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著頭看‧我的烏山頭偏見（南藝場）

座落於台南縣官田鄉烏山頭水庫旁的台南藝術大學（前台南藝術學院），不僅風景優美、四周寧靜，更有著許多「全台唯一」的研究所，而其中最著名的「音像紀錄所」，更可稱為台灣紀錄片的最高學術殿堂。而每年約十月中旬舉辦的「烏山頭影展」，就是以紀錄所學生的作品為主，驗收每學期結束後經過一個暑假的作品成果，而其所在六月時也有個校內放映，讓老師們評論作品並打成績分數。

這次難得有幸踏入此校觀賞「烏山頭影展」，也才對南藝紀錄所有更深層的了解。撇去動畫片，這次共有３３部影片「參展」。先不論影展的操作與設計，這樣的馬拉松式放映要全部看完也必須著過人的體力。我約看了一半數量，參與了幾場論壇，又看又聽、又聽又看，頭居然不知不覺的開始偏移，歪歪的看著前方，腦袋裡開始有著諸多的想法，影展結束後，才驚覺這些想法原來是自己的「偏見」，不過這至少也可以算是個人參與影展的小小觀察，我想用條列的方式的慢慢寫出來，煩請各位忍耐閱讀。

一、.烏山頭「影展」？
胡亂聽說著法國一年大大小小加總起來，共有三百個影展以上，那台灣少說也有三十個以上吧！

而當影像創作如此普及平民化的當下，不論大小影展幾乎在「競賽類別」都會收到百件以上的作品，其中最常的分類就屬劇情片、動畫片與紀錄片三種。我想拿年底即將舉辦的「紀錄片雙年展」為例，它分為觀摩與競賽兩種類別，今年競賽類的入圍作品已經公佈，共有二十部，而由公共電視投資製作的就有六部，其餘的片子也都是小有名氣的作者所攝製的。試想在這樣競爭超慘烈的情形下，會有多少作品被淘汰，這些作品在紀錄片原本就被縮小的放映管道底下，得以與群眾的機會也大大減少了。於是一個「不比賽」的影展機制，好像真的是比較適合紀錄片的，至少只要參展了，就可以公開播映，予人閱讀。

為期六天的南藝烏山頭影展很棒的一點是讓這些學生作品可以被大家看見，不須比較，而且大部分作者也都出席了映後座談，只是這個「大家」的範圍似乎有限。不論哪一天，觀眾席上總是坐著一兩位老師，十幾二十位學生，再加上偶爾有著幾位進進出出像是誤闖叢林的的校園遊客。後來當我了解紀錄所的「傳統」（六月的校內放映會）後，就開始想著除了這些稀疏的遊客之外，會不會六月的時候也是同一批人坐在放映廳裡觀賞講話，那既然是同樣的片子與同樣的觀眾，為什麼要放兩次呢？莫非是這兩次內容有不同？聽到有人發言：「你六月的版本…」（請看第二點），我才有那種「阿！原來是這樣喔」那種感覺出現。但如果只是影片內容上小小的差異，就有必要辦一個「影展」嗎？那「影展」跟「放映會」差別到底在哪？是在於影展有精美又富質感的海報與手冊嗎？還是影展會有學者與專家到場評析，意見特別寶貴；亦或校內老師的看法不夠多元？還是觀眾的意見就會比較無法被採信？

源自於公開播映的美好想像，我侷限的以為「影展」本身應該能體現出某些特別定位與意義，並且是個公開（公眾）場域，得以讓所有人觀看評析的（當然觀眾人數的多寡與影展的成敗並無直接關係）。縱然有人說「烏山頭影展」只是個學生影展，但是so
what？只不過經過這次，「影展」的定義在我腦裡開始有點鬆動了，尤其是在這間有些偏遠的學校裡。


二、被輕忽的他者與觀眾基準點
在南藝音像大樓的放映場域裡，時常可以感受到一種奇特的氛圍，是由觀眾、影片、作者三方所共同營造的。場場的映後座談，皆有著不同的風格，有時言語激烈、有時溫馨感人、有時則不知所云。

在影展中有兩種人是很勇敢的，一種是肯將作品參展面對觀眾的作者，另一種則是願意前來觀賞並提出意見的觀眾們。而集體論述的力量是很強大的，甚至超越了作品本身（即便作者在現場），每個人對於觀賞作品後的詮釋與想法，都是非常獨特珍貴的，只是在這公開的場域內，幾乎場場都有著類似的發言，也主導著整個座談的進行，最常聽到的是「記得你六月的版本…」、「跟你認識這麼久…」，或是總是拘泥於形式美學的質疑與討論，再者則是從親友團發聲的加油鼓勵。言語齊飛的一瞬間，身坐觀眾席的我身份卻不停轉換，一下變裝為作者的同班同學，接著又得趕緊喬裝為一個美學評論家，再來褪去衣裳變身為作者的同窗好友。身份與立場的不停輪轉，迷惑了自身原本獨特的觀後感，好像參加了一個影像創作者兼好友聯誼大會，但我又不是影像創作者，而且我也不知道六月是怎麼回事，突然感到個人身份的自卑與被輕忽，於是我只好舉起手，發出一些微弱的聲音與想法。

烏山頭影展的影片很像與在場「大部分」觀眾們是有著無形默契般的悄悄神秘溝通。曾經聽某個頗受大眾歡迎的導演說過：「電影的結構裡，最重要的是觀眾」，但如果觀眾的範圍被設限了，並且有著在知識背景上的基準點，那這部電影，是不是就只為了這些「屬於學院裡的觀眾」（包括自己）而拍。誠如之前所言，觀眾集體論述的力量是很強大的，或許這跟放映的地點有絕對直接的關係，那是不是能夠試著把影展（全部影片）從「台南藝術大學」跨出去，而不是只是依附在風和日麗、夕陽唯美的烏山頭水庫旁邊…


三、頗俱權威的學術聖殿
查了查資料，發現音像紀錄所和烏山頭影展都有著類似的獨特性，一個是全台唯一的研究所，另一個則是獨一擁有最多紀錄片數量的非競賽類展場。漫步在這樣彷彿紀錄片的天堂裡，微風吹來實在舒服至極，連空氣裡都好像挾帶著一絲絲的自豪因子。

曾經跟幾位非學院派的紀錄片工作者聊過天，他們也都有著個自對於紀錄片的迷惑與問題，然而討論到最後，他們居然異口同聲的認為這些答案應該可在這個紀錄片最高學術殿堂裡得到答案。我想「唯一」固然值得驕傲，但在背後卻可能隱藏著一種造就「權威」的壓迫力，尤其是經過了幾場座談與專題討論，從發言的順序與內容推敲，幾乎整場發言討論的大都是紀錄所的師生們。然而在那樣一個學術區域裡，發言也有著無形的壓力，他者的批評與意見也不知是否會被學術重槌給打壓的扁平。「權威很容易會造就封閉的態度」，當在場的觀眾有人質疑著某些影片的創作形式與內容時，這種學術霸權即會翻出幾幅傳家符咒貼在家門口，上面寫著「紀錄片跟其他創作不同，紀錄片有很多形式，紀錄片是跟人有關係的，紀錄片是很複雜的」，隨即碰的一聲關上溝通大門，徒留些許呆滯傻眼的敲門按鈴者。我很納悶，電影發明至今超過了一百年，然而從盧米埃兄弟開始的第一部電影「火車進站」不就是紀錄片嗎，怎麼發展了這麼久，居然這些影像表現形式還能被一直創新，即便就算紀錄片的形式多樣而且是很複雜的，那複雜的問題對於一個音像紀錄所的師生們，就不能夠抽絲剝繭的慢慢去討論解惑嗎？

學院好似教堂一樣，都有著神聖不可被侵犯褻瀆的不成文規定，彷彿過去台灣的戒嚴時期皆視社會運動為洪水猛獸，或許比喻的太誇張，只是我想應該有人來試著撞撞這個上鎖的大門，不然找鎖匠來開鎖也好。如果堅稱紀錄片是給「人」看的，那麼找個學校附近的居民來看看片子，相信對於影片意見與想法，絕對不會比一個專家或學者遜色。


四、黑與白、好與壞
影評人聞天祥常戲稱（稱讚）羅興階是台灣紀錄片界的「基本教義派教主」，從羅興階的作品中「黨外色彩、批判性格、毫不軟化…」等紀錄片最原始的精神與初衷，幾乎成了基本教義派的教條。然而這是對一位紀錄片工作者才所採取的嚴肅觀看態度與評論。我猜學生不完全等於是紀錄片工作者吧！那觀看的態度和評論又應該用什麼角度，應該也不會只是一昧的鼓勵吧。

有個很弔詭的現象，常常聽到許多人買了票進場看好萊塢電影，看完卻說真是大爛片，罵了許久，但是下次卻又心甘情願的掏出鈔票，實在很難理解。有機會拍攝影片的人，應該沒有人會不想拍好影片吧？考進這間特殊的研究所，想必每人皆有著不同的理由與目的。「黑與白、好與壞」這樣二元的評論標準，套用在「學生」身上似乎不怎麼適用。

影片放映完畢，燈亮，觀眾們拍手鼓掌。從接收訊息到舉手發言，觀眾們需要一點時間沉澱並思索，每個人所說的話就如作者拍出的影片，都必須對自己負責。發言往往需要一點衝動與膽子，對別人的影片說出自己誠實的觀後感與尤難入耳的批判犀利言詞，更需要一點技巧和勇氣，但若礙於個人和作者間的情誼，而無法給予中立客觀的建議，那實在是害了朋友。而萬一影片欲呈現的訊息沒有被觀眾接受，原因往往很多，如果某人給了「我看不懂」這樣的答案，或許是找不到更體貼的話語吧。辛苦的創作固然需要推廣與鼓勵，也仍然需要批評與意見。「學生」身份可以是件防彈衣，也可以是座打不爛的碉堡，他者砲彈無情的轟打，端看耳朵是否願意接招，搞不好只是如同蚊子輕聲飛過，甚至伸手想打死牠，船過水無痕…

有人胃口太大、恨鐵不成鋼；有人持基本教義派理念；有人深怕這些學生作者忘了紀錄片的其他功能。不過我想至少每個人都有個一致的目標，就是讓「我們」能夠更好！「我們」則泛指你、我、他、大家、社會。


五、持續「學習」的學生

有個朋友說：「一個活動的運轉，並不會只為一個人的理想。除非，那是眾人的理想。」而我猜想一個紀錄片影展的舉辦，其目的應該不是為了成就老師或作者，決定影展豐厚性的，更不是只有檯面上的影片、作者、主持人、老師與來賓，每個參與工作人員與觀眾，都像是一個影展共同體。

我在烏山頭精美的手冊裡看到三篇由南藝音像學群研究所的三位所長所寫的文章，縱然三篇文章的交集與共識極少，不過在標題名為「辦一個相互看見的影展」文章中，說出了此影展最重要的意義是「相互看見」。看！當然不只是眼睛看，同時也包含了用心觀察，我想這也等同說明了烏山頭影展最大的目的是「學習」，學習著怎麼被看、怎麼看，以及怎麼打開一個寬廣的心胸。這篇文章也闡述了校內音像三個研究所的個別意義，但我更好奇的是，這些學生到底在烏山頭影展「相互看見」了什麼？


六、不是新發現！紀錄片的舊功能
有人說紀錄片是與作者無法分離的，我想是指作者在影片中的所蘊含的觀點與拍攝動機，也包括了將自己放入影片中的自拍類型。而這次烏山頭影展就些很有意思的片子，她們的影片本身即透露了一些訊息，作者在映後座談也誠實坦然侃侃而談攝製過程的遭遇和心境，若要歸納這些影片的相同點，除了大都是由女性所攝製的，更顯而易見的是他們都藉由「拍攝紀錄片」來釐清自己的疑惑、迫使自己成長。

南藝的教授井迎瑞先生從紀錄片的分類，依功能和目的分為六個典範（paradigm），分別是藝術的創作、歷史的文獻、政治的行動、研究的方法、美學的實驗、批判的教育方法。以上六點總括都是從「社會意義」的角度去看，或許從古至今的紀錄片都難逃這些典範論述，但若對於拍攝紀錄片的人，甚至是各種類型的創作（造型、文字等等）者而言，我認為更有必要增加一個「自我的探索」。

在這屆烏山頭影展的某些影片中，時常能撇見一些作者為了拍片掙扎過的痕跡，一些拿起攝影機的不安，以及一種焦慮卻又不知如何是好的無助落寞。再藉由影片所呈現出的作者態度，有的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作者再也不想繼續掙扎了；有的則是極力想拍好片子，但卻覺得自己太不足；更有人在影片中掩飾的極佳，在座談時才細細道出如何克服拍攝的細節。「人」的確很複雜多變，而且也並非每個創作者都善於與人接觸溝通，於是乎大家給他的建議是那你可以去紀錄其他事物，譬如河川變遷，藉由時間的累積，造就出歷史的意義呀！只是音像紀錄所的規定是一年必須交一部作品，這個制度對於不善於與人溝通卻又想拍好紀錄片的人究竟該怎辦才好？

「公路電影」通常都包含了追尋與成長，藉由啟程、停滯、再啟程，回歸這樣簡單的結構，講述一段生命的成長歷程（譬如：中央車站）。若以紀錄片為例，從田野調查開始，甚至是拿起攝影機拍攝的過程，都會對作者產生某面向的獨特意義。攝影機就是很好的「自我探索」工具，不僅可以藉由紀錄他者而反思自身，更可在過程中克服本身的性格的缺陷。這或許稱不上什麼紀錄片的新典範或功能，只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有人畢業就有人入學，生命流轉不息，自我的探索也永不間斷。


七、教育的養成

談「教育」實在有太多難處，最近公共電視播出有關中小學教育的紀錄片《老師》與《夏夏的聯絡簿》，造成了兩極化的反應，也使得台北市政府規定不准再有人進入校園拍攝。首先，我想先從烏山頭影展的小發現談起。

強迫，常常會得到反效果。撇去影片內容的優缺不談，可以很明顯的發現有些作品根本是殘缺與不完整的，後來耳語相傳才得知原來作者在放映前一小時才將片子後製完畢（不是完成）。但為什麼要這麼倉促輕率的就把影片呈現出來呢？累了作者也苦了觀眾，映後座談作者為自己的輕忽感到抱歉，但吱嗚的不願回答「為什麼」，於是我只好私自揣測，該不會是因為學校如此規定，逼使得空有刺刀卻無子彈的士兵背著假槍，上前線作戰去了。而「一年一片制」確實是音像紀錄所的傳統，但一年的時間，就足以完成一部作者滿意的紀錄片嗎？若有個妄想紀錄河川幾十年變遷的學生，烏山頭影展或許應當播出他的毛帶。如果這個學生夠聰明，應該是先拍好幾十年河川變遷的毛帶，再考進紀錄所進行後製作業，以應播映要求。

接著我想延續上一點（不是新發現！紀錄片的舊功能）往下繼續談。在南藝以外的場域，我常聽到有人批評南藝的紀錄片都很「自溺」，這些論點從以前看到現在，好像一直不曾少過；換句話說，也就等同南藝幾乎每年都會生產出「自溺」的作品。今年我也看到了一些可能屬於「自溺」的影片吧，而作者那些對於拍攝紀錄片所產生的焦慮疑惑或固執沉溺，老師能否給予答案，還是只能繼續自我探索，像瞎子摸象一樣，直到找到屬於自己的紀錄片信念？

當看到有人在偌大的游泳池裡認真的找尋熱帶魚，路過的人應該呼喚他嗎？搞不好在水中也聽不見，想著不如丟顆小石頭喚起注意好了，或是去買一隻偽熱帶魚丟進池裡，效果肯定會更棒？又假若路人剛好是一位老師，會不會視而不見；還是會扔個泳圈（不知有沒充氣）下去；究竟是肯不肯不顧一切「撲通」的跳下水，來個有如神話故事裡的英勇事蹟，或是童話裡的happy ending。

是不是真得要步履闌珊，才能得到甜美的果實，即便許多懷有熱情的士兵們都前仆後繼，一一戰死沙場，大本營裡主帥們還是不改作戰方針。不知道這些士兵們感想如何？若真有所感，不如來拍支關於紀錄所教育的紀錄片吧。

為什麼要拍紀錄片？如何拍好紀錄片？為什麼要看紀錄片？拍了紀錄片給誰看？紀錄片真有那麼好嗎？一定要拍紀錄片嗎？除了拍攝還有其他紀錄片的可能嗎？該怎麼討論一部紀錄片呢？紀錄片是每個人都可以拍的嗎…

到底「紀錄片」是什麼？這麼多的問句答案在哪呢？台灣紀錄片最高學術單位或許可以提供「紀錄片是很複雜的」作為參考答案。

我想我說完了，很謝謝耐心看完的人，請別忘了這些只不過是「偏見」。看了生氣的紀錄片作者大可說「阿不然你來拍拍看」，但是觀眾也可以說「阿不然你來當觀眾看看」。創作者與觀眾間不是永恆的拔河，觀看與被觀看都是一種溝通，而溝通的態度更是重要。台灣研究紀錄片多年的李道明先生曾劃過一個正三角形，三個角分別寫上「作者」、「被攝者」（人、事、物）與「觀眾」，我非常同意這個圖形，也認為一部好的紀錄片更應該對這三方都有意義。我想討論這些事情應該會很有趣吧！只是我開始認真的想，這些人何苦要拍紀錄片呢？


唉…大概是我太愛看了，供需原則嘛！


(寫於2004-11-12 刊登於《紀錄片映像報》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