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影‧人生‧夢: 從評論走進策展：專訪林木材（上‧紀錄片雙年展）

本文刊於「社大影像電子報‧2010年秋冬號」
採訪、整理／林忠模

1.以往雙年展到現在，都有一個「台灣映像」的專題，引介本地的優秀紀錄片；但今年又特別多了以檔案影片所組成的「記憶玖玖」專題，下分「編年大事紀」、「政治歷史課」、「時代好青年」、「士農工商考」、「城市圓舞曲」五個子題，不過雖然您使用的是官方檔案的影片素材，不過顯然企圖並不只是把它放映出來而已，可否談談這個專題？

A：「台灣映像」所代表的是今年入圍台灣獎的影片，讓近兩年的台灣紀錄片有曝光的機會。但我今年參與的時候便在想，如果以「台灣映像」所選入的15部影片，是否足以代表台灣？所以衍生再想是否要有一個與台灣有關的單元。像是2008 年的雙年展曾有「家的變貌」單元，是選與家庭、家人、家族有關的台灣紀錄片。但若繼續以「議題（題目）」來發想，一來是別人已經做過，該如何挑選適當的題目，二來是要找到合適又有足夠影片數量的議題並不容易。

今年影展的核心概念是「解放記憶」，對我來說，此一概念發想的緣起是因為今年是民國99年，政府也暗示將會有許多慶祝活動；但這所謂的「100年」其實有相當多的爭論，是國民政府的100年？是中國民國的？還是台灣的？但中華民國是否就等同台灣？這件事在過去以來一直是有許多爭論的。我為此找了一些資料，有些書的標題是「台灣100年」，但1949年前所寫的卻是在中國所發生的事情，但若是寫真正的台灣史實際上應是日據時代的台灣。

於是我接著在想，如果我用紀錄片去拼揍或談論歷史，其實難度會比文字更高，因為我們在過去並沒有足夠的時代影像；那，歷史的相關詞彙有什麼？不僅既可代表歷史，亦可表示文化或其他的部分，於是我便想到「記憶」這個詞。一個人的意識型態與判斷，勢必與他成長時受到的教育有關，簡單來說就是你腦袋裡的印象決定了你怎麼去看待事情及歷史。可是記憶是怎麼被形塑的？這和紀錄片的關係又是什麼？台灣紀錄片的定義漸漸被擴大是在解嚴以後的事，但在戒嚴時期，那時被稱為紀錄片的東西其實就是政宣影片（propaganda）。我就開始想能不能做一個關於政宣影片的單元，看了兩三百部相關影片後能不能有些甚麼新的想法；另外，我會有這個動念也是受到日本山形紀錄片影展的影響。

山形影展每年都會有一兩個奇怪的單元，像去年作的是日本二次戰後的科學影片單元。科學影片就是以科學方式介紹知識的小短片，小至洗衣機要怎麼用，大到民主是什麼都算在內。我那時覺得奇怪為何影展會放入這樣的東西，因為那並不被認為是所謂的電影或紀錄片；後來去找原因，才發現原來是因為日本戰敗後，天皇把敗戰原因歸咎於過分迷信軍國主義，忽略現實而不崇尚科學精神，因此才會製造大量的科學影片。

當山形影展作了這樣的企劃我才意識到，他們是要與過去的歷史對話，並且有系統地呈現自己的過去。而台灣，過去並沒有人做過這樣的事。要把紀錄片按照編年史排序下來是不難的，較像是經典回顧，第一屆雙年展便已作過。另外談到台灣紀錄片，像80年代我們會想到綠色小組、90年代的全景映像工作室。但除此之外，但還有沒有尚未被挖掘出來的？也應該被談論的部分。我便想到山形的這個單元，事實上山形作得還更複雜，他們有一年是作東南亞殖民地影片、也就是那時要建立大東亞共榮圈時，在殖民地記錄的影像。在這個稱為「記憶玖玖」的專題，我認為基本的設定便是要挑戰「民國100年」，以及大家心中過去的共同記憶？我起先設定的是六個子單元，多了個「領導者傳記」，這些子題是我看完很多政宣片後所歸結出來的幾個方向：領導者傳記、政治事件、男女老幼（人民生活）、士農工商（職業劃分）、城市／鄉土、歷史上的今天。

因為這些就是當時政宣片最重視的部分，歷史上的今天後來成為今年放映影片前會播放的片頭。這單元當中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其實是「領導者傳記」這個子項目，即大家熟知的政治人物，包含過去蔣家和近代總統長官，因為這些影像可以說是政宣影片的代表之作！不過因為內部在溝通上想法的差異，所以後來這部分就被拿掉了，並在「編年大事紀」、「政治歷史課」上面又多補了國史館跟中國大陸製作的影片，我其實有些納悶這些影片補進來的原因，因為它們較像是以現在的觀點去詮釋過去歷史的知影片。我剛剛也提到，我並不企圖挑戰和談論歷史，因為這東西沒有定論，會隨著你的意識形態和解讀方式而有所不同。我想要挑戰的是記憶，特別是集體記憶，也就是我們何以以這樣的方式記得某些事情；在台灣，過去不同的當權者，是如何以影像對人民施以他要達到的目的？

記得當初在策畫的時候，有一個老師到辦公室來，我就跟他聊並放蔣中正過世那天的影像給他看，他的反應很激烈，看了之後就跟我說那不是解放記憶，而是召喚記憶，因為把他過去那種很可怕的經驗馬上又喚起了；而事實上對我來說，他只要說出這樣的話就達到這個單元的目的了。要解放記憶，第一步便是要先將它找回來，所以，重新在二、三十年後播映這些影片，也許代表著我們開始有機會以不同的角度來看待這些舊影像，我認為才有可能達到解放、甚至是顛覆記憶。另外這單元也加了近代的政宣片，就是想要突顯觀看和辨識影像的重要性。即便我在策劃的時候就知道基本上不會有太多人來看，但仍希望這樣的構想能呈現一種態度，或者是具有代表性或特色的單元。不過我個人覺得台灣要有空間作這樣的嘗試或企劃不太容易，一來是我們鮮少去做刺激觀眾或刺激思考的動作，另外則是對「政治」常有先入為主的觀念。這個單元跟菲律賓的奇拉‧塔西米克（Kidlat Tahimik）導演專題，事實上是我認為這次最重要的兩個專題。

2.為什麼是塔西米克（Kidlat Tahimik）？

A：當定了「解放記憶」這個主概念之後便想，怎樣的影片可以達到這個效果？或說我們該看怎樣的影像才可以把我們自己是誰找回來呢？我觀察了過去幾年的雙年展，每次也都會有一兩位專題導演，但他們基本上也是來自歐美、日本，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第一國家；但回來看台灣作為一個亞洲國家時，有沒有一種所謂亞洲電影美學的思考？或者說台灣紀錄片美學是什麼？有沒有一個代表性的東西？我直到現在還是對這沒有很清楚的輪廓，因為我們的影像教育及大部分所看的電影還是來自西方。

所以我一直在找，用自己的電影語言說自己土地、文化故事的導演，有一年在山形影展就發現了這個菲律賓導演，他是用拼貼的方式去講述他從小在菲律賓小村子長大，但後來美軍來佔領，開始對他的生活產生極大的影響。因此在他的電影裡，大多講述美國對他們文化的影響是甚麼？為什麼會有一個「美國夢」？他們該怎麼看待自己等類似的事情。

但他的電影手法又不西方，事實上是一個沒有受過專業電影教育的人所拍出的影片，可是為什麼能把故事講的這麼好？因為他講故事的能力是來自於他自己身為菲律賓原住民的背景、原住民的神話和他生活經歷的故事。所以特別一定要作他的專題的是想說，如果台灣觀眾看了他的影像和創作方式，有沒有可能反過來看到我們自己？菲律賓和台灣都是歷史文化背景很複雜的地方，甚至社會曾經走過的軌跡也很相似。到底該用怎樣的角度，才有可能穿越那個很複雜的部份，用自己的方式講出自己的故事，而不是用傳統的、古典的或是西方定義下的電影語言。

3.另外，本次雙年展也有一個特別企劃：「中國草場地單元」。裡面除了一部是導演吳文光的作品外，其餘的皆是由大陸「村民影像計畫」所產出，能談談這個計畫以及您對這些影片的想法嗎？

A：吳文光是中國當代重要的獨立紀錄片導演，他這幾年在進行的就是這個「村民影像計畫」，把攝影機交給農民。今年我們的策展人去了中國一趟，有去拜訪北京的草場地工作站，回來後就說希望作這個專題。草場地地方每年的計畫除了透過「村民影像計畫」教村民拍紀錄片之外，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青年資助計畫」，就是說你要拍紀錄影片，或是你拍完需要後製，這個地方可以提供你資金和技術上的協助。今年挑選的5部影片，包含吳文光本人的共有3部是農村的，另外2部就是來自剛剛提到的「青年資助計畫」。

這種做法其實與過去台灣全景映像所作的培訓很類似，就是把攝影機交給當地的人，讓他們拍自己的故事。可是我認為有趣的是，為何一個拍攝影片的團體，到了某個社會階段時，都會逐步走向相同的方向，也就是將說話權讓給對象。像日本的紀錄片導演小川紳介，雖然沒有做這樣的事，但他與拍攝對象一起生活10年、20年以上，以說出真正屬於他們的故事，那是在彼時紀錄片拍攝的技術、器材門檻還很高的情況、無法將攝影機交給對象時的做法。這個單元最有趣的應該是吳文光那部片子《亮出你的傢伙》，你會在裡頭看到他們在辯論甚麼才是真正意義上重要的紀錄片，並不是美學或技術很漂亮，而是有無捕捉到你心裡最關注的部分，這是他鼓勵他們要做的。

將這個專題放在整個影展的架構來看，整個影展有11個單元，大部分都是講求所謂漂亮的、好看的、品質精良的影片；但換個角度來說，粗糙的或說爛的電影語言就一定是爛的嗎？我覺得在這專題裡面是試圖想翻轉這個觀念的，這也與「記憶玖玖」的策畫想法頗為相近，都是去挑戰紀錄片的既定框架。不過雖然有這個理念，實際上在執行時難度很高，像就整體的宣傳及論述上來說，如何在拓展觀念的同時，又能顧及影展為了曝光所需要設定的訊息，並不容易兼顧。

4.今年雙年展，觀眾的反應如何？您又從他們身上觀察到什麼？

A：因為我是作節目策劃，我在乎的是我策畫出來的內容到底觀眾看後的反應是怎樣，不過前提當然是觀眾要進來看才行。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其實宣傳是很重要的，可是，宣傳的方式跟管道說不定比宣傳本身更重要，因為它代表你要用什麼角度去呈現這個展，所以作宣傳的人勢必要對影片、影展或是節目本身要了解，不然寫出來的東西可能無法扣合內容的精神。

我們的團隊在今年3月組成，經歷六、七個月下來，我認為在宣傳這方面並不算很成功，可能也是策畫和宣傳這兩邊的溝通不是那麼清楚所致，還是以包裝一般影展的方式來進行。所以我一開始會擔心可能會沒有觀眾，直到我第一天的第一場去現場，看到有3、40個觀眾來，因為那部片我並不認為是熱門片，原本預期只會有十多個，看到這樣的人數其實還蠻意外的。

我從2004年開始看紀錄片雙年展，而雙年展2006年開始下來台中，這次的這個現象對我的意義是，當你在同一單位、同一地方持續作了6年（3屆），其實你對於觀眾會不會來看是不用擔心的，只要在宣傳上有作到基本水平，他們便會來。

因為你已經在這裡有生根的跡象，有些比較穩定的觀眾回流的現象其實可以觀察得出來。我們今年的觀影人次有26000人次左右，這已算是國際一級影展的數量了，因為山形影展也不過兩萬出頭。回頭來談策畫與宣傳彼此間的兩難，雖然在宣傳這個位置上不可避免地要去從行銷的角度思考，很難不去考慮媒體的曝光率與容易接收的訊息，不過我認為要打進主流時最好也能顧全自身的獨特性，儘管要在兩者間平衡的確不易。其實宣傳那邊今年可能也對曝光的成效不很滿意。另外像是國美館要求從3月~10月間必須有10場記者會，這對作宣傳的人也是很大的困擾跟耗損，因為太頻繁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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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