的出口，也是他的探尋世界的方式。

面對電影，王兵提到：「我覺得電影應該是在銀幕上描述一個人的生活經驗，我們把這種生活經驗傳遞給他人，這是電影最單純的地方，也是電影最有價值的地方。但是大多數我們接觸的電影不是，我們傳遞的是一個不知道是什麼的資訊，這種資訊可能是一種教育的資訊，或者歷史的資訊，或者集體的資訊，這些電影在過去的體制裡代表國家意識形態的總方向，跟個人是沒有關係的。如果說我們今天作為一個從事電影工作的人，我們還不能去講電影和我們之間的這樣一個很簡單的關係的話，那麼對於這個地域的人是不負責任的。」

王兵的作者特質，以及他作品中蘊含的獨立精神與自由姿態，對於近期廣受市場、國際、商業等等外在因素影響，創作能量日漸微弱的台灣電影來說，是再重要不過的提醒，在這樣的時日下觀看他的電影，也別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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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 2013台北電影節特刊 焦點影人單元 （6/28~7/20）

The Catcher of Memories: Kidlat Tahimik

“For me, the term ‘third world’ means a way of thinking and a way of solving problems. For instance, a car broke down on the road, a ‘first world’ person would be helpless and give up, but if this happened in the Philippines, people nearby would gather around the car and try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So, ‘third world’ means flexible ways of thinking and wisdom to solve problems in a soft way.” -Kidlat Tahimik
　

Kidlat Tahimik, born in Baguio City, Philippines 1942, has won numerous respected awards internationally, but few people have ever seen his work and know who he is.

捕捉記憶的魔術師：奇拉‧塔西米克（Kidlat Tahimik）‧（下）

「對我來說，『第三世界』的意義是『思考的方法』及『解決問題的方法』，舉例來說，車子在路上拋錨了，『第一世界』的人會舉雙手投降，但如果是菲律賓人的話，在附近的人都會靠上前去，用盡所有的方法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第三世界』這句話指的是『彈性的思考方式』以及『軟性解決的智慧』。」─Kidlat Tahim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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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記憶的魔術師：奇拉‧塔西米克（Kidlat Tahimik）‧（上）

學者E. SAN JUAN, Jr.在一篇介紹Tahimik電影的文章中提到：「也許可以這麼說，Tahimik的電影都和記憶的創建與銷毀有關，他的作品以一種批判卻同時具有創意的方式，思考著在國家的歷史中，什麼是必須保留給後代，重要而有價值的記憶和事件。」（註1）

用電影散播溫暖│雅斯敏．阿莫（Yasmin Ahmad）和她的電影

「It is as near to you as your life, but you can never wholly know it. 」─Ranbindranath Tagore

對新加坡影迷們來說，雅斯敏．阿莫（Yasmin Ahmad）應該是位頗具知名度的馬來西亞導演。她不只電影在新加坡上映，同時也為新加坡拍攝了許多廣告。她自英國修得心理學學位後，便一直待在廣告圈發展，持續了有25年之久。

而雅斯敏最為人所熟知和讚譽的，應是每年幫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Petronas）所拍攝的系列廣告。特別的是，這些廣告都沒有特別的形式或手法，且故事情節總是由許多社會中的禁忌話題（像是種族、習慣、社會問題）開場，但結局總能輕輕一拂，不只引人會心一笑，更點觸了許多人們內心的共通情感，並暗示著這便是問題的解決之道。

別了，再見Yasmin Ahmad

「It is as near to you as your life, but you can never wholly know it. 」─Ranbindranath Tagore

我在2007年的南方影展裡首次遇見馬來西亞女導演雅斯敏阿莫（Yasmin Ahmad）的電影《我愛單眼皮》（Sepet），影片的劇情很簡單，講述一個大馬女孩與華人男孩相戀卻受到種種阻撓的故事，而這些阻撓，不是物質也不是貧窮，而是來自於人們心底無形的執念，宗教、種族、階級以及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