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2年11月16日 星期五

《景框之外》後記:筆像攝影機一樣(文/林木材)

北區地方記錄訓練計畫,蔡靜茹攝影。
書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很難不去回想,自己曾經走過的紀錄片軌跡。

與紀錄片結緣,是2000年時的事。正值大學二年級的我對生命漠然,時常翹課在外遊蕩,偶然在高雄電影館看了吳乙峰導演的《月亮的小孩》(1990)。怎麼這些平常我一點也不認識的白化症者,竟對著我毫無保留地傾吐自己生命中最深沉的秘密心事。面對他們的故事,我大受震撼,慚愧無言,失神呆坐在座椅上崩潰大哭,狹小的心胸被紀錄片的力量狠狠地給扳開來,原本舊有的價值觀在那一刻徹底崩解。當下我沒有意識到,原來那是一種「重生」的經歷。

後來,我從企業管理系跨領域考上了台南藝術大學的音像藝術管理所,開始正式學習紀錄片。我試著持續寫影評,看讀紀錄片與相關書籍,然後以工作人員的身份參與籌辦各種紀錄片活動,包括人文影像創意研習營、烏山頭影展、南方影展、《無米樂》上院線,並像遊牧民族般追逐著在各地舉辦的紀錄片放映會,結識了許多同好和前輩,努力從大家身上學習。

那時候我常常想著:「我是紀錄片的追星族!也是紀錄片的使徒!」有點狂妄自大,有點天真浪漫,但那卻是無比真實的心情。

退伍後,我移居台北,想試著靠紀錄片相關工作維生,做過的工作包括巡迴放映、影評撰寫、採訪編輯、選片評審、影展策劃、網站企劃等等,幾乎做遍了紀錄片推廣環節中的各項工作。

意外的是,今年(2012)是我踏入紀錄片領域的第十年,居然有了寫書的契機,對於只寫過影評及報導的我,無疑是個艱辛的挑戰。但過往經歷在時間的催化中成為經驗,默默支撐著我,讓我有能量與能力去理解書中所撰寫的這六位/五組紀錄片工作者,並能夠與他們對話。

做為一個長期的紀錄片影迷和推廣者,我關心的是,在台灣特殊的歷史文化脈絡下,每個人是怎麼開始接觸紀錄片的?為何願意投入其中?所主張的美學觀念是什麼?所認知的紀錄片是什麼模樣?在各自不同的人生經驗中,究竟紀錄片對個人的意義是什麼?這些概要成為我寫作時的基礎構想。

紀錄片工會在2009 年出版《愛恨情愁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後,在2011 年繼續策劃,並交由蔡崇隆導演與南藝紀錄所學生進行《國家相簿生產者--紀錄片從業人員訪談研究與分析》研究計畫,共有十一位受訪者。但工會對於第二本書的出版有了不同想像,希望觀點能更明確,文體對讀者來說能更容易閱讀。

於是在工會的委託下,我接下了這份改寫的任務,學生們與受訪者的問答稿,是我改寫的主要參考素材,從中我挑選出了顏蘭權、莊益增、黃信堯、陳亮丰、曾文珍,並在遠流出版社的建議下,加入了李惠仁。

這樣的名單對我而言,除了因為個人能力而必須有所取捨外,所考慮的是,他們的年齡相仿,約莫在1970 年前後出生,是台灣中堅的紀錄片工作者,其所經歷過的八0、九0年代,恰恰是台灣社會與紀錄片發展上,最重要的一段歷史;他們學習紀錄片的取徑都不同,各有動人之處,他們的作品採取的美學形式差異甚大,各有所長,更代表著台灣紀錄片豐沛的創作能量與多樣面貌。

我看了他們的每一部作品,搜尋談論他們的每一篇文章,也閱讀他們的自述、訪談與部落格,並且陸續補訪了幾次。一個強烈的念頭開始在心中躍躍浮現,我的小小心願是:透過文字,讓讀者深入認識這些主角,對紀錄片有所理解,並嘗試在歷史的光譜下,描繪出他們各自的座標所在,拼湊勾勒出台灣紀錄片的樣貌輪廓,找回台灣紀錄片在台灣電影史中應有的位置和價值。

大概是因為這種帶點不平的心情吧!所以我總在每篇文章中,刻意地強調解釋「綠色小組」、「全景傳播基金會」、「多面向工作室」、超視的「調查報告」等等影響了台灣紀錄片甚深的機構節目,也試著回到每位主角的思考脈絡裡,闡述他們所認知的紀錄片,然後再偷偷摻入自己的情感、心情與觀感。

那是看見他人以不同方式,投身奉獻於與自己相同的熱愛事物時,一種情不自禁的投射。

許多年前,我曾經是顏蘭權與莊益增的作品《無米樂》(2004)台南場上映的院線統籌,多年後我到他們家中,成為第一批看《牽阮的手》(2010)初剪版的觀眾;2005 年時,我在南方影展觀賞《唬爛三小》的首映,看起來很酷的導演黃信堯在座談中失聲痛哭,令我永難忘懷;2005 年,在看完陳亮丰的《三叉坑》後,因為執著於紀錄片中「真實」的問題,我特地實地走訪三叉坑一趟,而她在全景多年的「培訓者」身份,也令我格外憧憬;我很關心曾文珍的《我的回家作業》(1998)所引起的,紀錄片應該拍攝社會議題還是個人議題的激辯,翻遍了相關文章,只為了希望看見個人題材並不會削減紀錄片價值的說法;我在電腦前瀏覽著相關消息,關心李惠仁以《不能戳的秘密》(2011)轟動社會,一部紀錄片到底如何能翻天覆地、改變社會?

地方記錄訓練計畫,右二學員黃信堯為本書受訪者之一。李中旺攝影。
從觀眾到投入工作,從評論者轉為推廣者。如今,我竟有機會書寫他們的生命和作品,這真是莫大的榮幸。某種程度上,我也彷彿用文字,拍攝了一部紀錄片,他們的慷慨大方與信任,讓我終於能夠親身體會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Ogawa Shinsuke)所說的:「紀錄片,是由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世界。」

從前從前,法國人提出了「攝影機鋼筆論」,認為攝影機就像筆一樣,導演是作者,應有自己的風格和觀點;如今,在這個以影像閱讀為主的年代,我重新拿起筆來,在資料與影像海中,一點一滴地描繪紀錄片工作者和他們的作品,期待透過自己的眼睛及筆觸,刻劃這些影像作品對時代的意義。

由衷感謝本書主角們與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辛苦的編輯群吳家恆、陳芯怡、呂德芬、郭昭君,總是受我叨擾的吳文睿、徐承誼、陳薇如,還有在工作上給予我許多諒解和協助的吳采蘋與盧凱琳,以及一直給我最大支持的父母、岳母、兩位妹妹;更要感謝我的牽手陳婉真,她永遠是我的第一位讀者,也是我最在乎的人,我們因紀錄片聊到深夜而不罷休,為紀錄片爭論到面紅耳赤的次數與時間,遠比任何事物來得更多更多,能與她一同走在紀錄片的路上,是最最幸福的事。

我以為《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僅是此系列的開端,期待未來能有更多關於台灣紀錄片的故事陸續出版,也期許自己,能夠一直、繼續寫下去。

最後,願此書不致辜負工會與受訪者們所託,僅以此書獻給熱愛紀錄片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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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新書資訊
窺見景框──系列座談活動(10/2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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