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南方影展」：南方看世界？世界看南方？

在談論到「南方」時，用嚴肅的學說或史學來切入，總會得到以美國「南北戰爭」為典故，或是「南方」是相對於「北方」而生的解讀。於是在先天上，南方就像是弱勢；而其意義，不僅僅意味著與某種（主流）價值對話、對抗，也挾帶著打開「另一觀點」的使命。


可是，難道南方就沒有辦法跳脫出這些歷史論述，不再是任何方向價值的相對依附品，而開始擁有自己的主體性，成為自己的南方，成為擁有在地特色的南方影展嗎？

就經濟、文化…等層面來看，特別是政府還沒有意識到影像教育的重要性時，答案確實是令人傷心與遺憾的。我總記得一個小故事，這是一位老師為了讓學生體認第一世界電影與第三世界電影的不同，特別叫學生們去戲院看電影「數鏡頭」。

好萊塢電影一部約有800至1200個鏡頭，而第三世界電影也許只有500個，並以長鏡頭居多。學生算到眼花，數不清了。老師才娓娓道來，說著鏡頭數的多寡其實代表著「經濟」、「資源」是如何影響電影的製作，間接造成他們電影美學與語言的差異。

將這樣的觀點放置到南方影展來看，不難讓人在此屆南方影展的全球年度精選中發現一種諷刺的體現：即似乎建立在南北資源極大差異下的選片模式（影片間的關聯性較低）。然而，在此屆的世界精選裡，我卻意外驚喜地從中看見拯救南方影展困境的破解之道。

首先，是日本導演三原光尋所拍的《村之寫真集》（Photo Album of the Village）。這部電影描寫一個在東京生活的青年，因為村落要建造水壩，而返鄉企圖要與父親一起留下村子裡的珍貴影像。其中牽扯到了攝影本質的討論、對鄉土的複雜情感，也包括了現在／傳統、外來／本土，還有諸多親情間的糾葛。

而雖然水壩的建立只是個故事的背景，影片也未循著此線繼續延伸，但隨著影片發展，透過攝影的點滴，青年主角漸漸從父親身上理解這塊鄉土之於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意義。《村之寫真集》的珍貴感人就在於此「在地認同」的過程，說明了無論外來在地，「我們」都必須真心認同在地文化（活動），才能將事情帶往正面的方向。

其次，是大陸導演杜海濱拍攝反串演員的同志紀錄片《人面桃花》（Beautiful Men），以及捷克大導演伊利曼佐的《我曾伺候過英國國王》（I Served the King of England）（改編赫拉巴爾原名小說）。這兩部影片從不同的角度切入，特別是對於外在大環境的描寫上，一個心酸深刻，另一個則詼諧諷刺。

《人面桃花》值得一提的是形式相當特別，採用雙畫面敘事，這常讓身為觀眾的我不知該看哪邊才好。在概念上，顯然是想要體現事物的多種面向，讓人反思「真實」的定義；《我曾伺候過英國國王》則在影片裡用了大量的鏡像，有時反射時代、歷史，但最後卻映射回自己，企圖探討自身的存在價值。然而，這兩部片的共通點是都對「現下和歷史」做了深刻的反思。換言之，就是「正視現實」，不再做著過分理想的白日夢。

最後，則是真人真事改編，同時也是丹麥哥本哈根影展大贏家的《我們一定贏》》（We Shall Overcome）。

《我們一定贏》劇情約莫在敘述一名男孩、一個家庭對抗鐵腕校長不當體罰的故事。本來想息事寧人的家長因為堅持著「正義」而起身對抗保守的學校體制，可是一旦涉入事件後，卻出現了許多意料之外的威脅和掙扎。關於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人們價值觀的衝突和內心交戰，電影都有著相當具體的陳述。

而其中我以為最重要的，莫過於「勇敢說真話」和「接受批評」了。正是這種進步的態度，使得丹麥從70年代起漸漸銳變為世界上所謂「最快樂的國家」。

假如繼續從這兩個幾近「對抗」或「辯證」的位置，去看看巧妙戲謔了藝術片與商業片之間弔詭認知的丹麥喜劇《誰才是導演》（Clash of Egos），相信更會有一番新的觀影樂趣。

這篇專題文章大多是我的穿鑿附會和隨意聯想。記得美國的紀錄片大師懷斯曼（Frederick Wiseman）曾說道：「真正的電影並不發生在銀幕上，而是發生在來看電影的人的頭腦和眼睛中，所以你們坐在這裏看電影，銀幕在前方，而真正的電影就發生在你們大家中間，每個人對電影的內容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釋和評價。」

這是我從現實和電影裡看見的。各位南方影展的影迷們，進了戲院之後，你們的電影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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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載於「南方影展」特刊，全球年度精選專題。

如果對影展不太熟悉的朋友，請參考我寫的「略談南方影展」
http://www.wretch.cc/blog/fansss&article_id=5067135

觀摩類在台南全美戲院播映，11月17號開幕。
而「免費入場」的競賽類，則改在成大醫學中心的「成杏廳」，可以坐600人唷！

高雄、嘉義、台中其他場次播映時間，請看
南方影展官方網站：http://cfma.tnnua.edu.tw/south2007
BLOG：http://blog.yam.com/south2007


照片提供：神社達人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