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2年10月6日 星期六

《景框之外》書評:探尋真實,探尋主體性(文/鄭秉泓)

21世紀之初,台灣電影陷落最谷底,市場佔有率跌至千分之二,在那個台北票房一旦衝破百萬就可以開香檳慶祝兼發稿的低迷年代,《生命》與《無米樂》在2004、2005連兩年寫下票房奇蹟。接下來,由紀錄片工作者發起的自主工會於2006年9月正式成立,不只希望保障紀錄片工作者基本勞動權利、提升專業水平,更以促進產業發展為目標,期望國內紀錄片環境能更健全與完整。

這些年紀錄片工會除承辦中華電信主導的「攝區二三事」徵件、評審活動,也在2009年出版了《愛恨情仇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同喜),由身兼紀錄片工作者及教師身分的蔡崇隆帶領南藝大音像紀錄所學生,針對12位中生代紀錄片導演進行深度訪談,藉以初步填補自1990年以來的史料斷層。

將近三年之後,紀錄片工會有了第二部出版品《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它的前身是曾獲國藝會補助的研究計畫「國家相簿生產者——紀錄片從業人員訪談研究與分析」,依舊由蔡崇隆帶領南藝大紀錄所學生進行訪問。出乎意料的是,《景框之外》並非《愛恨情仇紀錄片》的續篇,反倒像是另闢蹊徑,嘗試突破傳統訪談問答形式對一般讀者所造成的「專業距離」,走出受訪者理當具有「多面向」與「代表性」等宏大使命感的框架。《景框之外》選擇以更明確的觀點、更親和易讀的文字,引領讀者認識在台灣如斯特殊歷史文化脈絡下成長的紀錄片工作者們,釐清他們奮不顧身投入紀錄片領域的不同緣由,並進一步思索紀錄片的美學與意義。

為《景框之外》擔任執筆的林木材,本名林琮昱,他就讀南藝大音像管理所時曾接下《無米樂》台南院線的上映宣傳,因將當時心情寫在部落格上引起廣大迴響,而獲中時電子報主辦的首屆「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個人組最大獎。這些年來,他寫影評、編輯採訪、主編《紀工報》、擔任評審、也策劃過影展,還長期負責「新生一號出口」主題式影展的運作,在紀錄片領域耕耘甚深。此次,他從原計畫的11位受訪者中,選定顏蘭權、莊益增、黃信堯、陳亮丰、曾文珍,再加上出版社提議的李惠仁,嘗試突破制式的訪談改寫形式,轉而以融合傳記、訪談加上評論的文體形式,架構起《景框之外》一書的敘述基調。

誠如林木材在後記引用知名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的名言:「紀錄片,是由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世界。」《景框之外》無疑是林木材以自己的筆╱文字代替了攝影機╱鏡頭,與這幾位受訪者共同創建了一個奇異的互動世界。

《我的回家作業》
林木材抽絲剝繭直探創作核心,井然爬梳這六位╱五組紀錄片工作者的成長背景與人格特質,試圖從中勾勒剖析這些因緣脈絡與他們作品之間的交相指涉影響。每篇文字的最後都以近千字的評論作結,比如曾文珍那篇的結語命名為「拍自己真正想拍的」,一針見血總結了曾文珍橫跨紀錄與劇情,貫穿私密領域家族紀錄和公眾領域新聞事件之間的創作本質——熱情和自由。因為心懷熱情,曾文珍在大學時期進入全景映像工作室實習,奠定紮實的紀錄片基礎,從畢製一路拍到出社會後擔任執行製作跟著拍攝團隊上山下海仍能樂在其中。因為崇尚自由,曾文珍從學生時代即持續以自己的方式衝撞校內規範和體制,先是體驗了解嚴初期正萌芽的言論自由滋味,後來在出社會八年已具足夠影像資歷當下毅然報考南藝大紀錄所,不僅勇敢與學校不合理規範抗爭,還憑藉以自己母親為拍攝對象的習作《我的回家作業》,打破了紀錄片題材總須與公眾領域有關的迷思,堪稱充滿爭議的「南藝學派」最光輝燦爛的開路先鋒。

林木材憑藉一股宗教般的使命感,以文字追根究底景框之外的「真實」,感性細寫母親如何深刻影響曾文珍的人生態度,同時又理性分析她作品中的「對話目標」,肯定她自由表達意見的創作初衷。總結而論,透過這六位╱五組作者的明確定位,林木材顯然嘗試以個體經歷書寫作為起點,再從較宏觀的角度審視其人其作在台灣紀錄片發展史上的份量與地位,最後將其與國族脈絡下的主體性追求做出連結,因而賦予了《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與其他紀錄片書籍相較之下更恢宏廣闊的視野高度和歷史感。



※本文刪減版刊於2012/10/6「中國時報開卷版」PDF下載),此處為完整版,感謝作者同意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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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秉泓,影評人、著有《台灣電影愛與死》,部落格:關於電影,我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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