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TIDF由活動統籌吳凡策劃的「記錄X記憶：訪談（Documemory: Interview）」單元，企圖討論記錄片中「記憶」與「真實」的關係，該年的切入點為紀錄片中常見的創作手法——訪談。片單挑選了導演克勞德・朗茲曼的兩部作品，其一是被喻為影史最偉大的紀錄片《浩劫》（1985），以及續作《浩劫：未竟審判（The Last of the Unjust）》（2013）。
克勞德・朗茲曼出生於1925年，在一個東歐移民法國的猶太家庭裡長大，二次大戰期間積極參與地下抗德工作。他在1950年代與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與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成為戰友，並曾與西蒙波娃有過一段同居戀情。1986年起接任《現代》雜誌（Les Temps Modernes）總編輯，是重要的知識份子。他從1970年開始拍攝紀錄片，所有影片關注納粹大屠殺的真相與其對後世的影響。除了曾獲得法國政府頒發榮譽軍團勳章、柏林國際影展的榮譽金熊獎⋯⋯，其代表作《浩劫》更多次在各種國際票選中，寫入史上最偉大紀錄片之列。
這次，我受邀參加的DokuFest國際影展，全名為「DokuFest: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and Short Film Festival」，以紀錄片和短片放映為主，週邊還有多不可數的各種工作坊與各式活動。邁入第十六屆的DokuFest早已累積一定聲望，是歐洲南部的巴爾幹半島地區規模最大、最富盛名的國際影展。
開幕片選映導演Jahmil XT Qubeka的劇情片《性教慾》（Of Good Report），部分情節是少女學生與老師發生性關係。South Africa Film and Publication Broad（南非電影與出版局）從劇情簡介中得知該女學生年齡為16歲（未成年），以兒童不宜等理由禁止影片播映。影展單位一直到當天下午才知道，因此決定不先對外公佈，還是讓觀眾入場。
亞洲最具規模的釜山國際影展，2014年於「紀錄片廣角」單元選映了討論世越號沉船事件的紀錄片《潛水鐘》（Diving Bell ; The Truth Shall Not Sink with Sewol），引起政府和受難家屬的強烈反彈。在一面反對聲浪中，影展仍堅持放映，韓國文化部以影展單位無視政府規勸，強行上映為由，正式宣佈將中斷釜對影展的國家補助。
1978年，由IMPACT雜誌發起的第三屆的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國際交流會「關注人類（Human Looks at Human）」在巴黎龐畢度藝術中心舉辦；隔年（1979），龐畢度中心與幾個法國研究組織，共同創建了巴黎真實影展（Cinéma du Réel），並將其定位為關注人類學與社會學影片的範疇中，是歐洲歷史悠久的國際紀錄片影展之一，並在法語世界佔有一席之地。
依據過往經驗，曾入圍競賽的亞洲片可說是相當少數，今年亦不例外。在國際競賽中僅有日本舩橋淳導演的《能源之國Ⅱ》與中國導演宋占濤的《地下》（In the Underground）。首部競賽有日本片《The Cockpit》與多國合製（包含南韓、印尼、敘利亞等國）的《Fluid Boundaries》。入圍影片仍以歐洲片居多。在有限時間中縱觀上述四個競賽單元，以首部片與短片單元較為精彩，其他選片素質較四平八穩，大體而言，缺少令人驚艷的作品
短片競賽的首獎則由巴西片《The Party and the Barking》獲得，透過精細的編排，導演以實景拍攝翻閱一張一張的照片，並加以旁白敘述。旁白有時由導演自述，有時是照片中出現的朋友各自表述，或者互相對話。敘事軸線隨著照片內容轉動，一層疊著一層，像是照片版的年少時代，同時交錯這影像與聲音的過去與現在。這些照片包括了生活中相遇的小狗、朋友們狂歡時的合照，記憶一點一滴湧上心頭，但過去卻無法復返，現實也讓每個人的人生轉了方向。在短短的25分鐘裡，描述了生命中一個階段的結束。創新的手法與濃郁的情感，是此片獲獎的主因。
片單中大多為紀錄片，也有名導安哲羅普洛斯的早期作品《Athens, Return to the Acropolis》（1983），其中一部名為《Betty》（1979）的短片令人大開眼界，影片拍攝一為以性交易維生的變性人，在感情與個人困擾中度日，也補捉到變性手術後辛苦的一面，手法上揉合虛構與真實，頗具前衛精神，從中也可一窺當時希臘的社會風氣與性別／性向開放度。
此外，在影展之外，三月的巴黎也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紀錄片活動，像是舉辦了以色列紀錄片導演Avi Mograbi的專題，校園中的大小影展等等，這些活動都被整理在手冊中名為Off-site Screenings的頁面上，整合成一個更大規模的紀錄片活動。而最後一頁「會外片（Hors les Murs）」中則有著台灣紀錄片的消息。
德班國際影展原名為Durb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創立於1979年，是非洲規模最大的影展（非洲歷史最悠久的影展是布吉納法索的Panafrican Film and Television Festival of Ouagadougou，1969年創立，兩年舉辦一次）。
負責籌辦影展的，是Kwazulu-Natal大學的藝術中心（Centre of Creative Arts），他們每年有四個大型活動，除了德班影展外，還有詩歌節、衝浪影展與舞蹈節。也就是說，這個對外影展是由大學承辦的，學校除了負擔主要經費，政府的補助款也都會進到學校的帳戶專款專用（但影展卻是對外的，與學校關係不大）。
在影展手冊上，也特別說明了本屆關注的焦點，像是性別認同、美國獨立製作、當代歐洲、非洲焦點、僵屍祭典，但這些主題並非以獨立單元方式呈現，較像是從觀摩類中歸納出的特點。唯一例外的，是「The Films That Made Me」單元，邀請了南非導演Jahmil XT Qubeka，挑選出影響他最深的五部電影，分享給觀眾。
高齡95歲的曼德拉在這段期間多次傳出病危消息，而他對南非又是如此重要。螢幕上特別投影出曼德拉的照片，由主持人率領觀眾，在戲院內高唱生日快樂歌，為他祈福；接著邀請開幕片《Of Good Report》劇組上台致詞，當劇組說出「enjoy the film」後，燈光暗下，但隨即又亮起微微的燈，螢幕上投影著一張字卡，上面寫著「該片被審查拒絕了，無法合法播放！」
原來，這部黑色電影《Of Good Report》的故事是關於一個小鎮上發生的老師對學生的不尋常關係，其中有部分情節是「疑似」未成年少女與老師發生性關係，因此被 South Africa Film and Publication Broad以兒童不宜等理由禁止了。影展團隊當天下午才知道這個消息，決定不先對外公佈，還是讓觀眾入場。
緊接著頒獎典禮開始，現場還出動了吊車攝影，即時在現場轉播（只為了現場搭的小螢幕）。評審團輪流上台，總共頒出了21個獎項，最大獎最佳劇情片由原子溫的《希望之國》獲得，最佳紀錄片是《Far out isn’t Far Enough: The Tomi Ungerer Story》；最佳南非劇情片是《Durban Poison》，最佳南非紀錄片則是記錄南非街童的《Angels in Exile》。
在所有獎項中，有一個新增設的特別獎，名為「德班影展藝術勇氣獎（Durb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ward for Artistic Bravery）」，得獎者正是開幕片的導演Jahmil XT Qubeka。但他並未出席領獎（他只是拍他想拍的故事，並非刻意去挑戰尺度或制度，卻因影片被禁而獲獎）。
已經邁入第15屆的南非國際紀錄片影展，自1998年創辦，正式的名字是「Encounters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是非洲地區以紀錄片為主最大也最悠久的影展，本屆影展原本於6月6日至23日舉辦，但在籌備期時，因為預算不足（距離影展還有兩個月時，仍有約5萬美金的缺口），最終縮減了一個星期，改到6月16日閉幕。 影展分別在約翰尼斯堡與開普敦兩個城市同時舉辦，在開普敦主要分為兩個場地，一個是在V&A購物中心碼頭內的Nu Merto連鎖戲院，是間商業戲院，另一地點則是歷史悠久的Fugard劇院，是以劇場表演為主的場地，臨時搭建了投影設備；令人好奇的，在影展手冊及網站上，都只有寫上戲院的名稱，但沒有地址或地圖，或許這兩間戲院，在當地已是眾所皆知的地標。 節目片單 本屆影展的開幕片是南非導演Riaan Hendricks的《The Devil’s Lair》，這部片獲得IDFA（阿姆斯特丹影展）與加拿大Hot Docs影展的基金投資，是南非的年度大片。故事的地點發生在開普敦市郊的小鎮，這裡是全球槍擊率最高的地方，幫派械鬥時有所聞，導演以極貼近的距離，跟拍了三個月，拍攝了一位毒梟父親的生活，拍到了械鬥現場、毒品交易、注射毒品等等畫面，但影片中的絕大部分，卻聚焦在父親與家庭間的關係，尤其是對女兒和妻子的愛，讓這部影片有了豐富的人性層次，也屢屢獲得國際影展的邀約。 除此之外，影展共播出約40部片，主要分為四個節目，分別是以非洲影片為主的South Africa/AFRICA，國際競賽為主的International Films，關懷女性的Women Direct，以及Why Poverty單元，包含了兩部長片與系列短片；活動類則是半島電視台協辦的攝影展，以及創投論壇與和IDFA合作的大師班，主要標語是「解放你籌資的潛力！」，雖然其規模不大，但可看出該影展對於國際合製的推動。 而與一般影展不同的是，這個影展只有在晚上才有放映，一天僅放映兩場，且是兩個場地同時放映；由於我抵達南非時，已是6月12日，影展的黃金週末已經過去，所能參與的部分不多，分析其片單，除了非洲片為大宗外，其餘皆來自美國、英國與歐洲，其中更以英美為大宗，像是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入圍的《Gatekeeper》與《How to Survive a Plague》以及日舞影展評審團大獎的《凡爾賽女皇》（The Queen of Versailles），亞洲片則是缺席的。 希望世代 在少數參與的幾場放映中，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由五位南非青年（皆在25歲以下）的作品集結而成的Big Fish Shorts短片集，故事的題材分別是一、拍攝自己幫傭世家的阿姨和媽媽；二、班上的貧民窟同學在火車上講笑話賺取小費；三、堅持用南非原住民語寫作的青年作家；四、拍女游泳選手因被家庭暴力傷害被迫放棄的故事；五、曾經失落，但重新回歸傳統舞蹈與祭典，並從中復興和以此為生的原住民部落。 我非常驚訝於，無論從什麼角度出發，都可以看出他們對社會的關懷，且觀點上是新穎另類的，一點也不八股，影像敘事上雖然有點青澀，但仍展露出難得的活力。記得映後有觀眾提了一個問題：「對你們這個未來可能成為專業拍片者的世代而言，拿起攝影機對社會和南非的責任是什麼？」 只見台上的年輕導演堅定地說：「南非過去有很多事情慢慢被揭露，但還有很多是我們不知道的，作為拍片者，就是要去講述更多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這是我們的責任。」 多麼沉重的問題，可是卻帶出了充滿氣魄的回答。 當我與策展人Lesedi Oluko Moche進行訪談時，我說自己很欣賞這群年輕人的氣度和作品，她也覺得真的令人眼睛一亮，值得讚賞。接著我順勢向她詢問影展的運作、節目安排、困難等等問題。 貧窮線以下 Encounters影展的組織，本身是個NGO，影展的經費來自於募款及贊助，而絕大部分的預算則來自於南非管理電影的官方組織NFVF（即National Film and Video Foundation），影展必須遞案申請補助。礙於預算的不足，影展平時只有三位專職人員，而影展的年度預算，約在150萬至180萬台幣左右，相當吃緊。
今年是Lesedi首次擔任策展人，過去她的工作是電台主持人，也曾在美國住過一段時間。她提到在國際競賽徵件部分，約有300多部作品投件，但其中亞洲片少之又少，或許是因為文化差距甚大；而安排與女性、貧窮相關的單元，甚至在影展片頭安排了反對家暴的短片，主要是因為在南非，男女的地位很不平等，社會上常有家庭暴力、女性被虐待等新聞，因此希望喚起大眾的注意。在非影展期間，他們也會帶著影片到校園、社團、戲院進行推廣。 因此，與社會大眾對話是重要的，這也成了Encounters影展的挑選影片的重要考量，片單中的多數影片，皆以人權、性別、歷史、正義等社會議題為主。 Lesedi也提到，若放映場次在白天，大家都在工作，在南非幾乎不會有人來看，而影展是為他們而舉辦的，在晚上放映的意義較大，而南非是一個大多數人，都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國家，影展不應高高在上，紀錄片如何與人民產生意義，是他們正在努力做的事情。確實，以自己參與幾場的例子來看，每場皆有七成以上的觀眾（影廳約可容納120人），較熱門的影片也銷售一空，規模雖不大，但仍有熱度。 相遇的意義 進場看電影時，工作人員會發給每位觀眾一張票選單，共有五種喜好選擇，可依據喜愛這部電影的程度投票。最終，影展統計票選單，頒發出兩個獎項（皆沒有獎金），非洲影片首獎由講述猶太人離散故事的《The Village Under The Forest》獲得，而國際影片首獎，則是記錄行為藝術教母Marina Abramovic的《凝視瑪莉娜》（Marina Abramovic: The Artist Is Present）。 綜觀Encounters影展，並非像歐美或亞洲的大型影展那樣，各個環節都面面俱到，相反地，其規模仍小，就紀錄片而言，南非大環境仍有許多待開拓的空間，該影展也必須更努力琢磨出自己的特色。 但對我而言，這個小影展的意義，不在於組織執行或美學品味有多麼順暢或獨特，反而是影展的細節、安排、片單，成為了理解南非時很有意思的文化觀察。 訪談的最後，我問Lesedi，為何取名「相遇」，與紀錄片影展的關係是什麼？ 她說：「從個人觀點來說，來看紀錄片，就會在紀錄片裡相遇，思想有了互動；因為電影，我們也有機會在現實世界裡相遇，就像我跟你坐在這裡聊天一樣。」 我也相信，意義會在相遇時產生。 --
-- Statement of being Chinese Documentary Festival first round jury It is my fortune to be on the first round of jury selection of the documentary shorts this year. I saw many shorts from Taiwa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and discovere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from each region. Mainland Chinese directors often describ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social problems. However, other than emphasising the respective themes of their works, many directors deliberately accompany their films with emotive music, inevitably arousing audience’s suspicion on the films’ general mentality and point of view. Comparatively, Nature’s Kid, which delineates the lives of the children living Buddhas in Tibet, is more sincere and down-to-earth. It allows people to see the preciousness of childhood naivete and religiosity. The film Little Proletarian looks at a group of rowdy youngsters, and is made almost entirely with an observational approach. Through the indeliberate lens, the film has revealed the gaps across generations, concretely and intricately presenting the many current problems of China. Hong Kong shorts focus on the issue of recognising its identity and its nation state. I was most enchanted by Tsang Tsui Shan’s Summer Rain. Unlike the usual documentaries, Summer Rain does not strictly record actuality,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need to be narrated chronologically, but is unfolded by the director’s personal sentiments inspired by her solitary stay in a foreign country. There are playacting, interviews and confessions. The various forms of presentation within the film have struck an appropriate balance, and can enable a discussion of where the “self” belongs to. In the Taiwanese category, ShenKo-shang’s A Rolling Stone has virtually entered into a family with an autistic adult son. Through eyes that are almost cold, we see the helplessness and madness of a father; Lin Ying-tso’s Stray Dog depicts a middle-aged man who is immersed in local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work. Through the director’s refined portrayal, the dignity and the soul of the character has become infinitely moving, light and tasteful. Although there are quite a few outstanding works mentioned ab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is year’s submitted films is still merely fair. The films’ perspectives and forms are too conformed. Although documentary’s foremost concern is to document reality, but on the other hand, how the director treats reality and reveals the story are equally important. My thoughts as a jury member this time is also what a viewer is hoping for.
寫在前面：這是我受國藝會所補助之個人研究計畫「制度組織、執行運作、文化精神：亞洲紀錄片影展研究（2011－2012）」的部分內容。山形影展的經驗對我來說有很大的啟發，該展自1989年成立，兩年舉辦一次，是亞洲最重要、規模最大的紀錄片影展，在2007年經歷由政府主辦改為獨立單位自辦（轉型為「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 NPO）」），對影展也開始有了不同的思考。
1998年，在眾多紀錄片有心人的努力下，台灣誕生了第一個紀錄片影展，隸屬於當時的文建會，取名為「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每兩年（偶數年）舉辦一次，有意識地與單數年舉辦的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錯開，期待能有互補作用。首屆影展主題訂為「回歸亞洲」，希望找出台灣在亞洲的文化位置；在經歷過許多風雨後，紀錄片雙年展在2006年正式從台北遷移到位於台中的國立台灣美術館舉辦，也將雙年展納入國美館的業務當中，當年的館長提到一個新的願景：「打造一座亞洲紀錄片中心！」
國際競賽首獎，最終由厄瓜多紀錄片《心繫洋波湖》（With My Heart in Yambo, 2011）獲得，影片以第一人稱敘事展開，講述自己的兩位長兄在青少年時期莫名失蹤，種種證據指向政府是最大的嫌疑犯，全家因此投入抗爭伸冤幾十年、堅持公平正義的過程。故事兼具感性與批判，亦沒有停留在悲情訴求，反而以更廣遠的格局來看待事件，因而描繪出了國家、社會、歷史、個人的模樣。許多觀眾看完此片自發性的起立鼓掌，因為片中故事就像是台灣的社會現況與歷史冤案，諸如林家血案、陳文成命案、江國慶案等等的翻版，讓人心有戚戚焉。
國際短片首獎頒給了荷蘭片《我可能是，或已經是》（People I could Have Been and Maybe Am, 2010），這部片一推出即入圍多個國際影展，導演全片以手機拍攝，闖入一位遊民的生活，也與一位異國女子邂逅，將自己毫無保留浸泡在陌生世界裡的結果，竟反映出人生的況味；亞洲獎首獎得主則是印度片《老房子的聲音》（The Sound of Old Rooms, 2011）；唯觀眾票選獎的票選方式頗有爭議，此屆改為由觀眾自行到服務台領取票選單填寫，而非將選單發給該片的入場觀眾，不免令人質疑，有效票的資格、數量以及最終結果（其他獎項請參考官網）。
影展日報若能在此時是刊載深度評論或訪談，應可補足此缺憾，但日報上盡是如同宣傳稿的新聞及活動描述，在「介紹貴賓」的版面上則寫著：「認識影展貴賓／Smile When You See Me。紀錄片雙年展舉辦期間，將有多位國內外影人來到台中，這些影人都大有來頭，無論是在放映場地或路上遇到他們，請記得用微笑問候，讓他們感受台灣獨有的溫暖人情。」
值得慶幸的是，國際競賽的最終結果，奪得1千5百萬韓圜（約40萬新台幣）白鵝獎的是越南紀錄片《With or Without Me》，影片深刻記錄了在越南西北方村落，因歷史與衛生因素而患有愛滋病的人們，如何在死亡與生存間徘徊，導演的細膩觀察，使得影片跳脫出一般拍攝類似題材所強調的悲苦，並透過他們的生活，看見了人與人之間的愛情與親情，動人而真摯，樸實且深情。在這麼樣一個充斥商業氣息、模仿世界一級影展排場的影展中，總算還有一個令人安慰的句點。
原文寫於2018年7月20日，刊於「報導者」
2010年起，北京獨立影像展開始被中國官方「關切」。公安各種找碴的行為越演越烈。2014年甚至引發暴力衝突，公安翻牆進入栗憲廷電影基金辦公室，強行帶走了辦公室內的電腦、紙本資料，以及10年來，影展所收藏的中國獨立電影影片與書籍，並將栗憲廷與藝術總監王宏偉帶上警車。
而或許我們可以將Cinéma du Réel視為「關於『真實』的電影」來理解，意是能觸及或呈現真實的電影，更強調真實作為一種電影概念，以及作品用何種方式與素材呈現真實，而非去框架電影的類型（在這個前提下，也可以說紀錄片比劇情片更容易接近真實）。
若說競賽單元著重的是新片，那麼觀摩單元則聚焦在老片上。真實影展透過現代觀點，賦予這些影片新的意義，讓彼此能夠對話，並完成「策劃」的目的。
除了參與論壇外，我與幾位導演碰面深聊，希望明白影展對他們的影響，也找了時間重訪過去影展的舉辦地點現象藝術中心。在中心佈告牆上，仍貼著自2003年起影展的風光照片，上面沾黏厚厚的灰塵，如今中心卻已停業多時如同廢墟，並將在今年年底前完全關閉。短短十年，中國的獨立影展幾乎由生至死，其遭遇與命運令人悲傷無語。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試著在2014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推出「敬！CHINA獨立紀錄片焦點」單元，與四大影展合作，選映了20部中國獨立紀錄片。我們認為，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是有機會成為一個織連起華語獨立紀錄片社群的平台，推促相互支持與砥礪的力量。
這些累積的資料，提示了在有悠久歷史與常態組織的情況下，德班影展已成為凝聚一個國家電影工作者向心力的重要活動，也已成為南非電影的集散地，多數國際影展工作者來此，都是為了尋找更多的非洲影片，這是德班影展佔有的優勢。
7月18日是德班影展的開幕，影展貼心地在影廳外安排了免費的爆米花與可樂，讓入場的人可以人手一包；等待觀眾都就定位後，開幕典禮正式展開。較特別的是，這一天也是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的生日。
隔天，媒體也有諸多報導，但有關當局仍無回應，影展其他節目照常播映；兩三天過後，又傳來另一部片被禁演的消息，是英國導演Michael Winterbottom的《The Look of Love》，這部片描述英國情色大亨Paul Raymond，因大量裸露鏡頭而再次被禁。
在這趟小巡禮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名為「森林之歌」的大型裝置藝術。它的外型如蛋，有一條長長的俑道可裡外互通，材質是由黃藤編織而成，月光可從交叉織狀的空隙透入。走入步道彷彿置身森林中，既有一種原始感，也有一種未來感。這是在地藝術家王文志的作品，也因為其隱喻了阿里山林業及鐵路的的盛衰，成為嘉義的新地標。
我非常驚訝於，無論從什麼角度出發，都可以看出他們對社會的關懷，且觀點上是新穎另類的，一點也不八股，影像敘事上雖然有點青澀，但仍展露出難得的活力。記得映後有觀眾提了一個問題：「對你們這個未來可能成為專業拍片者的世代而言，拿起攝影機對社會和南非的責任是什麼？」
綜觀Encounters影展，並非像歐美或亞洲的大型影展那樣，各個環節都面面俱到，相反地，其規模仍小，就紀錄片而言，南非大環境仍有許多待開拓的空間，該影展也必須更努力琢磨出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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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想想，紀錄片雙年展在台中的耕耘已是第八年，培養出穩定的觀影人口，平均每屆觀影人次約在兩萬五千左右，這不僅說明了在同一時間地點「持續舉辦」的重要性，這些觀影人口同時也是影展得以往專業推進、向前發展的重要基礎，因而能否創造出各種場域，讓參與其中的人可以深入交流，是很值得期待的；同時，日報除了在第一期介紹開幕片「大台中紀事4」的導演們外，相對於國外導演的曝光程度，台灣導演的能見度十分有限，也有人不滿雙年展給外賓的條件遠比台灣影人優渥太多。換句話說，許多細節上的做法，隱隱透露一種失衡狀態：在強調普及好看，在意外賓及形象的同時，是否忽略了經營深度，耕耘本土的重要？.jpg)
本屆影展選映了來自37個國家的115部影片，共有12個單元，最多同時在8個廳同時放映，周邊還有各式琳琅滿目的活動（歌唱表演、辣妹勁舞表演、攝影展、花坦克大遊行、互動遊戲等等）。然而，電影的場次之間，都間隔約一小時以上，空檔期間只能逛街別無他事；專業的論壇觀眾也不如預期，每場僅約二、三十人，至少三分之一以上都是志工；數量驚人的年輕志工身穿紫色polo杉制服、橘色的風衣外套，配戴著影展訂製的腰包，他們一群群無所事事地，緊盯著手機螢幕在工作崗位上打發時間。
正如此次擔任評審的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東京事務局局長藤岡朝子（Fuji Asako）在頒獎典禮致詞所說：「紀錄片讓我們看見世界，是與那些資本主義化的、看似國際化的事物相抗衡，與真實的世界相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