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2年12月29日 星期六

從金馬獎談起:2012台灣紀錄片思索

《時間之旅》
對台灣紀錄片而言,每年都有幾個值得注意的面向,像是突出作品、政策問題、產業現況、影展獎項等等。而今年(2012)最令大家議論紛紛的,莫過於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頒獎結果,在破天荒有四部紀錄片入圍的情況下,得獎呼聲較高,受到許多觀眾喜愛的台灣片《牽阮的手》、《麵包情人》、《時間之旅》皆鎩羽而歸 ,反而由加拿大華裔導演張僑勇的作品《千錘百鍊》(China Heavy Weight)獲獎,他的舊作《沿江而上》(Up the Yangtze)在2008年時也曾獲同一獎項。

這麼多年來,金馬獎中的紀錄片與創作短片獎項,大多由台灣影片獲獎,但此次最佳創作短片頒給了中國影片《拾荒少年》,最佳紀錄片《千錘百鍊》則是由加拿大的Eyesteel Films與中國的中視遠方(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製作,對台灣電影/紀錄片而言,此現象或許可視為一種警訊,當中也有多值得討論的問題。

回顧台灣紀錄片的歷史,從八0年代以來,紀錄片便與社會快速變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最聞名的就是以記錄社會運動現場,想要破政治禁忌與言論封鎖的反對派媒體「綠色小組」,他們所拍攝的紀錄影片具有強烈的「工具性」,以扳倒威權為唯一訴求,對台灣民主與社會影響甚鉅;而在進入九0年代時,亦有更多人投入紀錄片的拍攝,最著名的作品當屬以王小棣為首的「百工圖」系列,以及吳乙峰和全景映像工作室的「人間燈火」系列、《月亮的小孩》等作品,之後也鼓勵了更多人拿起攝影機拍攝紀錄片及身邊的故事。

大體來說,這些影片的主題包括了社會運動、常民百姓、弱勢者等等,仍是與政治氛圍與社會環境所相對應的。或許可以這麼說,這些重要作品的起始點,都是站在與威權與社會主流價值的對立面,為了「反對」什麼,或為了「扭轉」什麼而拍的,也有不少台灣紀錄片導演曾表示,紀錄片應該拍攝那些被主流社會所忽略的,應該關注社會議題、公平正義等等問題。

這份思索,套用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演說(2009)中所說的:「若要在高聳的堅牆與以卵擊石的雞蛋之間作選擇,我永遠會選擇站在雞蛋那一邊。是的。不管那高牆多麼的正當,那雞蛋多麼的咎由自取,我總是會站在雞蛋那一邊。(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 Yes, no matter how right the wall may be and how wrong the egg, I will stand with the egg.)」

他所說的高牆,指是正是「體制」,而雞蛋則是擁有個別性的「人」。

換句話說,站在強權強勢的對立面,意即帶有「反」的意識,應是台灣紀錄片中很重要的主張,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影片是具有「獨立觀點」的。在台灣紀錄片多年來的累積與發展下,這也逐漸成為台灣紀錄片中一種難以忽視的「慣性/傳統」。但隨著民主發展的程度越高,這股「反」的意識有時候很容易會變成「為反而反」,在論述上取得一種正當性,卻失去了獨立性,掉入邏輯陷阱而成為一種當代的政治正確,彷彿只要擁有反對者姿態,一切就顯得如此理所當然。(這或許可以說明,縱然這幾年從上到下,從官方到民間,台灣都有非常大量的紀錄片願意關注土地爭議、弱勢族群、社會運動,但真正傑出的作品卻仍不多。)



以今年金馬獎入圍的作品為例,李靖惠的《麵包情人》在文宣上強調:「台灣影史空前紀錄,歷經十三年製作…亦是台灣首部深入安養院製作外籍看護工與老人之紀錄片。」到底這是不是台灣第一部此類議題影片令人存疑,因為像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八東病房》(2006)便已是同一題材,而十三年的跨時拍攝,是否能產生內容厚度,也應該由影片表現來判斷呈現,而非只是文字說明。

《麵包情人》毋庸置疑是部感人的影片,也是站在弱勢者的立場所拍攝的,片中的動人時刻多不可數,大多都是外籍勞動者強調離鄉背井的心酸,以及對家鄉與親人的思慕之情,但那些在台灣所遭遇的不平等待遇,以及非人性的勞動條件卻極少被提及;令人玩味的是,導演李靖惠正是因為自己的外公外婆入院,而結識了這群照顧他們的外籍看護,但可惜的也正是導演沒有好好利用這份「個人性」去滲入題材,挖掘出潛藏當中的幽微人性。《麵包情人》雖然感性好看,可是觀點與立場仍是相對保守的(尤其是與《八東病房》相比)。

而顏蘭權、莊益增拍攝六年的《牽阮的手》,講述田氏夫妻如何以生命走過台灣民主運動的歷程,片中涵蓋了檔案影像(archive footage)、動畫、口述歷史、少數跟拍畫面,並且重頭到尾鋪滿了各種音樂。片中所提到的,包括了二二八、白色恐怖、各種社會運動、林宅血案…等等重要歷史事件,是台灣瘖啞和難被接受的歷史,是台灣爭取民主自由路上的斑斑血淚。但影片同樣是以感性為訴求,特別是主角田媽媽是那麼擅於演說,如何能保留出一段追探主角深層想法機會的距離,不只是讓影片成為一種宣傳與讚頌,也要能從現代反顧過去歷史(畢竟距離解嚴已有25年了),跳脫出悲憤情緒中,找出新的觀點,反而成為該片能否擁有歷史高度和獨立觀點很重要的關鍵。

另外,周東彥拍攝藝術家黃明正的《時間之旅》,主要跟拍了黃明正希望透過街頭賣藝或巡迴演出的方式環遊世界的「Momento Trip 時間之旅」藝術計畫,首站選定的就是「台灣」。影片於是跟拍了環島的過程,訪談了許多幕後工作同伴,強調著夢想的旅程以及路上許多的人事物風景。片中有極大的篇幅圍繞在主角身上,但他鮮少與人談話溝通,背後支撐藝術家走下去的力量究竟是什麼?是什麼讓他願意忍受孤獨和苦痛,影片似乎無力深探……

上述評論,雖是以較嚴厲的角度出發,但再看看《千錘百鍊》,這個以中國拳擊手為題材的故事,花了五年時間跟拍,同樣觸及了政治面(1953年毛澤東禁止了拳擊這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運動,在1983年解禁),兩位年輕人希望投入拳擊運動能給自己帶來新的未來,原本應該是一則動人勵志故事,卻因人心慾望與家庭條件,走向了不如意的現實。故事到此都還可預料,但驚人的是,片中擔任教練的半退休拳手卻仍想重返拳壇,重返賽場的結果竟卻被對手痛擊倒地,提早投降,自此這個故事與激勵人心不再相關,反而成為一齣極度不堪的失敗者之歌。這份轉折,說明了導演是有觀點、意願和能力去處理這個「反/負面」題材,從中掏出人性的複雜面和限度,影片也因而產生對比和辯證。

固然從客觀條件上看,《千錘百鍊》的製作預算約八十三萬美金,這是台灣紀錄片的數倍以上,但大型製作未必與獨立觀點、美學嘗試是對立或有所衝突的,近年國際上許多知名影片,如《烹煮歷史》(Cooking History, 2009)、《核你到永遠》(Into Eternity, 2010)等等例子,也說明了這兩點甚至是相輔相成的。

再舉個例子,華天灝導演的《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在院線市場上雖創下三千萬紀錄片票房紀錄,姑且不論片中的技術問題(如影像大量失焦),以內容而言,高齡八十的長者們騎機車環島逐夢,其類似路徑有跡可循,特別是在紀錄片上,近年已有《飛行少年》(2008)、《帶著夢想去旅行》(2010)、《青春啦啦隊》(2010)等影片,而且彼此間除了題材上稍有差異外,手法與主軸皆很相似。值得思考的是,若影片質量沒有向上提升,那麼該如何定義票房紀錄的意義?



在《不老騎士》中,或許更值得追探的核心問題是,何以這群老人們要冒著危險,以「非常態行為」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只是導演似乎無意去談論相關問題,整部影片較像是一種側拍紀錄,應有的探究精神在驚人行為與勵志情懷之中被淹沒了,因而只能簡單化的以「環島成功」來迴避一切。令人不禁擔憂的是,當我們越習慣以「結果論」去談論事情,「實踐夢想」恐怕也將成為越來越單一的簡廉價值。

綜論上述,所謂「反的意識」做為紀錄片的立場是淺而易見的,在《麵包情人》是外籍勞工,在《牽阮的手》是被忽略的民主發展史,在《時間之旅》是孤單奮力的藝術家,在《千錘百鍊》是逐夢的小人物們,在《不老騎士》則是古稀之齡的長者。廣泛而論,這甚至成為一種濫情的「關懷」,但在這個「反」的層次上,我們究竟有沒有能力,願不願意去探索當中更複雜更核心的面向,不只是停留在粗淺的表面,不只是走煽情感性路線,而能真正扎實地去論理,用影像語言去展開論述,是嚴肅的而非只有言情的,深切且有勇氣地反省自己。這部分關乎的是創作的核心,究竟何謂進步的「獨立精神」?

選擇了雞蛋一方的村上春樹在同一場演說中也提到了小說家的責任:「故事的目的是在警醒世人,將一道光束照在體系上,避免它將我們的靈魂吞沒,剝奪靈魂的意義。我深信小說家就該揭露每個靈魂的獨特性,藉由故事來釐清它。(The purpose of a story is to sound an alarm, to keep a light trained on The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tangling our souls in its web and demeaning them. I fully believe it is the novelist's job to keep trying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each individual soul by writing stories .)」

「反對的發聲」的確曾經是台灣紀錄片很重要的傳統,也是其擁有動人力量的特色。但當絕對的威權在形式上漸漸消解,台灣在民主發展的路上緩慢前進至今,紀錄片接踵而來的考驗,應是如何擺脫觀點上的慣性,不應僅僅簡單地依附於單一的巨大幽靈身上,不能依舊滿足於自己「反對的姿態」,而必須延伸出屬於自己的獨立觀點,去挑戰與面對一切看似理所當然的事件。即使選擇站在雞蛋的這一邊,仍不能安逸於講述一種單一的價值。

特別是關於當代的台灣紀錄片,我所期待的是,當站在雞蛋這一方的態勢已很明確,無論是針對高牆或者是雞蛋,都應能將過去生猛強韌的反對力道,轉化為戳破偽善與鄉愿、探索靈魂與人性的扎實能量,如此才能帶領觀眾走的更深更遠。這樣的期許或許標準過高、異常嚴苛,但也正是我從近幾年台灣紀錄片發展中看見的瓶頸與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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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國家電影資料館電子報20121229

林木材,本名林琮昱,南藝大音像管理所碩士,從事紀錄片評論、推廣、策展等相關工作,文章散見網路與報章,曾走訪過多個國際紀錄片影展,目前為紀工報主編、紀錄片工會常務理事、Taiwan Docs紀錄片資料庫編輯,著有《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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