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另一端總統大選戰打的火熱。地球的這一端，台灣紀錄片《生命》票房也賣的火紅。
一九五六年，坎城影展將金棕櫚獎首次頒給紀錄片《沈默世界》（Le Monde du Silence）；二００四年，坎城影展將金棕櫚獎再次頒給紀錄片《華氏911》，此片隨即在世界熱賣，創了票房紀錄。
十幾年前，全景推出《月亮的小孩》時所舉行的第一場放映座談，到場欣賞的觀眾不到五人。十幾年後，全景推出「全景映像季」並將其拱上了院線，其中《生命》熱賣的程度可望在台灣歷史上記上一筆。
台灣總統陳水扁在看過《生命》之後說，在兩個多小時之間，他的眼淚幾次奪眶而出，希望國人都能看這部921災區紀錄片；美國一位南加州民眾在看過《華氏911》後說：「布希的總統寶座本來就是僥倖得來的，大家都知道，而且我從一開始也知道，攻打伊拉克都是因為石油的問題。」；法國去年有部票房特佳的紀錄片《山村猶有讀書聲》（To Be and to Have），紀錄了一個偏遠山區的迷你小學，而當中的被攝者（老師）在得知影片大賣後，也要求導演必須給付他一筆金錢。
紀錄片不約而同的在全世界蓬勃興起，卻也碰巧的皆引發出了一連串的關注與問題。我們給予紀錄片一個「真實」光圈，於是我們願意去相信影片中的事物，也感謝紀錄片工作者的犧牲奉獻，如果說紀錄片是與民眾站在一起的，為民發聲的，那麼也更應該能夠放映給所有人觀看。如此看來，院線戲院當然是首選的管道，花２００塊錢，對一般人來說消費門檻不高也不低，只是經由上述三個例子看來，這三部紀錄片在經過商業放映後，似乎也和政治、金錢脫離不了關係，而紀錄片商業放映的票房高收入，難道是作者得以製作下一部片的雄厚資本嗎？
有人說讓《生命》成為教育必讀教材、公共財，全景也將製作DVD販售，我多心的為被攝者感到不適；而推上院線放映，開放性的觀影方式又暴露了被攝者的尷尬處境，考驗著作者的能力與良知；全省的獨立巡迴放映，社區大學的影像教育，卻也只是少眾觀閱，成效有限，作者又必須到場ＱＡ，實在勞力傷財；國內相關影展更多是競賽（評審）機制，在強烈競爭下，極可能「誤捧」出一個典範；即便是在公共電視播映，也必須經過重重檢審…
而到底紀錄片是什麼？紀錄片之父約翰葛里遜（John Grierson）說所謂紀錄片，乃是「對『真實事物』做一種有創意的處理」。我想既然是處理，或許紀錄片就等於「人」，等於「作者」、等於「被攝人（事、物）」，而牽扯到了人，也就等於了複雜難解，既然紀錄片是細細為本的手工業，或許就應該分門別類的看待吧！
我記得在某個給教育工作者參加的營隊裡，曾經放映了一部《李文淑與他的孩子》，當時作者也到了現場談論被攝者在進行教育的基本理念，博得了在場諸多人的認同，許多人也因為此片誓言將更加投入在其工作崗位上。我試想著若此片拿去別的場域或用其他方式放映的效果不知會如何？或許五花八門的放映方式各有利弊，只是我仍一廂情願，企圖想找出更好、更兩全其美、更完善、更適合紀錄片的放映方式。
(此文寫於2004-10-08 刊於《紀錄片映像報》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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