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1年1月29日 星期六

從評論走進策展:專訪林木材(中‧新生一號出口影展)

本文刊於「社大影像電子報‧2010年秋冬號」
採訪 、整理/林忠模

 

1.新生一號出口影展迄今已進入第三年(2008年開始),當初為何會舉辦這樣的小型紀錄片放映活動?


A:緣起是那時台北有一個新興的「倉庫藝文空間」,他們本來就有舉辦講座或提供表演團體作為場地,同時也希望能舉辦放映影片的活動。因緣際會之下我就進去策畫了。那時看這個場地還蠻大的,設備也不錯,就想說能否經營為一個持續放映紀錄片的場地,因為台北並沒有這樣的場域;為了建立起觀眾的印象,在2008年放的較多是本來就有名的紀錄片,到2009年開始會去設想有主題的放映,像是女性或性別;不過,因為這是隔週的放映活動,所以要在短期內讓觀眾辨識出你透過放映想呈現的整體特徵很不容易,除非觀眾每次都來;所以我並沒有很強求透過這些影片組成很縝密的論述,因為難度太高,除非把放映頻次改為每天或是一個周末 3天,但這樣又有執行上的困難。倉庫這邊僅提供場地,並未提供其他費用(像是人事費、放映費、座談費),所以新生一號影展是收費的(100元),而我們也會請導演來Q&A;事實上,座談本身的重要性說不定比放映影片還來得更重要,它的長度通常是一個小時往上起跳,那座談費的來源其實就是來自門票收入的一半。導演們也蠻支持這樣的方式的,雖然無法給他們公開播映的版權費,只有座談費,但他們也覺得沒關係。


我的理解是像他們要接觸到觀眾也不容易,因為紀錄片沒有特定的放映管道,在這邊經營的意義是希望營造一個持續性的、可以讓導演接觸到對紀錄片有興趣的特定族群的場地。


2.就您的觀察,在台北這個擁有眾多影展(大的如金馬影展、台北電影節,小的像是城市游牧影展)的環境裡,會定期來新生一號影展的觀眾通常有怎樣的背景及特質?

A:除了那些本來就對紀錄片有高度興趣的觀眾會主動留意放映訊息外,令我比較意外的是我在這裡也會看到上班族。通常是穿西裝打領帶,一看就知道是下班後直接趕過來的,而且次數還挺頻繁;我也問過他們來的原因,得到的回答是看過一兩次覺得很喜歡,後來就會一直過來。我剛剛漏講的是我們的座談時間為什麼會這麼長?因為我認為紀錄片裡面很珍貴的一點就是「討論」,畢竟,所挑選的影片還是以現實作為它的素材;但大家對現實的理解會不太一樣,不一定是只從影片中理解,也會從其他方面。若導演能來到現場分享為什麼他是選取這一段影像或是採取某個角度去理解拍攝題材時,我覺得真正的對話才會開啟。我希望在這場合能產生直接的對話空間,而不是僅透過影片作成間接對話。


3.現場會出現爭議嚴重分歧的情況嗎?

A:會阿,有些觀眾會一直追問,問說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那就看導演怎麼回答他,我通常都會在現場主持,除非是人真的無法到。

4.對您來說,經營這種小型影展的限制與彈性在哪(不論是選擇放映內容或座談)?

A:像經費、時間、場地、人力都是限制;另外則是影片來源,因為沒錢,所以播放台灣紀錄片是較可執行的方向。但是,像這類小型影展跟大型影展相比,選片上還是自由多了,另外,像座談可以拉到一個小時以上。除此之外,我們也把座談的內容都錄音下來,這樣的工作是一種累積,可以在經過整理後,發送給我們有累積聯絡資訊的觀眾群;目前每場座談的素材都有留下來,不過因為人力、時間的關係,是在時間較充裕的情形下或是這場座談的情況真是太棒了,才會優先整理出來。

5.你提到會有上班族來看,除了剛才的原因,您覺得還有別的嗎?

A:我想是因為上班族平常接觸的人、事,領域都是固定的,來這邊可以接觸一些工作以外的、新的想法觀點、可以拓展視野吧。像我們先前一起放映《等待月事的女人》、《血日記》,有男性觀眾私下向工作人員表示他有收穫,更了解女性的生理現象以及生理怎麼影響心理的狀態。我認為所謂的收穫不一定是很強調社會意義的,例如像我們放映《T婆工廠》,也會有觀眾會問裡面外籍勞工的背景,像是從哪裡來、生活方式為何等等,而非只集中在他們所遭遇到的社會困難。比較像是把影片放進一個討論的場域,並在其中保持彈性地觀察不同背景觀眾的反應。若是只很集中在議題,那麼只有對這議題很有興趣的人才會集中注意力,而其他人就被晾在一旁。在作放映活動時,我最感興趣的是為何你用這樣的角度來看事情,而不是要急著要強調這件事有多嚴重,不是把議題放在最前端的。

我好奇的是,當我們對某些東西習以為常時,作為一個創作者怎麼用新的角度去看這個我們習以為常的事。例如剛才提到《等待月事的女人》跟《血日記》,就是分別在1998與2009年拍攝的關於女性月經題材的影片,放在一起,就是要觀察它們的差異;而不是說,當我在討論環保議題時,就一定要放以知識性為導向的影片。

另外,有時我在現場會遇到有觀眾會向導演投射倚賴被指示的心情,例如我應該怎麼做才對這類的。但我並不覺得直接給予指示是好的,因為它沒有保留觀眾選擇認知角度的權利而剝奪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導演或許作了更多的功課,讓觀眾更靠近事實的真相,但並不能決定你應該怎麼作才是對的;好的影像是引導觀眾走進思考的起點,讓看事情的角度有更多一點寬廣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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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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