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於「旺報」
2005年，中國紀錄片《淹沒》在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奪得國際競賽類的大獎，兩位導演李一凡、鄢雨滿激動的上台領獎，對他們來說，得到這個獎具有特別意義，因為影展創始者小川紳介是很多中國紀錄片工作者的偶像……
《淹沒》講述為了執行三峽大壩工程，而必須徹底拆毀重慶的古城奉節縣，而在杜甫和李白的詩裡，都曾描述過奉節的美。影片以平實冷靜的鏡
頭，記錄下許多小人物，住民雖有許多不滿，但迫於龐大的外在壓力，終究只能選擇沉默或離開。影片的最後一個鏡頭令人震撼，數以千計的屋子在突然的爆破摧毀下，一棟棟倒塌化為灰燼，小城瞬間成了死城。
而2007年，中國導演馮艷的《秉愛》也獲得了山形影展的小川紳介獎，影片記錄了住在長江週圍居民的張秉愛，她愛著自己的土地，不願意屈就搬遷，而展開一連串的行動，讓人看見堅毅的生命力。
然而，三峽大壩這個重要議題，也成為許多人拍攝紀錄片的題材，不只有中國的拍片者，更有國際電視台或影人投入，包括董鈞的《大水》、張僑勇的《沿江而上》、德國電視台等等，在在呈現了人民因巨大工程改變生活的無奈命運。
三峽大壩是一個有形的龐大實體，但某種程度上，其背後所代表和象徵的，除了國家政府的粗暴公權力外，更代表了一種以開發、經濟導向的價值觀。換句話說，這種枉顧或犧牲人民權利的做法，更會延伸以各種的方式出現在社會的其他角落，像是法律、環境、政治等等。這也是發展中國家最常出現的社會問題。
以日本紀錄片為例。1968年到1974年，這期間小川（紳介）攝製組的經典作品「三里塚」系列，記錄下農民捍衛自己的農地，反對政府粗 暴興建成田機場的大規模抗爭運動，他們將自己綁在高高的樹上，製作屎尿彈攻擊警察。這些強硬不願搬遷的農民被稱為「釘子戶」，甚至經歷了40年，到現在還 有人到現在仍不願遷走；著名紀錄片導演土本典昭於1971年至1975年所拍攝的 「水俁病」系列，正是因為日本經濟快速起飛，工業隨意排放有機水銀污染水源，使得日本南部的居民得到了這種無法治癒的可怕病症，隨著病情擴散惡化，民眾因
而不得不奮起，抗爭控訴，大聲吐露自己的心聲。土本典昭因此被稱為「社會的良心」。
這些經典紀錄片很顯然地是站在人民立場，將攝影機視為一種可改變現狀的武器，具有強烈目的性。他們捕捉前線、即刻、當前發生的憾人影像，
用最直接的方式記錄下來，也許激烈，也許極端，但影像之所以能發揮感動人心的力量，還是源自於那份以人、土地為本的關懷，以及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也回應了30年代英國紀錄片運動代表人物John Grierson所提倡的─「藝術不是一面鏡子，而是一把槌子！」鼓勵紀錄片更積極地揭發社會問題。
但這類紀錄片也要小心避免掉入「宣教」的窠臼，假使影片的目的性太強，那麼將跟政治宣傳影片（propaganda）毫無差別，只是目的不同罷了。
值得慶幸的是，許多紀錄片工作者在用影片談論「社會弱勢」、「社會議題」時，總是避免說教，不輕易地給出答案，反而以富有包容力的同理
心，在不失去作者態度的前提下，用鏡頭帶領觀眾接近並探尋真正的現實，也讓不同價值觀的思維所產生的衝突，自然呈現在觀眾眼前，其中更包涵括了複雜和偉大的人性。
這是紀錄片得以超越宣傳影片的主要因素。也因此，我們才得以看見趙亮記錄冤屈民眾的《上訪》、王利波討論川震的《掩埋》、蔡崇隆討論司法的《島國殺人紀事》、黃淑梅記錄台灣九二一重建的《寶島曼波》等等優秀作品。
電影理論家Thomas Waugh曾說：「電影如果想要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發揮功效，就必須不只是拍那些促成變遷的人，而是必須與他們站在一起，為他們而拍。」
同樣地，紀錄片要成為敲打社會的槌子，也不能只是記錄社會運動，更要在各個環節和過程中，成為運動本身的一部分，去挑戰社會上既定的陳俗觀念！這才是紀錄片與社會運動結合最重要的關鍵。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