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與朋友相約總統戲院，望著滿滿人潮真是開心，一方面卻不知該怎麼適應戲院爆滿的氣氛，有著一些些內心的矛盾。開場不久，看著三兩遲到約２０分鐘才進場的觀眾，又聽著後面有點規律的輕輕打鼾聲，原本被自我意念所幻置的漆黑戲院，煞那間卻像是不知誰狠心惡作劇的打開所有的光燈，然後再大聲呼喚那個獨自留在幻境的我，彷彿說著：「醒醒吧！這就是現實」，重重的訓了我一頓。我低著頭，默默無語，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紀錄片上院線，最大的用意與成效，無疑是讓更多人得以觀賞，打開一扇接觸紀錄片的門路，但是開門之後呢？觀者的獨特經驗與詮釋卻是不可經由任何人掌握的。《生命》的作者吳乙峰常說：「一個社會的進步與否，往往取決於多數人看待少數人的態度。」而延伸來看，這個觀看對待的態度，在紀錄片長期屬於小眾卻突然躍昇上院線放映時，就如同進入戲院觀賞的所有人在觀賞影片時所抱持的方式與態度。
在電影專門的術語中，有個「景框」（frame）。「景框」是影片拍攝時，透過攝影機所看到（錄製）的畫面，於是當觀眾選擇去戲院觀看，就等同透過雙眼與耳朵，伴隨影片作者所取决的畫面與聲音，將漆黑的戲院幻化成為影片中的當下現場，一會隨著主角的眼淚而悲傷，一會隨著片中的言語舉止而憤怒，展開一段近乎搭乘雲霄飛車才可能體會到的情緒高低起伏，百般種種的情緒，都在漆黑的戲院裡，再次體會溫習。
然而，當觀賞影片後的觀感，與我們所透過任何言論文章中所提到的達到同等觀感時，而影片中所蘊含的內容，也將有極大可能偏向總是被多數人或專家學者提及的（譬如感動、好看），日趨一致化的言論影響著群眾進入戲院的預期心理，微小雜弱的聲音日漸被邊緣化，主流的觀感言論吞噬了他者的聲音，而作品（影片）中可能經由不同觀者所賦予的無限意義，假使被淹沒在潮流與具傳播力的言論浪潮下，實在是一大憾事。
「全景映像季」的票房目前長紅（嚴格來說應該是《生命》長紅，放映場次也較多），似乎達到了票房上「成功」的定義，但是回顧當時的較個人式宣傳策略（網路寫手與大話新聞），卻總離不開「流淚」、「感動」等幾近掛上悲情的招牌，而在台灣電影一片低落，又長期淪陷在外來影視（韓劇、日劇、好萊塢）下，日漸趨於「消費」導向的情形也相形嚴重，宣稱紀錄台灣人故事的全景映像季，在這樣的操作下，勢必或多或少會引導著觀眾的心理。這次全景將一系列的紀錄片大膽推上院線放映，不只考驗著全景本身，更是挑戰著台灣長期積習已久的觀影文化，也彷彿提問觀眾：『是不是能夠能扳開、突破經由潮流言論與影片作者所製造的「景框」，自我開啟看見一個更寬、更廣、包含了全部全部宜人的宏遠景致。』
(此文寫於2004-10-08 刊於《紀錄片映像報》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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