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台灣》，見與不見

《看見台灣》是台灣紀錄片中少見的異數，一來是其製作規模與預算，九千萬台幣的預算已可比擬國際上大型的生態或環境紀錄片，二來其採取「全片空拍」的模式，究竟該如何展開電影敘事，成為眾人好奇的焦點，畢竟，空拍景象之浩瀚壯麗，已可從導演齊柏林的平面攝影集中略窺一二。

《看見台灣》的開場，即讓觀眾以一種前所未見的高度與角度，從高空中俯瞰台灣這座島嶼。無論是山谷、森林、河流、海洋，從高空向下望去，大自然確實有著無與倫比、震撼人心的美麗；接著影片開始標註地名，給予難以辨認的地域一個個確切的名字，讓觀眾得以認知該地景。然後，旁白出現了：「不要懷疑，這就是台灣。如果你沒有看過，是因為你站得不夠高！」

對台灣觀眾來說，這旁白再熟悉不過，是吳念真的聲音。但比起清楚的地景標示，片中並沒有清楚說明這位旁白者是誰，其說話方式也不是「第一人稱」，而是以「第三人稱」的口吻展開。

也就是說，吳念真在片中代表的並不是「我（個人）」，其個人性被抹除後，反而讓影片旁白的使用，更接近許多宣傳片慣用的「上帝之音（voice of God）」手法，即從畫面之外傳來（不知是誰，與畫面也無關），帶有權威感的解釋性旁白，再加上《看見台灣》空拍的特殊角度，影片漸漸營造出一種「全知觀點」，亦回應了「站得不夠高」這樣的說法。（但誰有能力能夠站那麼高？站這麼高的意義為何？）

而《看見台灣》的結構，可簡單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看見島嶼的美麗，再來呈現傷痕與問題，最終則提供一個解答或看法。

美麗，指的是台灣的山林與自然之美；問題與傷痕，是過度開發、盜採砂石、水土問題、地層下陷、工業汙染等等；解答或看法，是片中提到的兩位有機農家，洪箱與賴青松，他們以自然農法耕種，善待自然。片尾則安排了原住民小朋友登上玉山山頂唱「拍手歌」，他們還拿出了中華民國國旗對著鏡頭揮舞。

這套敘事方法，在看見「壯觀的美麗」時，可以選擇感性的讚嘆，就像是抒情散文般，讓人感同身受；可是在呈現問題與衝突時，其旁白解釋／解說所給出的答案，某種程度上卻阻斷了觀眾的思考，削弱了影片的想像空間，變相地不希望觀眾知道，不鼓勵思考，完全體現了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tang）曾說過的：「你說得越多，我知道的越少。」

換句話說，當論述邏輯被去政治化後，片中每每陳述問題時，其答案都回到一種反諸個人的的道德勸說，在意小奸小惡，卻沒有大是大非，如同旁白所說：「在每次災難後，人們怨天、怨地、怨政府，那自己呢？」，「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共識的問題」，「環保問題與經濟發展是永遠的矛盾對立與無解。」

只是，底層的人們何辜？片中將環境禍端直指養殖漁民、彎腰農民、盜採砂石業者等等，但到底是誰默許縱容？誰的政策失當？那些對國土規劃、對環境保護、對不法情事最該負責的規劃者、管理者、決策者、權力者，在這樣的「選擇」下，在所有問題都被簡化成每個人的問題與無解的情境下，真正造成問題的原兇們，在片中也就安全隱身了。

當然，對紀錄片／電影而言，「看見」肯定是重要的，齊柏林所採取的「看見」，亦帶有一種眼見為憑的直接意義。《看見台灣》中帶領觀眾看見的，大多的是一種現象或表面結果，但任何狀態都不是一天或一人造成的，特別是環境災害與汙染。當意識到問題後，導演如何「行動」，採取什麼作為，提供什麼樣的檢視角度，其實正是紀錄片中最珍貴的片刻。

可惜的是，《看見台灣》的攝影機始終停留在空中，看似提出問題，但無力也無欲探索，過於簡單的衝突論和答案，無法推展論述的深度。濫情的關懷，最終目的只是教導我們記得去愛。

因此，《看見台灣》中最弔詭的是，影片大量地利用各種影音手法，越要強調「看見」的同時，當看見與聽見的越多，其實也就凸顯了更多「沒看見／看不見／視而不見」的真實，就像是政策失當、官商勾結、環境法律…等等結構性問題；而這些真實，雖然無法直接看見／不容易看見，但相較之下，卻來得更貼近現實，因為這些「無所不見」的權力運作，才是深深影響著台灣這座島嶼的核心。

從這個取向上看，片中「看見」的意義顯得虛妄，或許，「看不見」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這對抱著對台灣的愛而拍攝、標榜「看見」的《看見台灣》來說，無疑是一大諷刺。

而關於「看見／看不見」的思考，則讓人聯想起日本導演藤原敏史的紀錄片《無人地帶》（2012）與藝術家姚瑞中與LSD一起進行的「海市蜃樓（蚊子館）」系列作品。

 

《無人地帶》拍攝福島核災後核電廠周圍20公里的禁止進入區，片中不停地反思與質疑影像「眼見為憑」的意義，旁白說到：「沒被影像記錄下來的事就不存在，但就算被記錄下來後，這些影像又能代表什麼？」尤其，不只因為輻射是看不見的，災難是可以復原的，而是那些真正發生嚴重災難的地方，或許根本不會有影像傳出。

而「海市蜃樓」系列作品，除了是一項調查報導外，也是一種藝術行動，其僅僅是拍下蚊子館的照片與寫下資訊（名稱、地點、日期、造價），沒有多餘的解釋或說明，但藝術的轉化能力，卻狠批和現形了那些看不見的，政府政策的荒謬，以及背後可預見的各種骯髒事。

這兩份作品所延伸的，不僅僅只有情感，可貴的是他們的立場、態度、思考及行動。

回到《看見台灣》，這無疑是一部載著滿滿的愛的作品，情感豐沛，愛自然、愛土地、愛台灣，也企圖以這樣的作品和胸懷感染觀眾。但愛並不是立場，也不是態度、思考或行動；相反地，如果我們把愛當成唯一的觀點時，很多時候，愛就成了一種鄉愿與濫情，一種對討論與究責的阻礙。

就像片尾原住民小朋友在玉山上唱歌跳舞，在山頂上揮舞國旗，最後字卡上寫著：「讓我們一起努力，把家園變得更好。」這些帶有宣示性的溫情安排，一筆勾銷了影片點出的所有問題，反而讓影片充滿教化意味（讓人想起六０年代的政治宣傳影片手法，充滿了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並以歡愉歌舞與口號標語規避現實問題），流於情感的召喚，加上其敘事方法，讓整部作品降格為具有濃厚宣傳性質的紀錄影片。

小說家約翰‧賈德納（John Gardner）曾說：「每件事都會逐漸逝去，唯有選擇除外。」

對《看見台灣》而言，空拍是一種物理高度和拍攝企圖，但卻不是作品格局與深度，其決定性的關鍵從來都不在於有多高、有多愛，而在於見與不見，以及永遠無法迴避的，選擇與不選擇，如何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