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28日 星期五

臺灣電影裡的異數──導演鍾孟宏與其電影《停車》



二○○八年對臺灣國片來說,是令人興奮的一年。中生代與新生代的導演們紛紛推出了自己的作品,除了獲得好口碑之外,更贏得了好票房。像是張作驥的《蝴蝶》、陳芯宜的《流浪神狗人》、鈕承澤的《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林書宇的《九降風》,還有颳起了狂潮的魏德聖的《海角七號》。

這些影片,參加完國際影展後,便投入市場,前撲後繼的在臺灣院線戲院上映著。可是今年卻有部臺灣電影異常低調,它彷彿悄悄地進行,悄悄地完成,並且在今年四月時,成為臺灣唯一入圍法國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的電影作品。這部電影名為《停車》,由張震、桂綸鎂、高捷、庹宗華、戴立忍等人主演;這是鍾孟宏導演所執導的第一部劇情長片,也被選為今年金馬影展的開幕片。

第一部劇情長片就入圍坎城影展,對創作者自然是莫大的鼓舞。但在《停車》之前,鍾孟宏導演所為人熟知的並非他在電影圈的耕耘,而是在廣告界的作品。

不管早期「多喝水」的裸男廣告,或以鳥瞰的大全景剪接汽車在海邊公路奔馳的光影,抑或是極簡主義的音樂配上慢動作的身體舞動;其影像飽滿纖細的的質感與特殊的律動節奏,成就了一則則優美而高雅的廣告。創意,儼然增加了廣告的舒適和可看性。

夢想,所以有了生路有了困境

大學時念交大資訊工程系的鍾孟宏,坦言自高中時就喜愛日本導演大島渚與臺灣新電影,懷抱著對電影的無限憧憬。因此畢業之後,赴美求學,進入美國芝加哥藝術學院攻讀電影製作碩士。一九六五年出生的他,返臺後卻剛好碰上臺灣電影最不景氣的時候,那是八○年代末期。一方面臺灣新電影漸漸式微,另一方面粗造爛製的電影太多,搞垮了臺灣的電影市場,觀眾對國片信心盡失。對於這位初初學成歸國的年輕人,對於像鍾孟宏這世代的電影人,惡劣與令人沮喪的大環境,無疑重重地打擊了夢想。

於是有人放棄、轉行了;有人在電影路上苦苦咬牙撐著(如導演魏德聖);有人轉往電視圈發展;有人選擇了紀錄片,而鍾孟宏則走向了廣告圈,從製片助理、副導演做起,學習經驗和技術。但在這段期間,他沒有停息創作,紀錄短片《慶典》曾獲得金穗獎(一九九四),劇本《三重奏》則獲得新聞局優良劇本獎(一九九四)。

一直要到二○○六年,鍾孟宏才完成了人生第一部電影作品,是紀錄片類型的《醫生》。這部探討死亡與家庭的紀錄片,原本單純地預計只需要一年的製作期,卻歷經了三年才完成。對議題的追探和作品的要求,冷冽的影像與力守旁觀的態度,都使得《醫生》擁有極高的評價,在國內外各大影展贏得了大獎。



停車,於是停下腳步而後看見


又經過了兩年,來到二○○八,鍾孟宏身兼導演、編劇、攝影三職,劇情長片《停車》拍了七十一天後正式殺青,低調地誕生。劇情上,講述著男主角本想回家與妻子一起吃晚飯,但停車格內的車子卻一再被非法併排的車給擋住了,出不來。於是整個晚上,男主角氣急敗壞地尋找著違規停車的人,遇見了殘破家庭、流氓、皮條客、妓女、跑路人……等奇人異事,發展出一則則荒謬卻又寫實的社會故事。回家,成了他最迫切的願望。

「你有沒有注意到,在臺灣,可能會因為停車惹來殺身之禍,引發生活的危機。」鍾孟宏說著。電影故事起源於導演的親身經驗,年輕時當製片助理的他,有天要回家時發現車子被擋住了,不願意坐計程車的他,就在現場呆站等了三個多小時。最後,看見了一男一女從婦產科醫院走出來,兩人不發一語,默默地把車開走。見到此幕,鍾孟宏不再憤怒了,他幻想著這對男女進入醫院的種種可能,腦子裡交織著生命的不同風景,像是同情、像是體諒、像是理解。不論那是什麼,在當下瞬間,似乎就這麼釋懷了。

這樣的寬容態度,配上這一段段光怪陸離的幫派角落故事,使得《停車》都有著一種極不協調的獨特美學。當然,這不代表著《停車》就是部黑幫電影;但在風格上,它確實有著古典好萊塢「黑色電影」(Film Noir)的特色,利用光影和事件去表現人物焦急緊張的內心狀態,主角們有著陽剛硬漢的性格,而電影本身總有著難以言說的懸疑性。

而特別的是,《停車》不嚴肅和八股地去討論犯罪或道德問題,反而在許多細節中灑下了幽默的糖粉,讓每個可恨的人,都擁有著相對可愛的一面(體現著人的苦衷,沒有人是壞人)。再加上《停車》以回家破題,也以回家收尾,「家」的意義貫穿在影片當中。壞人物的可愛和影片母題(家)的溫馨,使得原本的黑色性格,破格有了歡笑,《停車》於是成為一部不折不扣的「黑色喜劇」。

但在竊笑之餘,《停車》無形中也透露著嚴肅的訊息。因為「停車」這樁單純事件,卻引發了「蝴蝶效應」,發展出一連串令人始料未及的故事。這樣的設定,突顯了《停車》背景的重要性。畢竟只有在繁忙擁擠的都市裡,「停車」才足以構成一個問題。鍾孟宏這麼說:「在臺北市登記的車輛有將近一百八十萬輛,但是總停車格含私營及公營的約莫五十萬個,對大部分的車子而言,你不是在路上繼續跑著,不然就是違規停車。但是這部影片不是在談這個問題,也不是要幫政府去解決這件事情,而是藉由停車格來討論人身處在現代都會裡的困境。」

終究其由,都市的人口,都市的建築,都市的擁擠,其實才是《停車》故事的肇因。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連結,生活節奏與環境的壓迫,才是形塑一個人性格和命運的因素。這不禁令人聯想起一九九三年麥克道格拉斯主演的好萊塢電影《城市英雄》(Falling Down)。一位中年失婚男子在一場大塞車裡突然棄車,他對一切再也忍無可忍,在走路回家的途中,肆意、暴力地發洩他對這個城市的不滿。不同的是,《停車》走的是冷調幽默路線,但對都市人的探討卻依然犀利且獨到。無論是觀點,無論是風格,無論是類型,《停車》都為臺灣電影示範了一種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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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幼獅文藝」雜誌




2008年11月19日 星期三

談第六屆紀錄片雙年展(TIDF)的台灣映像單元

談影展與台灣映像(台灣印象)

1998年首屆台灣紀錄片雙年展創立,歷經十年,堂堂邁入了第六屆,回顧這十年的影展史,雖都是以推廣紀錄片為宗旨,但風格與調性卻各有不一。這大抵是因為策劃單位與策展者總是因為招標問題不停地輪換,導致承辦者難以做出長遠的規劃,自然也無從建立起影展的文化與傳統。

好不容易,終於在2006年時政策抵定,決定往後都將由台中的國立美術館承辦,影展才開始與地方有了結合的可能。第五屆時邀請六位導演拍攝台中十分鐘的短篇故事,策劃成為「大台中記事」系列,今年也有「大台中記事2」做為延續,落腳台中的紀錄片雙年展總算不用再流浪了。

然而比起國內各大影展,紀錄片雙年展不只是規模盛大(並會在影展結束後的隔年帶著影片進行推廣巡演),更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能見度也是最高的(包括國際類徵件超過六百部、影人來參展觀摩選片)。若以此為政治性的考量,「台灣映像」單元裡的入選影片,不將只帶有「台灣印象」的成分,在某種程度上也代表台灣這兩年來紀錄片的發展以及社會變化的樣貌。

但仔細觀察,這十八部入選影片大多都入圍過台北電影節、南方影展……等等,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影片的素質絕對優秀,但另一方面,其實也透露著影展與影展之間的競賽單元並沒有嚴謹的區隔性或立場看法,難以解釋或定義所謂的南方或北方觀點。同樣的疑問,若拋向紀錄片雙年展呢?畢竟這是一個純粹以「紀錄片」為主題的影展,必須去思考其核心問題。究竟紀錄片裡對「虛構與真實」辯證是重要的?還是呈現台灣不同的面貌才是最高宗旨呢?


記錄現實

總的來看,大部分影片都仍崇尚著「紀實主義」為拍攝方針,隨著事件或人物進行蹲點式或長時間的跟拍和訪談,從時間與生活中捕捉和組織出動人精彩的時刻。這類影片有《薩爾瓦多日記》、《思念之城》、《飛行少年》、《海洋練習曲》、《最遙遠的愛》、《種樹的男人》、《下一秒.無限》、《野球孩子》、《寶島曼波》與《練將》。

《海洋練習曲》是林正盛導演跟拍蘭嶼達悟族人划著拼板舟,經歷三十多天,航行六百公里抵達台北的故事,影片中穿插著達悟族人林建平與夏曼.藍波安的談話,暢談著他們過去飽受漢人不平等對待的遭遇,而如今這艘拼板舟,卻是台灣向蘭嶼訂做作為教育之用的,兩者間態度和交流的轉變其實隨著時間盡在不言中。

這不免讓人對比著1993年胡台麗與李道明共同製作的《蘭嶼觀點》,影片開頭時一位達悟族民說道:「一個人類學者在這個地方做研究,常常讓我們覺得做的研究越多,對達悟族的傷害就越深。我常常覺得人類學者來蘭嶼做研究,只不過是成為他們晉級到某一個社會地位的工具,並沒有回饋給蘭嶼,這是我覺得最遺憾的地方。」經過這麼多年後,《海洋練習曲》裡的達悟族人開始願意面對鏡頭侃侃而談,這顯然是除了闡明達悟族的「海洋文明」外,另一層重要的意義。

《寶島曼波》同樣是以事件為主的紀錄片,也是繼《在中寮相遇》之後,全景出身的黃淑梅再次以九二一災後重建為題材的紀錄片。南投縣中寮鄉清水村,是重建案例中最特殊的一個,村民們本著對「家」的渴望,克服種種困難,歷經四年,除了外人協助之外,也自立自強,終於才擁有自己的家。

但《寶島曼波》並不單單只是一個關於「夢想」如何被實踐的過程。影片的驚人與精彩之處在於透過災民、外來者、土地、政治、公部門、營建商詳實豐富的多方對話交鋒,讓各種價值觀都有著等量的比重,先是建立,然後又不停地推翻那片刻停留於觀眾腦裡的重建印象。交叉辯證的結果,讓荒謬與弊病之處無所遁形,這些行事陋習與生命韌性,皆直指了何謂「台灣文化」的最高層次,再加上作者本身無私的投入,讓人在感動之餘,亦產生深刻的反思。

李宜珊的《下一秒.無限》以女子拳擊手為主題,除了呈現訓練過程外,甚至還遠赴印度,隨著主角四處征戰。過程當然是辛苦且勵志的,但導演卻總在某些時刻裡丟出問題,欲得知主角的心情;像是比賽贏了之後,隨性地問著被攝者:「贏的感覺怎麼樣?」諸如此類的發問充斥在影片裡,透露著出兩人之間的關係並不深入,更嚴重的是,這些雜亂沒有章法的發問,讓《下一秒.無限》滿是浮面的言論與拼湊的痕跡,並沒有深入拳擊運動與女主角的內裡。事實上,這反映著導演在拍攝此片時並沒有經過嚴謹和清晰的思考。

而廖敬堯和沈可尚以棒球運動為主題的《野球孩子》則讓人聯想起兩部動感的紀錄片《奇蹟的夏天》(足球)和《翻滾吧!男孩》(體操),不只著重在孩子們的訓練上,也有著晉級比賽作為戲劇張力的來源。相較之下,《野球孩子》在態度上卻刻意抽離,轉以旁觀者不介入的方式拍攝,固然在字卡裡仍透露著自己的立場與期盼,但彼此間距離拉遠之後,反而有助於讓人認清孩子球員之於環境的問題,並非只是一味沉溺在感動與熱血之中。隨著影片結尾新球員的加入練習,《野球孩子》的野心不只著重在當下,更放眼到將來,為這類題材的影片,提供了一個較為宏觀的視野。

林育賢的《種樹的男人》則展現了對於題材的掌握程度,四平八穩,成功捕捉了「種樹男人」盧銘世對於夢想的執著,但這當然也是因為盧銘世作為一位「種樹」的推廣者,其實對於媒體、受訪有著相當程度的熟識。若以同樣的觀點來看郭笑芸的《最遙遠的愛》,這部以女性蒙受家暴陰影為主的紀錄片,必須去挑戰或揭露當事者不願面對的回憶時,顯然需要更多的時間和陪伴,或許也正因如此,片中總是以「女性受暴」的觀點出發,窄化與簡單化了家庭(男性)暴力的形成,也有著容易將男性刻板化的危機。唯這兩部影片同樣可議的是,都是由某單位出資拍攝的案子,因此無論是人、無論是案例,最終都仍不脫「形象」與「宣導」的痕跡。

和上述這些影片相比,相對來說,由南藝大音像紀錄所鄒猷新、韓忠翰、王振宇共同拍攝的《練將》在意圖和背景上都顯得單純許多。與其說此片將主題鎖定在台東八家將文化上,毋寧說更像是一部邊緣少年成長史。《練將》透過極度貼身的鏡頭,一一呈現著少年主角的使壞、茫然、受挫、不堪、痛苦,生命的不可預料和不確定性,彷彿赤裸裸的胴體,就這樣毫不遮掩地攤在觀眾眼前,使得影片竟「真實」得令人心生不忍與恐懼。在十年前南藝大吳耀東的紀錄片《在高速公路上游泳》中也有著這股類似的震撼衝擊。


《練將》也是這三年來南藝大學生作品少數入圍影展的優秀紀錄片之一。(其他影片評論可參考「寫在結果揭曉之後──台北電影獎紀錄片類入圍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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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為「上篇」,欲看其他影片評論請點:(續下篇
原文刊於「台灣電影筆記

P.S 這些影片,有些將在「新生一號出口」活動中播出,歡迎大家來看!
來新生一號出口聽看紀錄片!

2008年11月12日 星期三

專訪《渺渺》導演程孝澤



林木材(以下簡稱木):導演您好,請您簡單地談談自己是怎麼跟電影搭上線,進而走上電影創作的路。

程孝澤(以下簡稱澤):我小時候很喜歡看電影,但老實說,我從來沒想過電影會和我有關聯,這好像是一輩子沒辦法躲避掉的事情。我父親以前因為工作的關係,所以常有免費的電影招待卷,像成龍的《A計畫》我至少看了8遍,每次看完都覺得好棒。

我大學時念的是大眾傳播系,大二去了廣告製作公司實習。當時台灣的廣告製作能力水準已很強,很多光看質感內容,根本分不出這是國外還是國內拍的。而當時廣告預算有的高達千萬,這幾乎已經是某些國片的預算。那時我想著,如果我們拿拍廣告的水準方式來拍國片,那國片就不會沒有人看了。

大三時參與學校的實習電視台,有機會製作戲劇類節目。因為那時我和女友分手了,很痛苦難過,就想了一個關於「愛情」的短片,取名為《忘情水》。大意是喝了藥水就可以忘掉失戀的痛苦回憶,最後男主角還很煽情地說:「我寧可在回憶裡痛苦一輩子,也不願意記憶裡沒有妳!」

這是一個重要的開始,因為我原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可以用影像講故事。一直到唸了研究所,老師總是說:「你要說你最想說的故事!」這時我才知道,原來我第一次拍的片就是自己最想說的事。

大學畢業之後進入廣告製作圈工作,我立志30歲前要闖出一點名堂。…結果到了30歲,我還是沒混出什麼名堂。灰心之際,看到台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所在招生,媽媽說:「反正你現在也找不到工作,當自由導演接案很不穩定,不如去唸書吧!」我幸運地考上之後,很興奮自己真的踏入嚮往的圈子,並且隱約知道自己離理想愈來愈近,因為不管老師或同學,其實都和電影圈密不可分。

木:2005年時,我看了您第一部短片《數字拼圖》,很驚豔,也認為這部講著「樂透」希望的電影似乎反映著您自己對很多事的看法。

澤:研究所的畢業門檻是要拍兩部片。第一部片拍完後要放映參展,才有資格申請拍第二部。所有的老師都告訴你:「導演的第一部片很重要。」於是在廣告圈待過的我就想要拍一個很有點子的東西,覺得要說服觀眾一定要有點子。後來我才意識到,「點子」原來是商業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環。

《數字拼圖》的原始架構是我小時候在晚報上看到的:一個擁有發財夢的上班族夢到了一組數字,由於當時的愛國獎券是連號的,他就一家一家推算著獎券上的號碼,最後終於推算出了哪家店有這組號碼,但在過馬路的途中卻……。

其實我想講的是「人的希望」。人活著每天都緊抱著一點點希望,在生活裡生存、努力、掙扎,沒有希望的人就會死亡、自殺。這很像我當時的心態──「我可以拍電影,我可以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在影像的路上我沒有放棄,邊拍才發現自己想做什麼,在剪接上可以更準確接近自己的想法。這真的像我的老師陳國富說的:「作品會反映一個導演的態度和想法」。

木:這部短片後來成績和口碑都不錯,也入圍了不少影展。對您自己來說,有沒有什麼收穫或衝擊?

澤: 《數字拼圖》有輔導金和公視人生劇展的補助,加起來大概130萬,但錢仍然不夠,我還向之前的老闆借錢,因為我的要求是拍片就要像拍廣告一樣,後來光為了找場景就和工作夥伴有點不愉快。當時李道明老師對我說:「導演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事,但導演不可能什麼事都得到。」意思是某些事情是必須妥協的。

但那時我想證明如果國片有資金,並拍出精緻的影像,觀眾是可以感受到的。後來有點衝擊和失望的是,台北電影節入圍了,沒得獎;南方影展也入圍了,但仍然沒得獎;最慘的是鼓勵商業片的金馬獎,連入圍都沒有。值得欣慰的是,觀眾反應都很好(有得金穗獎),還去了國外參展。國內一些知名製片都還蠻肯定這部作品,覺得有潛力。這也是為什麼《渺渺》成為我第一部劇情長片的原因之一。

木:那麼後來2006年的《網路情書》呢? 這似乎是一個比較冷調的作品,談論著疾病與生命,也碰觸到家庭的情感和核心價值。

澤:《網路情書》講的是一個女性得乳癌的故事,心理轉折比較深層複雜。我覺得那時自己的內在能量尚不足以處理這樣沉重的故事。我幾乎是拍完之後,剪接時才清楚自己想要講些什麼。但一個導演到了後製的時候,才有這樣的體悟其實已經有點太晚了。片子雖入圍了當年的金鐘獎,並得到最佳女主角,但我對這部片子是比較沒有自信的。

木:除了拍片之外,您的劇本也常常得獎。我讀了您的劇本之後,覺得格局大且商業性強,也有懸疑和幻想的元素。在創作上,您怎麼定位自己?

澤:可能因為我看很多好萊塢電影,這幾年我寫的劇本,像是《身分不明》,《終極意識》(與林秉彥合著)和《迷霧感應》都是這樣的格局。我覺得我被科幻作家倪匡影響很深,所以在創作上,我喜歡懸疑的、想像力強的。如果第一部電影總是代表著一個創作者的印記,我覺得自己應該是商業懸疑片,怎麼也沒有料到居然會是關於青春記憶的《渺渺》。

木:我覺得《渺渺》很像一本私密曖昧的青春日記,包括對性向以及對愛捉模不定的感覺;記憶可能是甜美的,卻也可能變成一個人的負擔。

澤:劇本的結局很感動我,《渺渺》要講的是很單純的「愛」。當一個人喜歡上一個人的時候,那不見得是所謂的同性戀或異性戀戀情。《渺渺》的故事結束之後仍擁有很多不確定性,沒有人曉得未來怎麼了,但重點是那個「當下」,女孩愛上男孩的小小執著,女孩之間青澀的曖昧,成就一段難忘的記憶,一種單純的美好。

拍攝的時候,朋友推薦給我石田衣良的短篇小說集《14歲》,裡頭在講國中生們的故事,其中有篇在講對性向的迷惘,寫到:「喜歡一個人的感覺真的很棒,跟對象是男是女沒有關係。」我被這句話給打到了,覺得這就是《渺渺》所要說的簡單事情。



木:《渺渺》是香港澤東公司製作,美商華納發行,這些合作經驗跟以往單純拍片,最大的差別和感想是什麼?

澤:我是被澤東公司請去擔任《渺渺》導演的工作,這部片可說是完全的製片制。過程中有時蠻痛苦的,特別是創意點子跟預算有所抵觸時。我的製片Helen常安慰我,商業片裡十個導演裡有九個第一部作品不是按自己最想要的結果完成的。不過現在變得很美好,因為片子已經做出來了,公司滿意,觀眾反應也都不錯。

最重要且珍貴的是過程很愉快。我和許多資深電影工作者成為好友,很感激他們不吝和我分享自己寶貴的經驗。同時,我也覺得整個台灣的幕後團隊非常有潛力的,不只包括美術攝影燈光與後期的工作人員,也還有優秀的演員們!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以前報名影展、參展都是自己一個人處理,現在則是一整個團隊。我記得王家衛導演跟我說:「這是你的第一部片,你以後就會知道,拍電影跟做電影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你要漸漸去學會這些。」

木:您的前兩部作品都分別入圍南方影展,《渺渺》也成為開幕片。南方影展似乎跟您很有緣,請談談對南方影展的感覺?

澤:真的很感謝南方影展。作為開幕片蠻開心的,但壓力不小,因為觀眾要是反應不好,好像害了人家的影展似的。我覺得南方影展一直有股濃厚的在地氣息,是熱情四射的,觀眾的反應也都很直接。我真心覺得這樣的影展所培育出來的觀眾,是真正熱愛電影且享受電影的,也希望觀眾會喜歡《渺渺》。

木:最後,請問您自己擔任電影導演以來的感想,以及對未來的期許。

澤:導演是說故事的人,當導演很容易,但當好的導演很困難。我後來深深體會了為什麼導演在很多時候被人家尊重。因為最困難的是言之有物,要怎樣讓觀眾知道你想說什麼,而且你想說的東西是能夠感染他們、說服他們,讓他們得到些什麼的。

商業片常常人家忽略了其中的意涵,只是著重在娛樂。但如果商業片也能說些什麼,擁有say something的力量,我覺得是很了不起的。我很希望自己能成為這樣的導演。

木:謝謝您接受南方影展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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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於南方影展blog

2008第八屆南方影展

2008年11月6日 星期四

旅行的兩份心情:南方影展的《老人與貓》和《我的庫德斯坦之旅》



在劇情片的範疇裡,公路電影(Road Movie)往往與「旅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雖不見得有確切的目的地,但主人翁總是懷著自我的期許和目標,展開一段段動人的歷險旅程。無論在路途上相遇的是人還是事物,沿途的風景總能帶給人新的啟發,「追尋」和「成長」於是成為公路電影類型裡的重要特色。

但旅行不見得只是閒適者的專利。選擇「出發」的動機,其實來自內心最深層的渴望,甚至有著自發性與非自發性的區分。於是旅行在某種意義上,更包含著受迫苦難者的遷移和漂泊。而這些,在紀錄片的範疇裡,都將因為「真實」的驅策,成了令人震驚的故事。

假若因為大時代的紛擾,使得人生的旅程無法往既定的目標繼續前進,旅人只好停駐、躊躇不前,在世界的某個角落尋尋覓覓,甚至是殘喘生存,彷彿荷馬史詩【奧德賽】(Odyssey)中在海上迷失方向的奧德修斯(Odysseus)一樣。那麼,這樣的「離散」在旅行裡算是哪一份心情呢?

第八屆南方影展這次要播放的《老人與貓》(The Cats of Mirikitani),便是這樣一則關於「離散」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位在紐約街頭流浪作畫的日裔老藝術家Mirikitani,他的畫風特殊,色澤鮮艷,喜歡畫貓咪和動物,因而引起了紀錄片導演Linda Hattendorf的注意和關心。後來,紐約遭逢911事變攻擊,崩塌的建築物塵埃瀰漫在城市中,警察封鎖了街道,導演於是提供自家公寓角落接濟這位老人。看著電視報導911事件的老人痛罵美國政府,在導演的好奇詢問之下,兩人的關係漸漸有了進展,進而挖掘出一段不為人知的驚人生命史。

Mirikitani已經80歲了,沒有身份也沒有社會福利號碼,他總說自己是位純正的藝術家,出生於美國加州的沙加緬度(Sacramento),三歲的時候被父母帶回日本受教育,之後又回到美國來。原來,二次世界大戰時,日裔的他,因為種種因素 而被美國政府關進了集中營,自此和家人失散,相關證件也被沒收或強迫放棄,在往後的生活裡,他成了被遺棄的「流浪漢」。

這段悲慘歷史在老人的記憶中異常深刻,甚至還能說出自己在集中營裡的宿舍號碼。受害者的記憶與當下的911事件正好產生對比,直指著美國政府對他人的惡行壓迫,以及人民百姓卻要承擔這些仇恨所帶來後果的無辜。

《老人與貓》的借此喻今,讓人感嘆時代與命運的遽變,也見證著生命裡的離散遭遇。「記憶」、「歷史」、「現在」的相對意義,透過老人的圖畫、集中營的照片、紀錄片裡的影像,有了參照和見證。生存、勇氣、時代、命運、不可思議地在影片裡交織並行。《老人與貓》從關懷開場,從尊嚴結束,這部偉大且萬分感動人心的紀錄片,橫掃了世界各大影展的15個獎項。

如果說《老人與貓》裡的偉大人性是在「離散」中的停留所蘊孕的,那麼《我的庫德斯坦之旅》(Back Drop Kurdistan)則是一個以「相信」為出發前提的旅程。



《我的庫德斯坦之旅》是日本學生導演野本大所拍攝的紀錄片。他在某個新年節慶上認識了庫德族的卡贊基蘭一家人。這一家人以「難民」的身份滯留在日本,但卻遲遲無法取得永久居留權。導演記錄並伴隨著他們在街頭抗爭,聽著他們講述不願意被遣返的原因,以及土耳其所發生的種種可怕故事。但最終,抗爭無效,他們仍必須接受遣返的判決。這時候,野本大除了擔心之外,更深思著,「他們所說真的是這樣嗎?那政府為何做出這樣的決定?」

於是懷抱著對人的熱情和信任,旅程開始了。他獨自出發前往土耳其,不只要探訪這一家人,更要弄清土耳其的政治經濟族群問題。在這趟追尋之旅中,他與當地人們談論著著旅行的初衷,而當地人卻說:「不要相信其他人講的,你應該自己去體驗和觀察。」

旅程就在自我懷疑與內外不停的辯證下展開,「真實」似乎成了這趟旅程的最終目的。經過種種波折,最終找到了卡贊基蘭一家人,想像與事實的接合,有著令人意想不到的發展。重逢的滋味讓人破涕為笑,備感溫馨。《我的庫德斯坦之旅》透過旅行,動人地表露了一個年輕學子對這世界單純的疑惑和熱情,明顯烙印著「成長」的痕跡,以及「相信」如何能為人生帶來力量。

原來,旅行可以是離散漂流,可以是追探究因;可以是異鄉人的歸鄉,也可以是旅人的離鄉。重點不是形式,而在於旅途中所懷抱的心情和態度。這是記錄美麗風景的快門,也是開啟珍貴記憶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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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於放映週報與第八屆南方影展特刊。

第八屆南方影展:http://www.south.org.tw/south2008/index.htm


如果南方影展只能選一片看,那當然就是《老人與貓》!
請相信我,這是絕對正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