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1年1月27日 星期四

從三峽談起,社會運動與紀錄片

本文刊於「旺報」

2005年,中國紀錄片《淹沒》在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奪得國際競賽類的大獎,兩位導演李一凡、鄢雨滿激動的上台領獎,對他們來說,得到這個獎具有特別意義,因為影展創始者小川紳介是很多中國紀錄片工作者的偶像……

《淹沒》講述為了執行三峽大壩工程,而必須徹底拆毀重慶的古城奉節縣,而在杜甫和李白的詩裡,都曾描述過奉節的美。影片以平實冷靜的鏡 頭,記錄下許多小人物,住民雖有許多不滿,但迫於龐大的外在壓力,終究只能選擇沉默或離開。影片的最後一個鏡頭令人震撼,數以千計的屋子在突然的爆破摧毀下,一棟棟倒塌化為灰燼,小城瞬間成了死城。

2007年,中國導演馮艷的《秉愛》也獲得了山形影展的小川紳介獎,影片記錄了住在長江週圍居民的張秉愛,她愛著自己的土地,不願意屈就搬遷,而展開一連串的行動,讓人看見堅毅的生命力。

然而,三峽大壩這個重要議題,也成為許多人拍攝紀錄片的題材,不只有中國的拍片者,更有國際電視台或影人投入,包括董鈞的《大水》、張僑勇的《沿江而上》、德國電視台等等,在在呈現了人民因巨大工程改變生活的無奈命運。

三峽大壩是一個有形的龐大實體,但某種程度上,其背後所代表和象徵的,除了國家政府的粗暴公權力外,更代表了一種以開發、經濟導向的價值觀。換句話說,這種枉顧或犧牲人民權利的做法,更會延伸以各種的方式出現在社會的其他角落,像是法律、環境、政治等等。這也是發展中國家最常出現的社會問題。
 
 
以日本紀錄片為例。1968年到1974年,這期間小川(紳介)攝製組的經典作品「三里塚」系列,記錄下農民捍衛自己的農地,反對政府粗 暴興建成田機場的大規模抗爭運動,他們將自己綁在高高的樹上,製作屎尿彈攻擊警察。這些強硬不願搬遷的農民被稱為「釘子戶」,甚至經歷了40年,到現在還 有人到現在仍不願遷走;著名紀錄片導演土本典昭於1971年至1975年所拍攝的 「水俁病」系列,正是因為日本經濟快速起飛,工業隨意排放有機水銀污染水源,使得日本南部的居民得到了這種無法治癒的可怕病症,隨著病情擴散惡化,民眾因 而不得不奮起,抗爭控訴,大聲吐露自己的心聲。土本典昭因此被稱為「社會的良心」。

這些經典紀錄片很顯然地是站在人民立場,將攝影機視為一種可改變現狀的武器,具有強烈目的性。他們捕捉前線、即刻、當前發生的憾人影像, 用最直接的方式記錄下來,也許激烈,也許極端,但影像之所以能發揮感動人心的力量,還是源自於那份以人、土地為本的關懷,以及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也回應了30年代英國紀錄片運動代表人物John Grierson所提倡的「藝術不是一面鏡子,而是一把槌子!」鼓勵紀錄片更積極地揭發社會問題。

但這類紀錄片也要小心避免掉入「宣教」的窠臼,假使影片的目的性太強,那麼將跟政治宣傳影片(propaganda)毫無差別,只是目的不同罷了。

值得慶幸的是,許多紀錄片工作者在用影片談論「社會弱勢」、「社會議題」時,總是避免說教,不輕易地給出答案,反而以富有包容力的同理 心,在不失去作者態度的前提下,用鏡頭帶領觀眾接近並探尋真正的現實,也讓不同價值觀的思維所產生的衝突,自然呈現在觀眾眼前,其中更包涵括了複雜和偉大的人性。

這是紀錄片得以超越宣傳影片的主要因素。也因此,我們才得以看見趙亮記錄冤屈民眾的《上訪》、王利波討論川震的《掩埋》、蔡崇隆討論司法的《島國殺人紀事》、黃淑梅記錄台灣九二一重建的《寶島曼波》等等優秀作品。

電影理論家Thomas Waugh曾說:「電影如果想要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發揮功效,就必須不只是拍那些促成變遷的人,而是必須與他們站在一起,為他們而拍。」

同樣地,紀錄片要成為敲打社會的槌子,也不能只是記錄社會運動,更要在各個環節和過程中,成為運動本身的一部分,去挑戰社會上既定的陳俗觀念!這才是紀錄片與社會運動結合最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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