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2年10月6日 星期六

《景框之外》推薦序:真實之外(文/蔡崇隆)

最近參與一部歷史紀錄片的製作,主題是台灣中部一個政治世家的三百年滄桑。研究人員與編導花了近一年的時間考察歷史文獻與家族書信,再以戲劇重演的方式再現先人面對時代考驗的反應與抉擇。

好不容易全片在暑假開拍,劇組以電影規格在古老宅邸揮汗拍攝,演員們則賣力地詮釋歷史人物的喜怒哀樂。穿梭片場,我不禁私下揣想,耗費這麼多人力物力的目的是什麼? 不就是為了追求真實嗎? 但只要考證出了差錯,美術攝影做不到位,表演者的火候不夠,一切的努力就可能付諸流水,或許它仍可被視為一部有質感的劇情片,但與追求真實為目的的紀錄片就沒有太大關係了。

所以根本問題是,「真實」是什
?如果不管劇情片,紀錄片或現今常見的劇情/紀錄混血片,都很在意真實與否,那麼「真實」必然是個很迷人的東西。

我常有機會詢問學生或觀眾:紀錄片與劇情片的差別是什麼?得到的答案也多半和真實有關:「紀錄片比較真實……」,「紀錄片能呈現真實的人事物……」。在我自己的創作歷程中,讓我最有感覺的也是許多在第一時間,第一現場所紀錄的人物點滴,例如蘇建和控訴警察刑求的激動語塞,公娼阿姨麗君與路人的街頭論戰,新移民強娜威與老公的家庭衝突……。這些難以預料,無法安排,更不可能重演的魔幻時刻,也許就是劇情片永遠不能夠完全取代紀錄片的原因。

但是,難道「真實」就是紀錄片的全部嗎?我認為,它必然是核心價值,不過「真實」之外呢?總還有些別的吧。首先,紀錄片的真實既然是透過影像的再現,就勢必只能是有限的真實或局部的真實,而不是如一般人常以為的---紀錄片能反映百分之百的真實。

再以我的紀錄片人物為例:有別於螢幕上的嚴肅,其實蘇建和是個蠻搞笑的人; 不同於畫面上的強悍,麗君與強娜威私下都頗為靦腆。哪一個他或她才是真實的?我只知道,如果你認為透過一部紀錄片(不管它做的多好或多長),就可以完全瞭解一個人物的性格或一件事的來龍去脈,那就太天真了。你所能看到的,完全取決於導演/工作團隊想讓你看到什
,或以他們的能力,能讓你看到什

進一步來說,紀錄片的觀點將會對你所看到的真實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一樣是政治受難者的題材,曾文珍與顏蘭權,莊益增會有相當不同的切入角度。一樣是環境生態的題目,黃信堯與李惠仁會有大相逕庭的議論方式。你沒辦法說他們作品呈現的哪一個才是真實,你也不能抱怨他們都太過主觀。每一個作品不可避免的隱藏創作者的個性,意識形態與成長歷程。所以我必須再次殘忍的打破許多人對紀錄片的幻想:紀錄片能客觀的反映它所紀錄的真實。也許現實環境與傳播媒體的表現令人失望,紀錄片相對客觀地呈現了較多真實面,但因此給予過高期待恐怕也沒有必要。

既然這樣,紀錄片還有什麼好期待的?對我來說,紀錄片值得珍惜的,本來就不在於真實或客觀與否的命題,而是如本書所介紹的幾位導演及其作品所揭示的,除了觀點之外,還有關切(concern)。兩者相乘而產生的巨大能量,你可以看到紀錄片有時如一把利刃,插向官僚主義的心臟; 有時如一道清溪,流過尋常百姓的村里; 有時如一顆奇石,投入幽暗歷史的深谷; 有時如一把探針,刺進私我最不可言說的痛處。如果不是出於對土地,社群,家庭及自我的熱愛與關切,我們不會看到這些傑出作品的誕生。

這些年中國熱席捲了西方世界,包括中國紀錄片也受到高度重視。中國大陸很像八零年代解嚴前的台灣,充滿了騷動不安的氣氛與千奇百怪的社會現象,誠然是紀錄者的天堂。高度自由與富裕的台灣,好像就沒什
好紀錄了。所以雖然紀錄片徵件與競賽仍然屢見不鮮,但多半主題虛浮,為了獎金而來的參賽者也少見紮實作品。你不能說這些紀錄片沒有呈現任何真實的台灣,但你不太容易看到清楚的觀點,更難瞭解作者的關切是什

台灣真的沒有什
值得紀錄的嗎?有學者研究指出,台灣近年來所累積的財富,都流向了金字塔頂端的權貴階級,與絕大多數的中下階級根本沒有關係。社會新聞每隔幾天就會看到有人因為經濟困境而結束生命。直到我寫稿的此刻,被資方惡意離棄的華隆員工罷工仍然在持續。我並不是說紀錄片非得紀錄這些題材不可,但我好奇台灣眾多攝影機的方向到底是在哪裡?如果只是跟隨隨某些制式的主題起舞,沒有深入的田調或蹲點拍攝,那只是讓台灣無所不在的速食文化進一步啃蝕了紀錄片的寶貴資源而已。

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中,萬事萬物都可以消費,紀錄片大概也不例外。但對我來說,一部好的紀錄片,總是蘊含了一些資本巨獸食不下咽,或是吞下去也會吐出來的東西,那是一種對現存系統的省思能力,也是一種難以收編的反抗精神。所以對許多創作者來說,紀錄片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過程。紀錄者的最大收穫,往往不在獎金,而在於路上的緣分與風景。也因為影片本身不是目的,所以當你發現有更值得追求的目標時,或許紀錄的終點也已到來。

2009年推出《愛恨情愁紀錄片》時,我曾擔心台灣紀錄片的榮景即將消逝,三年後來看,舊的問題並未消失,新的危機已經浮現,例如南部紀錄片重鎮南藝大紀錄所的招生人數逐年直線下降,中部國立美術館主辦的國際紀錄片雙年展一直無法有效傳承策展經驗,北部歷史最久的本土紀錄片播出平台-公視紀錄觀點,因為片源不足,開始播出國外紀錄片。整體來說,台灣的紀錄片環境正在惡化中,雖然還有很多年輕的創作者留在這個領域,但是他們的未來將面對更多挑戰。

三年前的導演訪談提供了原始的素材供讀者自行取用,但較不利於紀錄片的初學者,所以這一次的續集雖然也訪談了多位紀錄片工作者,但由木材在閱讀聽寫稿之後,再自行研究增補,以導讀的方式寫作本書。為了提高可讀性,木材的寫作策略也有如一部人物紀錄片,充滿了引人入勝的畫面與有趣的情節。最重要的是,他也成功的描繪出每位創作者的獨特面貌,並引領讀者體會其作品的精髓。在台灣紀錄片發展面臨轉折的關鍵時刻,本書的出版希望能對紀錄片工作者與愛好者產生良性的刺激,對紀錄片專業與產業的提升做出貢獻,更期盼未來十年可以看到台灣紀錄片的新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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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崇隆,紀錄片導演、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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