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荒謬世界，戲謔情真│黃信堯

（本文收錄於《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一書，於2012年10月出版。）

警語：「本『紀錄片』內容，若與『事實』有所出入，作者一概不予負責，請各位觀眾自行斟酌，是否需要觀看。」

《帶水雲》劇照，黃信堯提供。

「我1973年出生，小時候住在台南市，高中就讀於基督長老教會創辦的長榮中學。後來去台北念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夜間部、工作，一直到二十六、二十七歲的時候回到南部工作，接著去唸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所的時候，才又搬回來南部，住在官田。因為我們家沒有房子，2005年從南藝畢業之後，跟我爸媽討論在七股租一個房子，全家就搬到七股，定居至今。我家現在就我爸媽、我和一隻貓、一堆魚和幾隻青蛙。之前養了幾隻鵝，但被野狗咬死了……。」

接下來，黃信堯像是忘了這僅是此次訪談的第一個問題，開始漫談他的人生轉變，包括重考多次，年輕時參加過社會運動、環保團體，曾在泡沫紅茶店、傳播公司、政治圈工作過，也當過汽車銷售員、地下電台主持人，經濟狀況最慘時，曾欠下大筆的卡債，生活情形時好時壞。

說起載浮載沉的人生際遇，他的語調平緩而冷靜，偶爾還會挖苦自己，彷彿事不關己。關於過去，他沒有太多情緒，不覺得厭惡，也不覺得不堪。其實，他並非不認真面對生活，他只是想以自己的方式，尋找在社會上的定位與意義。這股無所依託、躁動漂泊的靈魂，一直到了遇見紀錄片，才像是找到棲身之所，稍稍安定下來。

獨立與反抗－大陸和台灣獨立紀錄片的對話

今年（2012）我因為正在進行亞洲紀錄片影展的調查研究，11月時去參加香港華語紀錄片節。我的香港朋友張鐵樑靈機一動（同時也是香港的紀錄片有心人），邀請了我和來自中國的獨立電影人朱日坤，並且在多方單位的促成下，舉辦了這場對談論壇。

在這場論壇中，我給自己的期許是希望透過談論我所認識的（台灣）紀錄片，藉此去講述台灣、中國、香港並在這俗稱的兩岸三地中，找出我們相似的處境，但也試圖去理解各自的不同之處，拋出面臨的問題和找尋可能的答案。總之，很高興也很榮幸參與座談。也感謝Co-China辛苦完地成了完整的座談影像紀錄，對我來說很值得回味，很精采收穫也很多，在此分享。以下是介紹、內容和報導：



獨立與反抗——大陸和台灣獨立紀錄片的對話

沒有劇情片的豐富想像，也不如新聞影像快速，紀錄片往往用一種直接但有距離的方式和現實發生關係。近些年，技術的發展令影像記錄變得容易，紀錄片亦愈來愈多地成為記錄社會­反抗的方式。佔領華爾街、埃及革命、士林王家拆遷、反國民教育科、富士康工人罷工都成為紀錄片的題材。

對這個世界和我們所處的時代，紀錄片用影像來介入現實，不歪曲、不使其理想化，亦非對現實的簡單複製。然而在介入現實的同時，紀錄片能否提出另一種可能，亦或某種程度上改­變現實？

本場論壇我們邀請了大陸和台灣的兩位策展人林木材、朱日坤，兩位將透過分析近年中港台紀錄片現狀，和大家一起探討獨立影像與現實的關係。


講者：
林木材
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管理所碩士，從事紀錄片推廣工作，參加過多個國際紀錄片影展，部落格「電影．人生．夢」曾獲華文部落格大獎首獎。新書《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以六位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工作者為對象，透過他們追尋紀錄片的不同路徑與思考，一窺台灣紀錄片的多元樣貌。

朱日坤
獨立電影策劃及製作人。2001年創立現像工作室，從事中國獨立電影的製作和發行，曾監製 《克拉瑪依》、《寒假》。 朱日坤曾策劃不少中國獨立影展，如中國境內早期的獨立電影節：中國紀錄片交流周和北京獨立電影展；以及最近于美國彭斯電影中心舉辦的《隱藏中國》 電影系列。他亦曾任香港國際電影節、瑞士洛迦諾電影節和韓國首爾數位電影節評審。而他首次執導的紀錄短片《The Questioning》將於2013年一月完成。

主持：
張鐵樑：嶺南大學電影研究中心研究員

此場論壇由「我在中國」論壇（Co-China， https://cochina.org/ ）與香港獨立媒體（In-Media，http://www.inmediahk.net/ ）、文藝復興基金會（http://rfhk.com.hk/ ）共同舉辦，感謝采風電影、嶺南大學電影研究中心對此活動的支持。

《景框之外》後記：筆像攝影機一樣（文／林木材）

北區地方記錄訓練計畫，蔡靜茹攝影。

書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很難不去回想，自己曾經走過的紀錄片軌跡。

與紀錄片結緣，是2000年時的事。正值大學二年級的我對生命漠然，時常翹課在外遊蕩，偶然在高雄電影館看了吳乙峰導演的《月亮的小孩》（1990）。怎麼這些平常我一點也不認識的白化症者，竟對著我毫無保留地傾吐自己生命中最深沉的秘密心事。面對他們的故事，我大受震撼，慚愧無言，失神呆坐在座椅上崩潰大哭，狹小的心胸被紀錄片的力量狠狠地給扳開來，原本舊有的價值觀在那一刻徹底崩解。當下我沒有意識到，原來那是一種「重生」的經歷。

後來，我從企業管理系跨領域考上了台南藝術大學的音像藝術管理所，開始正式學習紀錄片。我試著持續寫影評，看讀紀錄片與相關書籍，然後以工作人員的身份參與籌辦各種紀錄片活動，包括人文影像創意研習營、烏山頭影展、南方影展、《無米樂》上院線，並像遊牧民族般追逐著在各地舉辦的紀錄片放映會，結識了許多同好和前輩，努力從大家身上學習。

那時候我常常想著：「我是紀錄片的追星族！也是紀錄片的使徒！」有點狂妄自大，有點天真浪漫，但那卻是無比真實的心情。

退伍後，我移居台北，想試著靠紀錄片相關工作維生，做過的工作包括巡迴放映、影評撰寫、採訪編輯、選片評審、影展策劃、網站企劃等等，幾乎做遍了紀錄片推廣環節中的各項工作。

意外的是，今年（2012）是我踏入紀錄片領域的第十年，居然有了寫書的契機，對於只寫過影評及報導的我，無疑是個艱辛的挑戰。但過往經歷在時間的催化中成為經驗，默默支撐著我，讓我有能量與能力去理解書中所撰寫的這六位／五組紀錄片工作者，並能夠與他們對話。

做為一個長期的紀錄片影迷和推廣者，我關心的是，在台灣特殊的歷史文化脈絡下，每個人是怎麼開始接觸紀錄片的？為何願意投入其中？所主張的美學觀念是什麼？所認知的紀錄片是什麼模樣？在各自不同的人生經驗中，究竟紀錄片對個人的意義是什麼？這些概要成為我寫作時的基礎構想。

紀錄片工會在2009 年出版《愛恨情愁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後，在2011 年繼續策劃，並交由蔡崇隆導演與南藝紀錄所學生進行《國家相簿生產者--紀錄片從業人員訪談研究與分析》研究計畫，共有十一位受訪者。但工會對於第二本書的出版有了不同想像，希望觀點能更明確，文體對讀者來說能更容易閱讀。

於是在工會的委託下，我接下了這份改寫的任務，學生們與受訪者的問答稿，是我改寫的主要參考素材，從中我挑選出了顏蘭權、莊益增、黃信堯、陳亮丰、曾文珍，並在遠流出版社的建議下，加入了李惠仁。

這樣的名單對我而言，除了因為個人能力而必須有所取捨外，所考慮的是，他們的年齡相仿，約莫在1970 年前後出生，是台灣中堅的紀錄片工作者，其所經歷過的八０、九０年代，恰恰是台灣社會與紀錄片發展上，最重要的一段歷史；他們學習紀錄片的取徑都不同，各有動人之處，他們的作品採取的美學形式差異甚大，各有所長，更代表著台灣紀錄片豐沛的創作能量與多樣面貌。

我看了他們的每一部作品，搜尋談論他們的每一篇文章，也閱讀他們的自述、訪談與部落格，並且陸續補訪了幾次。一個強烈的念頭開始在心中躍躍浮現，我的小小心願是：透過文字，讓讀者深入認識這些主角，對紀錄片有所理解，並嘗試在歷史的光譜下，描繪出他們各自的座標所在，拼湊勾勒出台灣紀錄片的樣貌輪廓，找回台灣紀錄片在台灣電影史中應有的位置和價值。

大概是因為這種帶點不平的心情吧！所以我總在每篇文章中，刻意地強調解釋「綠色小組」、「全景傳播基金會」、「多面向工作室」、超視的「調查報告」等等影響了台灣紀錄片甚深的機構節目，也試著回到每位主角的思考脈絡裡，闡述他們所認知的紀錄片，然後再偷偷摻入自己的情感、心情與觀感。

那是看見他人以不同方式，投身奉獻於與自己相同的熱愛事物時，一種情不自禁的投射。

許多年前，我曾經是顏蘭權與莊益增的作品《無米樂》（2004）台南場上映的院線統籌，多年後我到他們家中，成為第一批看《牽阮的手》（2010）初剪版的觀眾；2005 年時，我在南方影展觀賞《唬爛三小》的首映，看起來很酷的導演黃信堯在座談中失聲痛哭，令我永難忘懷；2005 年，在看完陳亮丰的《三叉坑》後，因為執著於紀錄片中「真實」的問題，我特地實地走訪三叉坑一趟，而她在全景多年的「培訓者」身份，也令我格外憧憬；我很關心曾文珍的《我的回家作業》（1998）所引起的，紀錄片應該拍攝社會議題還是個人議題的激辯，翻遍了相關文章，只為了希望看見個人題材並不會削減紀錄片價值的說法；我在電腦前瀏覽著相關消息，關心李惠仁以《不能戳的秘密》（2011）轟動社會，一部紀錄片到底如何能翻天覆地、改變社會？

地方記錄訓練計畫，右二學員黃信堯為本書受訪者之一。李中旺攝影。

從觀眾到投入工作，從評論者轉為推廣者。如今，我竟有機會書寫他們的生命和作品，這真是莫大的榮幸。某種程度上，我也彷彿用文字，拍攝了一部紀錄片，他們的慷慨大方與信任，讓我終於能夠親身體會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Ogawa Shinsuke）所說的：「紀錄片，是由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世界。」

從前從前，法國人提出了「攝影機鋼筆論」，認為攝影機就像筆一樣，導演是作者，應有自己的風格和觀點；如今，在這個以影像閱讀為主的年代，我重新拿起筆來，在資料與影像海中，一點一滴地描繪紀錄片工作者和他們的作品，期待透過自己的眼睛及筆觸，刻劃這些影像作品對時代的意義。

由衷感謝本書主角們與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辛苦的編輯群吳家恆、陳芯怡、呂德芬、郭昭君，總是受我叨擾的吳文睿、徐承誼、陳薇如，還有在工作上給予我許多諒解和協助的吳采蘋與盧凱琳，以及一直給我最大支持的父母、岳母、兩位妹妹；更要感謝我的牽手陳婉真，她永遠是我的第一位讀者，也是我最在乎的人，我們因紀錄片聊到深夜而不罷休，為紀錄片爭論到面紅耳赤的次數與時間，遠比任何事物來得更多更多，能與她一同走在紀錄片的路上，是最最幸福的事。

我以為《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僅是此系列的開端，期待未來能有更多關於台灣紀錄片的故事陸續出版，也期許自己，能夠一直、繼續寫下去。

最後，願此書不致辜負工會與受訪者們所託，僅以此書獻給熱愛紀錄片的朋友。


--
《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新書資訊
窺見景框──系列座談活動（10/21~12/18）

《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書評（文／梁碧茹）

1960年代陳耀圻的《劉必稼》引進真實紀錄的概念，影響了1970年代的電視紀錄片的製作形式。那是一個瓊瑤愛情電影的年代，然而，根據吳念真的回憶，當時由黃春明等人製作的《芬芳寶島》電視紀錄片中，某集講述瑞山煤礦的故事，因為將平均所得說多了，結果造成一千多位礦工柔性罷工。（註1）無論是因為電視紀錄片的社會描寫脫離現實，還是礦工藉此抗議資方剝削，吳念真都感受到影像對社會的影響力，同時，我們也可以感受到紀錄片這個影像類型所肩負的道德與社會期待。

觀賞紀錄片時，觀眾透過紀錄片工作者的攝影機（眼）看盡人生百態與社會景況，透過他們的美學實驗，體驗到各種面對「真實」的態度。那麼，關於台灣紀錄片工作者自己的人生呢？

2009年，在蔡崇隆導演的帶領下，一群學生與記錄片工作者一同完成了《愛恨情愁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這本紀錄片工會的出版書籍處女作，以七彩霓虹燈般的鮮豔書封設計，宣告了某種市井草根、多元聲道的態度。書中每篇訪談開展前，都有一篇採訪者對受訪者以及採訪作業的感想，或是對紀錄片與相關議題的再思考。由於採訪者各異，文中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採訪風格，而不同受訪者的回應「氣口」，也透露了導演們的殊異性格。

2012年，林木材以其對紀錄片長期的關注與投入所累積的情感能量，書寫出這本文體獨特的《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作為紀錄片工會出版的第二本書。作者選出五組（共六位）導演，透過訪談紀錄的整理，佐以作者對導演與紀錄片產業的理解，再加上對影片的觀察與反思，寫出這一本溫柔抒情，甚至帶著稍許向紀錄片工作者致敬意味的作品。書中受訪的導演們生於1970年代左右，成長時所歷經的80、90年代，是台灣紀錄片蓬勃發展的時期，也是台灣政治、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年代，本書以紀錄片工作者成長的歷史背景作為時間框架，捕捉了他們與紀錄片相遇的時刻，以及其作品和台灣社會撞擊出的火花

然而，作者抒情敘述與紀錄交錯的書寫策略，令人在被感動的同時，也對作者與書寫對象（角色）們之間的關係，產生了一些思考或疑問。作者的寫作客觀與感性交錯纏綿，在企圖拉出描述與論述距離的同時，字裡行間又盈滿著作者對被敘述者的相知相惜。書中後記提到了「攝影機鋼筆論」，說明攝影機如同筆一般，導演是作者，應有自己的風格和觀點。儘管本書寫作風格確實有其動人之處，筆者的疑問在於：此種風格化的書寫策略下，紀錄片工作者的生命與樣態是否被忠實的呈現？作者與被書寫者間的關係設定為何？又以何種態度面對眼前的素材？而此法的再現紀錄片工作者，與以訪談形式為主的文字紀錄，是否能更有力、有效率地呈現紀錄片景框之外導演的思考與狀態？讀者閱讀時所引發的想像，有多接近那些被描寫的人、事、時、地、物？而作者對讀者的回應是否抱以某種期待？

如此（再）創作式的紀錄/書寫（甚至帶有些傳記的味道），因為涉及紀錄片工作者的生命歷程，難免會遭遇上述的問題，而此般再現議題，正也是紀錄片創作本身的難題。這些問題沒有正解，也無關是非對錯，而是創作者與讀者之間必然的溝通過程。經由本書所引發的思考，或許可以重新思考過去紀錄片相關文獻的形式，以及另闢不同論述空間的可能性。

然而，這些提問並未妨礙筆者閱讀過程中的感動。作者對紀錄片的了解、投入、與熱愛在書中表露無遺。其點評細膩，對於紀錄片的閱讀與理解亦相當精準與深刻。聞天祥在推薦序中的結語，似乎貼切的捕捉到作者文字間所透露的寫作歷程：「觀看，感受，同情，啟動。是創作者按下機器開關的步驟，還是觀賞者被作品影響的階段呢？用文字去紀錄紀錄片工作者，應該也是這樣的吧！」

閱讀《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應該也是這樣的吧。


【註1】胡智銘，《熱情逼人的歐吉桑 吳念真》專訪，中時電子報，2006年二月21日。電子報連結：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people/950221/02.htm。

--

原文刊於「放映週報381期電影特寫單元」
《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新書資訊

窺見景框──系列座談活動（10/21~12/18）

《景框之外》書評：探尋真實，探尋主體性（文／鄭秉泓）

21世紀之初，台灣電影陷落最谷底，市場佔有率跌至千分之二，在那個台北票房一旦衝破百萬就可以開香檳慶祝兼發稿的低迷年代，《生命》與《無米樂》在2004、2005連兩年寫下票房奇蹟。接下來，由紀錄片工作者發起的自主工會於2006年9月正式成立，不只希望保障紀錄片工作者基本勞動權利、提升專業水平，更以促進產業發展為目標，期望國內紀錄片環境能更健全與完整。

這些年紀錄片工會除承辦中華電信主導的「攝區二三事」徵件、評審活動，也在2009年出版了《愛恨情仇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同喜），由身兼紀錄片工作者及教師身分的蔡崇隆帶領南藝大音像紀錄所學生，針對12位中生代紀錄片導演進行深度訪談，藉以初步填補自1990年以來的史料斷層。

將近三年之後，紀錄片工會有了第二部出版品《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它的前身是曾獲國藝會補助的研究計畫「國家相簿生產者——紀錄片從業人員訪談研究與分析」，依舊由蔡崇隆帶領南藝大紀錄所學生進行訪問。出乎意料的是，《景框之外》並非《愛恨情仇紀錄片》的續篇，反倒像是另闢蹊徑，嘗試突破傳統訪談問答形式對一般讀者所造成的「專業距離」，走出受訪者理當具有「多面向」與「代表性」等宏大使命感的框架。《景框之外》選擇以更明確的觀點、更親和易讀的文字，引領讀者認識在台灣如斯特殊歷史文化脈絡下成長的紀錄片工作者們，釐清他們奮不顧身投入紀錄片領域的不同緣由，並進一步思索紀錄片的美學與意義。

為《景框之外》擔任執筆的林木材，本名林琮昱，他就讀南藝大音像管理所時曾接下《無米樂》台南院線的上映宣傳，因將當時心情寫在部落格上引起廣大迴響，而獲中時電子報主辦的首屆「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個人組最大獎。這些年來，他寫影評、編輯採訪、主編《紀工報》、擔任評審、也策劃過影展，還長期負責「新生一號出口」主題式影展的運作，在紀錄片領域耕耘甚深。此次，他從原計畫的11位受訪者中，選定顏蘭權、莊益增、黃信堯、陳亮丰、曾文珍，再加上出版社提議的李惠仁，嘗試突破制式的訪談改寫形式，轉而以融合傳記、訪談加上評論的文體形式，架構起《景框之外》一書的敘述基調。

誠如林木材在後記引用知名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的名言：「紀錄片，是由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世界。」《景框之外》無疑是林木材以自己的筆╱文字代替了攝影機╱鏡頭，與這幾位受訪者共同創建了一個奇異的互動世界。

《我的回家作業》

林木材抽絲剝繭直探創作核心，井然爬梳這六位╱五組紀錄片工作者的成長背景與人格特質，試圖從中勾勒剖析這些因緣脈絡與他們作品之間的交相指涉影響。每篇文字的最後都以近千字的評論作結，比如曾文珍那篇的結語命名為「拍自己真正想拍的」，一針見血總結了曾文珍橫跨紀錄與劇情，貫穿私密領域家族紀錄和公眾領域新聞事件之間的創作本質——熱情和自由。因為心懷熱情，曾文珍在大學時期進入全景映像工作室實習，奠定紮實的紀錄片基礎，從畢製一路拍到出社會後擔任執行製作跟著拍攝團隊上山下海仍能樂在其中。因為崇尚自由，曾文珍從學生時代即持續以自己的方式衝撞校內規範和體制，先是體驗了解嚴初期正萌芽的言論自由滋味，後來在出社會八年已具足夠影像資歷當下毅然報考南藝大紀錄所，不僅勇敢與學校不合理規範抗爭，還憑藉以自己母親為拍攝對象的習作《我的回家作業》，打破了紀錄片題材總須與公眾領域有關的迷思，堪稱充滿爭議的「南藝學派」最光輝燦爛的開路先鋒。

林木材憑藉一股宗教般的使命感，以文字追根究底景框之外的「真實」，感性細寫母親如何深刻影響曾文珍的人生態度，同時又理性分析她作品中的「對話目標」，肯定她自由表達意見的創作初衷。總結而論，透過這六位╱五組作者的明確定位，林木材顯然嘗試以個體經歷書寫作為起點，再從較宏觀的角度審視其人其作在台灣紀錄片發展史上的份量與地位，最後將其與國族脈絡下的主體性追求做出連結，因而賦予了《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與其他紀錄片書籍相較之下更恢宏廣闊的視野高度和歷史感。



※本文刪減版刊於2012/10/6「中國時報開卷版」（PDF下載），此處為完整版，感謝作者同意轉錄。

--
鄭秉泓，影評人、著有《台灣電影愛與死》，部落格：關於電影，我略知一二
《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新書資訊

《景框之外》推薦序：真實之外（文／蔡崇隆）

最近參與一部歷史紀錄片的製作，主題是台灣中部一個政治世家的三百年滄桑。研究人員與編導花了近一年的時間考察歷史文獻與家族書信，再以戲劇重演的方式再現先人面對時代考驗的反應與抉擇。

好不容易全片在暑假開拍，劇組以電影規格在古老宅邸揮汗拍攝，演員們則賣力地詮釋歷史人物的喜怒哀樂。穿梭片場，我不禁私下揣想，耗費這麼多人力物力的目的是什麼？ 不就是為了追求真實嗎？ 但只要考證出了差錯，美術攝影做不到位，表演者的火候不夠，一切的努力就可能付諸流水，或許它仍可被視為一部有質感的劇情片，但與追求真實為目的的紀錄片就沒有太大關係了。

所以根本問題是，「真實」是什麼？如果不管劇情片，紀錄片或現今常見的劇情／紀錄混血片，都很在意真實與否，那麼「真實」必然是個很迷人的東西。

我常有機會詢問學生或觀眾：紀錄片與劇情片的差別是什麼？得到的答案也多半和真實有關：「紀錄片比較真實……」，「紀錄片能呈現真實的人事物……」。在我自己的創作歷程中，讓我最有感覺的也是許多在第一時間，第一現場所紀錄的人物點滴，例如蘇建和控訴警察刑求的激動語塞，公娼阿姨麗君與路人的街頭論戰，新移民強娜威與老公的家庭衝突……。這些難以預料，無法安排，更不可能重演的魔幻時刻，也許就是劇情片永遠不能夠完全取代紀錄片的原因。

但是，難道「真實」就是紀錄片的全部嗎？我認為，它必然是核心價值，不過「真實」之外呢？總還有些別的吧。首先，紀錄片的真實既然是透過影像的再現，就勢必只能是有限的真實或局部的真實，而不是如一般人常以為的---紀錄片能反映百分之百的真實。

再以我的紀錄片人物為例：有別於螢幕上的嚴肅，其實蘇建和是個蠻搞笑的人; 不同於畫面上的強悍，麗君與強娜威私下都頗為靦腆。哪一個他或她才是真實的？我只知道，如果你認為透過一部紀錄片（不管它做的多好或多長），就可以完全瞭解一個人物的性格或一件事的來龍去脈，那就太天真了。你所能看到的，完全取決於導演／工作團隊想讓你看到什麼，或以他們的能力，能讓你看到什麼。

進一步來說，紀錄片的觀點將會對你所看到的真實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一樣是政治受難者的題材，曾文珍與顏蘭權，莊益增會有相當不同的切入角度。一樣是環境生態的題目，黃信堯與李惠仁會有大相逕庭的議論方式。你沒辦法說他們作品呈現的哪一個才是真實，你也不能抱怨他們都太過主觀。每一個作品不可避免的隱藏創作者的個性，意識形態與成長歷程。所以我必須再次殘忍的打破許多人對紀錄片的幻想：紀錄片能客觀的反映它所紀錄的真實。也許現實環境與傳播媒體的表現令人失望，紀錄片相對客觀地呈現了較多真實面，但因此給予過高期待恐怕也沒有必要。

既然這樣，紀錄片還有什麼好期待的？對我來說，紀錄片值得珍惜的，本來就不在於真實或客觀與否的命題，而是如本書所介紹的幾位導演及其作品所揭示的，除了觀點之外，還有關切（concern）。兩者相乘而產生的巨大能量，你可以看到紀錄片有時如一把利刃，插向官僚主義的心臟; 有時如一道清溪，流過尋常百姓的村里; 有時如一顆奇石，投入幽暗歷史的深谷; 有時如一把探針，刺進私我最不可言說的痛處。如果不是出於對土地，社群，家庭及自我的熱愛與關切，我們不會看到這些傑出作品的誕生。

這些年中國熱席捲了西方世界，包括中國紀錄片也受到高度重視。中國大陸很像八零年代解嚴前的台灣，充滿了騷動不安的氣氛與千奇百怪的社會現象，誠然是紀錄者的天堂。高度自由與富裕的台灣，好像就沒什麼好紀錄了。所以雖然紀錄片徵件與競賽仍然屢見不鮮，但多半主題虛浮，為了獎金而來的參賽者也少見紮實作品。你不能說這些紀錄片沒有呈現任何真實的台灣，但你不太容易看到清楚的觀點，更難瞭解作者的關切是什麼。

台灣真的沒有什麼值得紀錄的嗎？有學者研究指出，台灣近年來所累積的財富，都流向了金字塔頂端的權貴階級，與絕大多數的中下階級根本沒有關係。社會新聞每隔幾天就會看到有人因為經濟困境而結束生命。直到我寫稿的此刻，被資方惡意離棄的華隆員工罷工仍然在持續。我並不是說紀錄片非得紀錄這些題材不可，但我好奇台灣眾多攝影機的方向到底是在哪裡？如果只是跟隨隨某些制式的主題起舞，沒有深入的田調或蹲點拍攝，那只是讓台灣無所不在的速食文化進一步啃蝕了紀錄片的寶貴資源而已。

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中，萬事萬物都可以消費，紀錄片大概也不例外。但對我來說，一部好的紀錄片，總是蘊含了一些資本巨獸食不下咽，或是吞下去也會吐出來的東西，那是一種對現存系統的省思能力，也是一種難以收編的反抗精神。所以對許多創作者來說，紀錄片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過程。紀錄者的最大收穫，往往不在獎金，而在於路上的緣分與風景。也因為影片本身不是目的，所以當你發現有更值得追求的目標時，或許紀錄的終點也已到來。

2009年推出《愛恨情愁紀錄片》時，我曾擔心台灣紀錄片的榮景即將消逝，三年後來看，舊的問題並未消失，新的危機已經浮現，例如南部紀錄片重鎮南藝大紀錄所的招生人數逐年直線下降，中部國立美術館主辦的國際紀錄片雙年展一直無法有效傳承策展經驗，北部歷史最久的本土紀錄片播出平台-公視紀錄觀點，因為片源不足，開始播出國外紀錄片。整體來說，台灣的紀錄片環境正在惡化中，雖然還有很多年輕的創作者留在這個領域，但是他們的未來將面對更多挑戰。

三年前的導演訪談提供了原始的素材供讀者自行取用，但較不利於紀錄片的初學者，所以這一次的續集雖然也訪談了多位紀錄片工作者，但由木材在閱讀聽寫稿之後，再自行研究增補，以導讀的方式寫作本書。為了提高可讀性，木材的寫作策略也有如一部人物紀錄片，充滿了引人入勝的畫面與有趣的情節。最重要的是，他也成功的描繪出每位創作者的獨特面貌，並引領讀者體會其作品的精髓。在台灣紀錄片發展面臨轉折的關鍵時刻，本書的出版希望能對紀錄片工作者與愛好者產生良性的刺激，對紀錄片專業與產業的提升做出貢獻，更期盼未來十年可以看到台灣紀錄片的新榮景。

--

蔡崇隆，紀錄片導演、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理事

《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新書資訊

《景框之外》推薦序：問答之外（文／聞天祥）

當台灣電影被視為成功復興，劇情片票房動輒以千萬、上億計算的時候。我們卻發現從2010 到2012 連續三屆台北電影獎的首獎，都被紀錄片抱走；2011 年韓國導演李滄東（《密陽》、《生命之詩》）大陸演員黃渤（2009 金馬影帝）來台擔任金馬獎評審，也透露最讓他們感動和意外的其實是紀錄片。顯然台灣紀錄片的能力與潛力，依然不能小覷。

紀錄片在台灣已經走過很多階段：議題的突破、形式的開發、設備的更新外，還有設立專業系所、人才培力、舉辦影展、巡迴推廣，成立工會等。然而一直要到2009 年底，才在蔡崇隆導演的帶領下，完成《愛恨情愁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這本以問答形式為主的專書，讓

我們在影片的分析評論之外，聆聽到12 位創作者許多不為人知的心路歷程與紀錄探索，有趣的是同時也凸顯了提問者（大多是當時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的學生）對於紀錄片種種大哉問的好奇、質疑，真確反映出台灣紀錄片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的自省與對話。

我曉得紀錄片工會的第一本書，出得很辛苦。因此得知第二本《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得以順利出版，不由興奮（這表示還有再續的可能）。與首作最大的不同，是這本新書不再是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呈現，而是加以改寫。對我來講，這兩種形式並無優劣之分，一如紀錄片手法可以百家爭鳴。問題是：由誰來寫？他必須具備良好的文筆，又要深入瞭解台灣紀錄片的發展脈絡，而且我認為，他對投入這項計畫的熱情與理想要遠比他的學位資歷還來得重要！

林木材確實是最佳人選。他雖然年輕，但絕非紀錄片領域的生手。他在台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的碩士論文寫的就是《台灣紀錄片的發展與變貌（1990-2005 年）》，也擔任過2010 台灣紀錄片雙年展的影展統籌；但這些可能都不如他自2008 年起持續籌畫的「新生一號出口」紀錄片映演加座談、以及持續更久的紀錄片評論書寫，更能證明他的專注。

正因如此，《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的可讀性就不只是導演們的開誠布公或訪問者的打破沙鍋，還包含了一個評論者的觀察角度。

例如他描述黃信堯的作品：

《唬爛三小》的動人在於，黃信堯不只將創作視為一種情緒宣洩，更重要的，透過貼身的個人角度和語彙，他將這些私人情緒與記憶「轉化」為具溝通性的事件，並在「命運／死亡」的母題下，以輕挑戲謔的態度，令生命中最負面難堪的遭遇、沉重的殘酷話題，成為一幕幕荒謬的人生劇本，揮霍奢侈，充滿傷感。

對於曾文珍的《我的回家作業》，他說道：

這是部獨一無二的紀錄片，外在條件上，具備了「作業」與「作品」的雙重身份；內在條件則是唯有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對彼此都充滿「愛」，才可能誕生的作品。

林木材寫陳亮丰的那篇文字，則宛若平行剪；，穿梭在她以行政身份投入「全景」紀錄片人才培訓的經歷與感動，以及在九二一地震後改以導演角色參與、記錄的心得。通篇讀來，有如一場合作接力、多重辯證的回顧與反省：

紀錄片就是這樣的一種東西，隨著不同創作者而生的獨立視角、理解方式，讓這個世界有著無窮的變化與面貌，不斷解構人的慣態思想、固有觀念，即便是堅定有自信者，也不得不謙卑，學習包容與理解。

而以《不能戳的秘密》驚動朝野的李惠仁，在「驚爆內幕」之外，還具備什麼紀錄特質？他回推到《睜開左眼》：

《睜開左眼》無疑是部反省力十足的作品，構築起「故事」的影像素材包括動畫（小綠人的隱喻）、跟拍畫面、資料影像、自我演出，這部關於影像記錄者的紀錄片，甚至還帶點「後設」（meta）技巧。...不會大刀一揮否定一切，仍呈現了人性中的辛酸與無奈，保有一絲寄望，隱含著淡淡的哀傷與失落。《睜開左眼》雖是批判的，但仍是敦厚的。

對於莊益增、顏蘭權叫好又叫座的《無米樂》，他除了詳細道出兩位導演紀錄角度的變遷始末，也在這部動人的作品看到一些隱憂：

值得肯定的是，《無米樂》成功跳脫出小眾的窠臼，讓更多人能接觸與認識紀錄片，但種種現象背後所隱含的，恐怕是在現代社會中，人與土地的真實距離早已越來越遙遠。

除了流暢好讀，字裡行間還有熱情但清晰的評價，既是他回應給受訪導演的誠懇，更展現其寫作態度的標準。這些見解自可接受檢視，你無須全盤照收，卻無法否認它們能夠刺激台灣紀錄片的再思。

而教我忍不住想再問下去的是，這本書只寫了五組導演，卻有一半以上遭遇過自我表達卻被懲罰的經驗。是曾經封閉威權的時代擠壓出他們更大的質疑能量，還是敏銳易感的心靈開發了紀錄探索的觸角？從叛逆到寬大，從批判到自省，所有看似巧遇的生命彎流，到頭來卻成了凝聚創作藍圖的必經。這當中的每一次選擇，雖然從他們口中都是輕輕托出，其實對很多人而言都是沈重的難題。

觀看，感受，同情，啟動。是創作者按下機器開關的步驟，還是觀賞者被作品影響的階段呢？用文字去記錄紀錄片工作者，應該也是這樣的吧！



--
聞天祥，資深影評人
《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新書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