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1年3月11日 星期五

生命裡的認同─《綠的海平線》

前言:
某天接到教科書出版社邀請,希望我能在課外的閱讀教材上,配合公民課本教材撰寫紀錄片的介紹文章,總共要合作10期,頻率是每個月出刊一次,限制是必須寫市面上能購買的到的紀錄片。我非常高興能有這樣的機會介紹紀錄片給更多人,特別是高中的師生,心中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任務。首期我撰寫紀錄片是《綠的海平線》,配合的是公民2第一章國家的形成與目的,本文刊於2011年「康熹公民報報第一期」。



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同時也是一個殖民社會。這塊小小的海島,在過去飽受不同民族與國家之間爭利奪權的紛擾。這些歷史事件使得這塊島嶼命運多舛,更對島嶼上的人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我們效忠哪一個政府?」、「我們是哪一國人?」、「我們為何而戰?」、「我們是誰?」諸如此類的問題,對於經歷過日治時代、日本投降、國民政府遷台…等等的人們來說特別敏感。因為在那樣的大歷史背景下,許多老百姓往往只是因為一種心情、一句口號、一份薪水,就將自己的性命和未來投入大歷史的洪流中,命運隨風飄盪,終其一生因為歷史的偶然,而對生命留下了難以抹滅的影響。

在過去(尤其是戒嚴時期),當碰觸到敏感的「國家」、「主權」、「認同」…等相關議題時,總因為政治上的禁忌和高壓,而被迫噤聲消音,因而也被稱為是「失語」的年代─我們無法談論自己的過去。然而,隨著政治解嚴、民主時代以及主體意識的抬頭,不管是在文學作品或藝術創作上,才有越來越多有心人嘗試去爬梳人們過去不同的歷史經驗。

對紀錄片來說,這更展現了其獨特的價值。許多勇於追尋歷史真相的作品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然而其中最精彩最優秀的,並不是企圖去挑戰大歷史事實的詮釋史觀或意識形態的作品;相反地,真正珍貴的,是從自己的家族出發,或是記錄大歷史下的小人物,去追探那存在於生命裡的歷史。

這些個人的故事看似與社會大眾無關,但每一則從獨特視角出發的個人歷史,代表的就是每一位常民的真實人生。在歷史的意義上,他們挑戰著過去那些經由「書寫權力」的選擇後所決定呈現的大歷史,卻也同時進行補充和組合,嘗試著在大歷史中騰出自己的位置並擁有自己的價值。

郭亮吟導演的《綠的海平線》正是這樣的例子。1999年時,郭亮吟記得小時候曾聽聞自己的阿公為了經營鋁鍋工廠而去購買廢棄的日本戰鬥機做為材料,再慢慢以人工方式將飛機上的鋁材料拆卸下來,鑄造成民生必需品。於是為了真正了解自己的家族史以及這段台灣歷史,她花了三年時間完成了紀錄短片《尋找1946消失的日本飛機 》。而在這段過程中,竟意外發現了一段與飛機有關的台灣歷史。

1943年,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被美軍強力轟炸,為了打造更強大的武力反擊,日本政府特別徵召了8千多名台灣少年前往日本海軍工廠生產軍用飛機。自此,這群少年離鄉背井,踏上生死未卜的未知旅程。日後,他們被稱為「台灣少年工」。

在影片中,現已八十歲高齡的少年們這麼回憶著當時離開家鄉的時刻:「船越開越遠,台灣島漸漸沒入水面下,將海平線染成一片綠色,此時才真正覺得家鄉已遠。」這就是《綠的海平線》片名的由來。

家鄉,指的是台灣這塊土地。當時由於是日本統治,在日本政府長年的規訓之下,許多在台灣土地上生活的人開始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台灣少年工就是在日本政府的宣傳口號下,為了打倒歐美強權,為了國家而戰,而被徵召加入軍隊保衛國家。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僅是為了養家活口,為了自己的前途,而自願投入軍旅生活。

這群年約15歲的少年工,在日本政府告知可以半工半讀的情況下,無論是被利誘、欺騙或是自願,皆踏上了離鄉的旅途,他們在神奈川的高座海軍工廠學習製作飛機的技藝。《綠的海平線》不只訪談了多位少年工,更穿插了許多珍貴的史料,包括書信、照片、影像以及當時的官方政宣影片(propaganda)。在黑白的宣傳影片中,少年們一絲不苟,一個個整齊一致的拿著鐵槌搥打著鐵片,發出「鏘」、「鏘」的同步敲打聲響;影片的旁白精神抖擻地說著:「如果你那麼怕打到自己的手指,你怎麼能夠打破羅斯福和邱吉爾的腦袋!」催促著少年工們的工作效率以及國家認同感。

【照片由吳春生先生提供】
1949年時,日本在戰事上節節敗退,最終投降。這群在後勤線上努力的台灣少年工,有些在戰爭期間因為美軍的轟炸而死亡,其餘的也被迫停止工作。在日本宣佈戰敗的那一刻,他們瞬間從戰敗的一方成為戰勝國,曾在工廠訓練這些少年的教官說:「當他們知道他們成為了戰勝國的那一刻起,沒有對我(日本籍教官)表達出不敬……,我們沒有談論到政治,反而很感謝我的照顧。」在身份上,也馬上從殖民國的次等公民,成為聯合國的子民,日本政府稱他們為「第三國人」,可以在中國、台灣、日本間做出去留的選擇。但曾對日本投以無限寄望的他們,又該何去何從?

有人因為情勢選擇繼續留在日本,為了生計和前途繼續打拼;有人則決定前往中國大陸,卻因為自身曾和日本關係過密,飽受文化大革命的折磨,更因為國語講得太好而被誤認是中國人,直到鬢髮斑白才有機會回到故鄉;而選擇回到台灣故鄉的人,卻因為台灣突然間由一個更為陌生的國民政府政權所統治,而被迫重新適應自己是中華民國的一份子,但也由於自身複雜的背景而不時成為情治機關嚴加看管觀察的對象,飽受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之苦。

每位少年工因為不同的選擇而展開了不同的際遇。但我們是誰?從哪裡來?卻成為他們生命中必須面對的新課題。人的命運因大時代而遷動,國家、身分、認同的印記在這些人身上不是被重複烙上,就是不知該烙在何處。

而難得的是,《綠的海平線》中的訪談並不僅僅以這些台灣少年工為唯一的對象,片中更出現了當時招募少年工的日本老師、訓練教官…等等,並讓不同立場的人以自己的語言(包括日語、客語、台語、國語)講述心情故事。換句話說,這使得《綠的海平線》有別於一般的口述歷史,「平反」或是「(悲慘)命運」也並非是影片中的唯一觀點。如此不急著下判斷,反而以和緩、寬大的態度,宛如珠串般,透過各種素材將這段被隱沒的歷史細細地編織起來,展現了作者的宏觀思考。也讓人能從這段沉重歷史中,明白台灣這塊島嶼的過去、現在、未來。

大部分的台灣少年工在戰後陸續返台,經歷戒嚴時期,最終在1988年成了第一屆「台灣留日高座聯誼會」,會員多達三千多人,也包含了不少日本人;2003年時,因為許多有心人士的奔走,日本政府也終於頒發遲來的畢業證書給少年工們,只是少年工們早已凋零了。



郭亮吟花了四年時間走訪各地、探尋史料,終於完成這部作品,影片的精緻和用心更不在話下。她曾這麼說道:「這部片拍的是一群被遺忘的人。而像這樣的故事主題,其實充斥在你我身邊──可能我們身邊每一個阿公阿嬤都有其動人深刻的生命史。」

這句話點明了個人史之於大歷史的獨特和珍貴。《綠的海平線》企圖還原歷史的過程,也因此成了一個與「權力」對話和抗爭的過程。因為追尋歷史,實際上就是挑戰歷史,挑戰權力。

在過去的經驗裡,當權者總透過各種外在的事物來形塑人民的「國家認同」。日治時代有天皇的玉音放送、宣傳影片,告訴人民你們是日本國的子民;國民政府時期則佈下天羅地網,在教育、媒體、娛樂、語言……等各種方面,強行灌輸意識形態,掌握了歷史的詮釋權,告知人們你們是中國人,要反共抗俄、反攻大陸;即便到了現代,不同政權也都嘗試著以各種方式去博取更多的認同。

然而,觀察這些宣傳事物,大多給予人民一種「虛構」的經驗,意即這並非是從真正的生活裡所能獲得的,與人民的真實生活有著極遙遠的距離。從《綠的海平線》裡這段鮮少人之的歷史,以及那些顛沛流離人們的故事中,其實隱隱暗示著─「真正的國家認同,必須源自於對自己土地的熱愛,以及對歷史的真實瞭解。」

同樣地,這是為什麼我們要多多涉略課外教材的原因,特別是紀錄片。不單單只是因為未來將是影像的年代,影音能帶給觀眾獨一無二的感受力;更因為紀錄片相較於一般媒體,總是更能長時間的、更帶觀點的、完整的去記錄事件的始末,並從那些被主流價值忽略的事物,從環繞在我們身邊的環境中,發掘出其獨特的視野和文化價值。看紀錄片事實上正是一種培養思辯和獨立思考能力的方式。

做為一個公民,在法律上對國家享有相對的義務和權利,但在行使權利與義務的行為時,其象徵意義其實考驗著我們如何理解自己與國家的關係和歷史,知道自己是誰,並能去追尋、理解自己在社會以及國家中的定位。如此一來,才能擁有獨立的思考判斷能力,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一個真正的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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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本片由「遠流智慧藏公司」出版!距離《綠的海平線》推出其實已經好幾年了,這篇文章算是遲交的影評吧!也證實了好的作品是經得起時間、時代的洗鍊的。

另外,郭亮吟導演的新作品《軍教男兒─台灣軍事教導團的故事》將與《綠的海平線》在2011年4月1號於「新生一號出口影展」放映,是為開幕片,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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