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1年3月3日 星期四

那些國外紀錄片影展教我的事



因為自身志趣使然,自2005年起,我開始走訪多個國際紀錄片影展,包括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YIDFF)、瑞士真實影展(Visions du Réel: Nyo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IDFA)。每次走訪不僅大開眼界,欽佩他們影展的規模和成功,也漸漸瞭解不同文化、不同國度的人們是如何透過「影展」的型態,去表達自身對紀錄片、對真實、對文化的探索、看法和期待,同時也試著和「地方」產生連結,帶動紀錄片環境的進一步發展,提升觀眾對紀錄片的認識,以及透過紀錄片創造一個議題與觀點可以互相對話的場域。

台灣也有不少影展,其中兩年一次的「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TIDF)」和上述影展相比,應是最相似,也具有相同本質與規模的影展。本篇文章嘗試將這些國際參展經驗當作一面鏡子,希望能折映出台灣影展自身的模樣。


山形影展:文化交流的橋樑

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以下簡稱「山形影展」)在1989年創立於當時日本最貧困的城市——山形縣,爾後以每兩年為期持續舉辦。當時,積極奔走影展的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號召許多亞洲重要的電影工作者一同參與,並發表了《亞洲電影宣言》,強調影展並非單純尋找出資人的場所,而是交流、交換對電影的不同意志。山形影展的主席矢野和之從影展創立時便加入小川紳介的攝製組工作,至今二十多年來仍堅守崗位,努力維持影展的品質。他自己在東京的公司,也成了山形影展專屬的東京事務局。

山形影展創立之後的十幾年間,許多對亞洲紀錄片有興趣的外國友人也紛紛投入其中。他們不只在影展觀點和執行上提供意見,更強烈要求「翻譯」的重要性和品質。例如在山形的許多映後座談會裡,必定會有一位英日翻譯;若導演來自非英語地區,更會備有兩位譯者,一位將外語譯成日文,另一位則負責英日翻譯。以我連續參加過三屆影展的經驗而言,最感到驚訝的是,這些資深的口譯者每年都是同樣的人,對紀錄片皆有一定程度的瞭解。由於類似的論壇討論會非常多,他們扮演著相當重要的橋梁。

過去山形影展都會發行一本專門討論紀錄片的刊物,名為《Documentary Box》。這本刊物蘊含豐富的評論和訪談,每期都有日文版及英文版,而影展結束後的出版品《Festival Report》也有日英版本。此外,2003年台灣「全景映像基金會」受山形影展之邀與日本導演原一男討論紀錄片教育與培訓的論壇,也被整理出版,並包含中、日、英三個語言的對照。這顯示了山形影展在翻譯這個面向上毫不馬虎,真正落實了紀錄片交流的意義,不但替亞洲留下重要的紀錄片文字資料,也讓國際間瞭解亞洲紀錄片的現況。


關心人文,實驗影像

小川紳介是山形影展最重要的精神領袖,他曾紀錄日本70年代最重要的社會運動事件「三里塚(成田機場)抗爭事件」,1974年起,則帶領著團隊自三里塚遷居日本最貧瘠的山形牧野村,以苦行和共同生活的方式拍攝「稻米文化」以及農村居民的紀錄片,十幾年以之為家,直到逝世(1992)為止。他的作品不只著重社會意義和獨立精神,強調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關係,更思考該如何用影像與聲音去表現眼睛和身體所感觸到的真正現實,具有一定的哲學意味。

某種程度上,鼓勵人文關懷以及帶有實驗性質的紀錄片,可以說是山形影展的調性(亞洲競賽的首獎名稱便是「小川紳介獎」)。另外,影展開幕片多次選擇了與山形縣有關的影像或日本影史上重要的紀錄片,在歷年節目單元中也呈現「大東亞共榮圈影像」、「科學劇院」、「二次戰後影像」等主題的策畫,充分說明了山形影展與地方的深厚關係,以及對日本歷史文化的態度。


真實影展:大膽突破的視野

瑞士真實影展在瑞士西南方的小鎮Nyon開始興辦,自1995年起正式更名為「Visions du Réel」,意即「真實的多重視野」。這是由於從1995年開始參與瑞士真實影展的主席Jean Perret,為了挽救當時岌岌可危的影展,力排眾議將影展改名為「真實影展」,才逐漸發展出自身的特色。十六年來,影展除了影片映演本身,更加入了論壇、工作坊、展覽、市場展、創投會議等活動方式,變得越來越茁壯。

「真實的多重視野」意指這個影展並非以「類型」為區分,因為「真實」才是真正的主題!各種類型或具有實驗性質的紀錄片——包括實驗電影、影像詩、日記電影、家庭電影、調查報告、史詩影片或是支離破碎的影像故事,都被真實影展包含接納。

這份「真實」的真正意義,不在於影片的形式或內容,也不是打破虛構與真實的框架,而取決於一種「經驗」和「感受性」,即「相信這樣的影像」。策展人Jean Perret曾說:「看一部紀錄片前,什麼都不需要準備。」他相信靈感,並提倡觀影經驗裡第一時間的直覺以及對美感的直觀感受。

這使得真實影展不再停滯於紀錄片的傳統討論,反而更有前瞻性的提出「真實電影」,將紀錄片創作帶到另一個層次上。因而在影展中,總是充滿著各種生猛、具有高度原創性、打破紀錄片和劇情片間界線的電影作品。這種策展概念和視野,使得真實影展成為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紀錄片影展之一。


阿姆斯特丹影展:捍衛藝術主體性

至於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則是在1988年由一位荷蘭女子Ally Derks創立,當時還只是個小型的活動,參加的觀眾總人次只有少少幾千人。然而經過多年的累積和努力,這個活動參與的人次超過了十萬人之多,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紀錄片平台。現在的阿姆斯特丹影展每年播放約三百部影片,並有超過二千位的紀錄片相關專業人員會到此地進行交流。身為專業者的交流聖地,影展因此特別著重紀錄片的創意和品質,同時也肩負起選片、買賣、提案、研討、投資、推廣與教育等其他功能。

2010年影展的開幕典禮上,Ally Derks發表了一篇演說,說明世界各國政府因為經濟問題,開始大幅度刪減藝術文化創作預算的現象,並請在場者戴上黃絲帶一起抗議這種做法。她認為捍衛藝術文化長期發展最好的途徑,就是教育和持續的公眾壓力。

影展核心成員對於紀錄片不同的想像和態度,決定了影展的走向和定位。他們的初衷、觀念、視野和精神,將決定一個影展是否偉大。然而,要定義和定位自己,必定得先清楚的認識自己並從本位出發,才能發展自己獨特的價值和特色。

分析上述三個國際紀錄片影展成功的因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是有一個常設單位,以及願意持續留下來、對紀錄片擁有巨大熱情的人們。對於台灣而言,紀錄片具有何種意義?我們的紀錄片環境有什麼困境?這些問題是紀錄片雙年展的根基,也是為了辦好影展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搖擺不定的台灣策展模式

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自1998年創辦以來,每屆皆有不同的主題。依屆數順序分別是:「回歸亞洲」(1998)、「差異新世紀」(2000)、「跨越真實」(2002)、「新觀點‧看世界」(2004)、「跨界與探索」(2006)、「解放記憶」(2010)。僅管看似豐富,但也可解釋為方向不定。

如此大型影展是否需要一個主題是值得討論的:通常以「國際競賽類別」為主的影展,並不會特別設定主題;至於另一種做法,則是自始至終都擁有一個主題或口號,來表示自己的觀點或追求的方向。例如英國的謝菲爾德紀錄片影展(Sheffield Doc/Fest)的口號就是:「真相就在那兒!(The truth is over there)」

這個現象,其實也和策展人及執行團隊的思維非常有關。不幸的是,在這短短的十二年間,雙年展的策展團隊就換了四個以上。雖然雙年展從2006年起便落腳於台中的國立美術館,但由於美術館編制內缺乏足夠的影像相關專業人力來執行影展,因此仍是以發包(開放標案)的方式將影展委外承辦,同時必須合乎《採購法》的規定。追根究底,這種防弊如防賊的文化其實阻礙了許多文化環境的發展。


建立穩固的影展團隊

2006年時,Jean Perret曾來台擔任紀錄片雙年展的評審,他的評審感言便語重心長地透露:「最初這個台灣影展由於缺乏支持,可說是處在相當脆弱的情境。它在每次影展後消失,又在兩年後再次艱難地重生。由於工作團隊與義工的盡心盡力,今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再度成為可能。文建會和其他政府單位必須瞭解,一個國際性影展必須達要到一定的專業標準——這意味著若要讓影展發揮功能,它必須有穩定的組織架構與工作團隊,以便在整個國際影展網絡中扮演要角,協助有才華的獨立影像工作者獲得更廣大的交流互動。」

令人遺憾的是,這個根本的問題到了2010年仍未改善。每屆不同的策展團隊來來去去,每屆都像是第一屆一樣,缺乏經驗傳承,因此難有因長年經驗累積、學習和經營所發展出的「影展智慧」。這份「影展智慧」除了包括對影像推廣、活動及觀眾的經營和執行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否因為大量、長期的接觸紀錄片,發展出台灣自己對紀錄片、影像真實與影像本體等面向上獨到的觀點和美學啓發,並將其落實於整體影展的規畫和操作,成為真正擁有台灣特色和觀點的國際紀錄片影展?

一個好的國際影展不只能帶動產業發展、提升觀眾素養,也能將國家形象以文化方式傳遞出去。文化活動的好壞,不是以「大」或「小」來評斷;深究背後的許多細節,其實真正反映的是國家對藝術文化的態度,以及主事者的熱情和視野。這些想法是我從多個紀錄片影展深深體會到的心得,也認為這是台灣未來應持續努力的方向。




--
本文刊於2011年3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