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2年11月15日 星期四

《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書評(文/梁碧茹)

1960年代陳耀圻的《劉必稼》引進真實紀錄的概念,影響了1970年代的電視紀錄片的製作形式。那是一個瓊瑤愛情電影的年代,然而,根據吳念真的回憶,當時由黃春明等人製作的《芬芳寶島》電視紀錄片中,某集講述瑞山煤礦的故事,因為將平均所得說多了,結果造成一千多位礦工柔性罷工。(註1)無論是因為電視紀錄片的社會描寫脫離現實,還是礦工藉此抗議資方剝削,吳念真都感受到影像對社會的影響力,同時,我們也可以感受到紀錄片這個影像類型所肩負的道德與社會期待。

觀賞紀錄片時,觀眾透過紀錄片工作者的攝影機(眼)看盡人生百態與社會景況,透過他們的美學實驗,體驗到各種面對「真實」的態度。那麼,關於台灣紀錄片工作者自己的人生呢?

2009年,在蔡崇隆導演的帶領下,一群學生與記錄片工作者一同完成了《愛恨情愁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這本紀錄片工會的出版書籍處女作,以七彩霓虹燈般的鮮豔書封設計,宣告了某種市井草根、多元聲道的態度。書中每篇訪談開展前,都有一篇採訪者對受訪者以及採訪作業的感想,或是對紀錄片與相關議題的再思考。由於採訪者各異,文中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採訪風格,而不同受訪者的回應「氣口」,也透露了導演們的殊異性格。

2012年,林木材以其對紀錄片長期的關注與投入所累積的情感能量,書寫出這本文體獨特的《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作為紀錄片工會出版的第二本書。作者選出五組(共六位)導演,透過訪談紀錄的整理,佐以作者對導演與紀錄片產業的理解,再加上對影片的觀察與反思,寫出這一本溫柔抒情,甚至帶著稍許向紀錄片工作者致敬意味的作品。書中受訪的導演們生於1970年代左右,成長時所歷經的80、90年代,是台灣紀錄片蓬勃發展的時期,也是台灣政治、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年代,本書以紀錄片工作者成長的歷史背景作為時間框架,捕捉了他們與紀錄片相遇的時刻,以及其作品和台灣社會撞擊出的火花

然而,作者抒情敘述與紀錄交錯的書寫策略,令人在被感動的同時,也對作者與書寫對象(角色)們之間的關係,產生了一些思考或疑問。作者的寫作客觀與感性交錯纏綿,在企圖拉出描述與論述距離的同時,字裡行間又盈滿著作者對被敘述者的相知相惜。書中後記提到了「攝影機鋼筆論」,說明攝影機如同筆一般,導演是作者,應有自己的風格和觀點。儘管本書寫作風格確實有其動人之處,筆者的疑問在於:此種風格化的書寫策略下,紀錄片工作者的生命與樣態是否被忠實的呈現?作者與被書寫者間的關係設定為何?又以何種態度面對眼前的素材?而此法的再現紀錄片工作者,與以訪談形式為主的文字紀錄,是否能更有力、有效率地呈現紀錄片景框之外導演的思考與狀態?讀者閱讀時所引發的想像,有多接近那些被描寫的人、事、時、地、物?而作者對讀者的回應是否抱以某種期待?

如此(再)創作式的紀錄/書寫(甚至帶有些傳記的味道),因為涉及紀錄片工作者的生命歷程,難免會遭遇上述的問題,而此般再現議題,正也是紀錄片創作本身的難題。這些問題沒有正解,也無關是非對錯,而是創作者與讀者之間必然的溝通過程。經由本書所引發的思考,或許可以重新思考過去紀錄片相關文獻的形式,以及另闢不同論述空間的可能性。

然而,這些提問並未妨礙筆者閱讀過程中的感動。作者對紀錄片的了解、投入、與熱愛在書中表露無遺。其點評細膩,對於紀錄片的閱讀與理解亦相當精準與深刻。聞天祥在推薦序中的結語,似乎貼切的捕捉到作者文字間所透露的寫作歷程:「觀看,感受,同情,啟動。是創作者按下機器開關的步驟,還是觀賞者被作品影響的階段呢?用文字去紀錄紀錄片工作者,應該也是這樣的吧!」

閱讀《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應該也是這樣的吧。


【註1】胡智銘,《熱情逼人的歐吉桑 吳念真》專訪,中時電子報,2006年二月21日。電子報連結: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people/950221/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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