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於「社大影像電子報‧2010年秋冬號」
採訪 、整理/林忠模
1.我自己在社大觀察到的現象是,社大很重視紀錄片的教育功能以及和議題連結的特性;這反映在他們選擇與談人的面向上相當廣泛。這與影展一般會邀請影片作者或影評人的作法不太一樣,不知您的看法是?A:我個人不是很喜歡強迫別人一定要接受怎樣的東西,特別是行動上的指示。另外我也覺得紀錄片和宣傳片是有分野的,宣傳片的目的導向是單一的,紀錄片則是刺激你去思考問題,可是這兩個東西會因為你如何操作它而產生出類似的效果。 回到我們談過的「記憶玖玖」,我們現在能看穿那時宣傳片所包裝的意識形態,是因為我們辨識影像的能力進步了;但我們現在仍無法擺脫目前台灣紀錄片在講述議題時總是四平八穩的相似性,因為我們賦予紀錄片優先要揭發社會現實的必要性;但為何劇情片便不必做這件事?在歐美並不會有這樣的分離,而這種兩者愈走愈遠的傾向也讓紀錄片很難去思考形式的重要性。
因為台灣只鼓勵紀錄片去「記錄」,而不是鼓勵紀錄片用現實去「創作」,以素材作為開發形式的起頭,從中找到新的觀看切入點。我認為即使要用影片來討論議題,也仍需要教觀者辨識影像的能力。這樣你才會讓觀眾面對影像時不是只是接收的角色。再來我會思考到「影像教育」是甚麼意思?僅是利用影像作為教育某件事情的手段,像教科書一樣?還是影像本身應是教學的主體?在台灣,目前這樣的困境暫時還沒有突破。
2.對您而言,當您從事推廣紀錄片時,理想中的受眾及效應為何?我想我們都不會否認紀錄片可以扮演推動社會改革的助力。但當觀眾進來這個場域時,您所期待的,除了他們看過影片、造成某些觀念的轉變外,抑或還有其它的部分?會這麼提問,是因為在社大操作紀錄片放映的想法裡,通常會有更急切地想與特定議題的具體行動方案或課程扣合的意圖,而就較不注重紀錄片在形式或切入觀點的各種變化。
A:我一開始是沒有設想受眾這件事,可是後來也不得不去想你的片子或是影展到底要播給誰看?如果你只能挑一個最重要的觀眾,那麼我想這個觀眾應該是最需要知道這個議題的人,例如放映談論女性的影片,如果是找男性來看,效果會更明顯;「認識」或「溝通」,應該是設定觀眾群體的前提。另外你提到預期效應,我並不會把效應設想為現場觀眾都對某一議題達成相同的立場,我認為若有一個最微小的想像,那就是去透過影片思考自己和世界的關係。
因為紀錄片所記錄的事,更是環繞在你身邊的,也讓人可以更直接進入影像去思考它要告訴你的事。而我認為思考的開放性或可能性,或說不要那麼快就下判斷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也不喜歡看到公式化的紀錄片,我想每個不同的議題都有屬於它自己的說故事方式。當觀眾意識到形式的差異進而提出「為何它這麼講述」的疑問時,那麼這裡面所經驗的,就不會只是推論出來的「對」或「錯」那麼絕對性的二分,還包括了感受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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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系列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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