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09年8月28日 星期五

質樸而真誠─《野球孩子》


童年流水
潺潺若止
帶走浮萍落葉
不帶走水底沉甸甸的小石    ─《野球孩子》

                 

近幾年來,將題材鎖定於「(運動)比賽」的台灣紀錄片並不在少數,影片主角大多以學校代表隊(學生球員)為主,其共同點為捕捉投入者在追逐夢想過程中的酸甜苦辣,再利用比賽本身所具有的戲劇性與正面性,加以編排剪接,未知的結果也往往成為影片裡的最扣人心弦的高潮。

此類型的紀錄片包括了楊力州的《奇蹟的夏天》(2006)和《征服北極》(2008)、林育賢《翻滾吧男孩》(2005)和《六局下半》(2009)、李中旺的《夢想無限》(2006)、黃嘉俊的《飛行少年》(2008)……等等。簡約來說,將孩子們的認真執著延伸為「勵志熱血」、「夢想無限」,或將比賽輸贏隱喻為「人生就像六局下半」,甚至是彰顯所謂的「運動家精神」,都是這類型紀錄片裡的重要主題。

歡笑、淚水、努力、挫敗、勵志的正面價值,總在這些以「競賽」為主軸的紀錄片裡成為主角。雖然我們總強調著,勝敗不是最重要的,但競爭落敗後的失落,或競爭奪勝後的歡樂,卻總是被戲劇性的手法強化,「比賽」彷彿成為了一種拍攝前提。以比賽為始,也以比賽落幕。拍攝初衷的侷限性自然地迫使影片裡的「勵志」成分提高,甚至成為單一的終極價值,其他面向的複雜問題也因此被簡化了。

而沈可尚和廖敬堯的《野球孩子》在這段潮流中推出,乍聞之下,似乎只是將主題轉換為「棒球」,又是老調重彈,有意依循前人的既有模式訴求熱血和感人。不過,看完影片後的我,卻羞愧於自己的妄加判斷。不只因為《野球孩子》中的大膽和細膩,為這類題材的紀錄片提供了一個較為宏觀的視野,更因為導演彷彿全然的沉浸與享受孩童世界裡的純真生活,拍出了許多動人的時刻,讓人深深懾服!

《野球孩子》以花蓮富源國小的棒球隊為拍攝對象,費時兩年才終於完成。較特別的是,在片中,我們看不見一般紀錄片所強調與被攝者之間的「互動關係」的展現,關於棒球操作或磨練的篇幅也著墨不多。影片總是淡淡的、隱隱的,以孩童的視角和同理心,固守著旁觀的姿態,作者退到攝影機之後,沒有太多的誘導和立場,並非一定要拍些什麼,而嘗試著從觀察開始,找尋生活中的況味。

這樣的拍攝手法,在形式上,《野球孩子》所採取的概念是60年代以美國紀錄片工作者為首所倡導的「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主張沒有旁白、不介入事件、不影響對象、不參與故事,要像隻牆壁上的蒼蠅一樣冷眼旁觀,將攝影機所帶來的影響降至最低,如此一來所捕捉到畫面的才可稱為「真實」(與之相對的理論則是以法國人類學家尚‧胡許Jean Rouch為代表的「真實電影」cinéma vérité)。

直接電影也因為總能記錄下許多赤裸、私密、真誠的畫面,而讓人誤以為攝影機是不是隱形了,或是偷偷拍攝(直接電影也是最早人類學家所採用的拍攝方式)。但拍攝態度上的刻意抽離,並不表示攝影機和被攝者的距離或關係是很遙遠的;相反地,這可能更說明了作者在鏡頭背後所投注的大量時間和精力,用相處培養默契,以真誠換取信任,冀求紀錄片能夠更貼近人的心靈。

因而在《野球孩子》裡,不再有慣常出現的訪談畫面,也沒有快速的剪接或者zoom in zoom out。沉緩的鏡頭極有耐心地等待,靜靜地凝視孩子們的生活。他們光溜著身體洗澡玩耍,老師上課教性教育時愛淘氣嘻鬧,受到教練責罵時會驚恐喪氣,數學屢算屢錯時則露出俏皮的臉……

沈可尚是這麼說的:「被攝者在抗拒時所拍的東西就是偷拍,如果小朋友在和攝影機玩,拍到的就是人面對攝影機的反應,這些都不是他們的生活。」

正是這份清楚的認知和初衷─生活、童年,才是《野球孩子》的母題,棒球和比賽只是生活與童年的一部份,令《野球孩子》在影片內容上有別於其他影片。它從生活中捕捉戲劇性的時刻,而非在拍攝時就注入了劇情片的元素(像林育賢在他的紀錄片裡總對孩童們有這樣的提問:「你覺得教練凶不凶?」、「你覺得教練是怎樣的人?」)。

種種以生活為依歸,以孩童為本的態度,使得當焦點聚集在「野球孩子」身上時,不會因揹負著「國球」(棒球)的沉重壓力,而帶有價值判斷。野球孩子們只是愛玩棒球的孩子們,他們可以大膽地說出自己未來的願望,即便和棒球沒有任何關係。

因此每一個人臉龐上的汗珠,每一句天真的童言童語,每一則頑皮的故事,在極簡的敘事中,都深刻動人地表露了童真的稚趣以及童年的珍貴。這種深蘊的溫柔內涵和觀點,像是呵護,像是疼惜,更像是關懷。

這令我想起1994年美國導演Steve James在國際影壇橫掃大獎的紀錄片《籃球夢》(Hoop Dream)。導演花費六年時間,詳細地追蹤記錄了兩位高中運動員追尋NBA夢想的過程。令人動容的不只是追夢所付出努力和辛苦,而是導演始終以關懷的精神陪伴左右,佐以卓越的觀點,跳脫出結果論的窠臼,並以「過程」為影片重心,讓我們看見籃球夢背後的複雜現實層面,以及籃球如何影響生命,使生活變得更美好。

《野球孩子》也是如此。當片末的全國大賽的篇幅結束之後,馬上接續著六年級學生的畢業典禮。但惆悵、失落或感傷…等情緒性的反應並沒有被刻意放大,反而在最後緊接了許多新生菜鳥球員加入和練習的畫面。原來,隨著不同孩子們與棒球的不斷相遇,這才悄悄地暗示我們成長與童年的一線之隔和稍縱即逝。

《野球孩子》選擇不譁眾,不煽情,轉以緩慢和細膩、耐心與沉穩的方式,領著我們進入迷人的孩童世界。如此的清新動人,如此的質樸而真誠,說明了導演曾經深深地、仔細嚴肅地去思考自己、攝影機、被拍攝對象之間的「關係」,進而透過理解「關係」的過程,從現實中發現生命的能量和熱情。

它像是一本畢業紀念冊,是一部真實童話,同時也是一則充滿童真的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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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於刊於九/十月號人籟論辨月刊,此處為原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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