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07年12月30日 星期日

回憶2007(二)│回顧與展望






這又將是一篇碎碎念,我要碎寫幾件紀錄片的事情,先回顧2007,最後給自己來個俗氣的新展望。





‧在2007年裡,有兩部紀錄片給了我非常重要的提點,受益匪淺。

ㄧ部是紀錄九二一重建的《寶島曼波》,另一部則是回顧SARS事件的《穿越和平》。



簡單的說,《寶島曼波》教會我所謂「姿態」和「位置」的處理和拿捏,並給人勇於行動的力量;

《穿越和平》則表現了一種絲毫不妥協的批判力道,穿透表層,直指問題核心,還有,面對「恐懼」。



這兩部關於世紀災難的紀錄片,我認為很‧重‧要。

「健忘」真的是台灣人的天性嗎?









‧有兩件紀錄片的事情,是07年裡我相當氣憤與遺憾的。

一是「水蜜桃阿嬤」事件,二是國藝會對紀錄片的映演補助法規的更改。

尤其第二點,我不知道紀錄片工作者們是不是那麼在乎。



關於此兩件事情,請參考我寫的「寫在《寶島曼波》巡迴之後:為什麼我們不上院線」http://www.wretch.cc/blog/fansss&article_id=9127993。文章後半段。





我把「水蜜桃阿嬤」事件,看成是前幾年台灣紀錄片對於映演(院線映演、電視映演…等)的輕忽,因而累積問題都未處理和檢討所的總爆發。同時,長期補助紀錄片映演的「國家文藝基金會」在今年9月20日公佈了新的補助辦法。其中增設的新規定竟然寫著「以院線映演方式為優先」。



這無疑表示了這些單位對於紀錄片映演,以及紀錄片對社會影響力的漠視。事實上,以一個推廣者的位置來說,我甚至會認為「映演」才是紀錄片最重要一環。當人們能對整個事件有了比較全面性、深入的瞭解和看法,這個社會自然不會濫用,或不知如何去發散那些愛心和好意。這是無論站在哪一方,哪一個位階的誰,都要學習的重要事情。「映演」就是要站在這樓層上去審慎的思考。



假如再不好好去思考,不知道2008年還會有什麼令大家都遺憾的事件發生。

郭力昕老師這篇文章〈紀錄片的政治──反思與對話〉寫的超級好。

http://docworker.blogspot.com/2007/12/blog-post_8513.html





文章裡提到:



紀錄片的政治,簡單的說,就是在任何題材裡,要提供觀者對生活周遭或更大範圍之世界的理解與認識。這個理解與認識,當然必須離開只是提供事物表象的真實、或淺層廉價的感動情緒。用蘇珊‧桑塔格的話來說,即「理解(understanding)這件事,必須從不接受這世界的表面樣子開始。一切理解的可能,都根植在這個說『不』的能力上。」(《論攝影》)



不說別的,僅是一直要把「善良」、感動、溫暖這些修辭或概念,放在話語或作品裡,成為拍攝紀錄片的最大或最終意義,這些東西就非常有機會被剝削、操縱成為有價商品,然後還能反彈回來傷到創作者自己。



一個對影像創作有興趣的導演,可以將自己的才華與努力,在其他的電影形式裡,轉換成「作者」、或文化明星、或利潤受益者這些意義;它們都沒有問題,別人也無權置喙。但是在紀錄片的文化裡,才華與努力應該成就的,是讓人們因為擁有理解而使社會進步。






要命,我簡直不能同意再多了。













‧結論是什麼呢?



結論就是,上述所提到的這些,無論在哪些層面上,皆相當程度反映了我自己的缺陷和盲點。



記得有次在花蓮放《寶島曼波》,座談的時候,有個觀眾問黃淑梅導演:

「紀錄片對你來說,意義是什麼呢?」淑梅講了一堆,後來換我講了。



我又搬出廚川白村講的:「所謂鑑賞,就是在他人裡面發現自我,從自我裡面發現他人。」

然後還拉哩拉雜講了一堆。座談完後,淑梅說她很喜歡我講的這段。

但,我們兩個都沒辦法再重講一次了。





哈哈!好,這就是結論,把握當下,存在就是眼前當下的存在,大家都要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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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裡謝謝各位的陪伴、批評、指教,謝謝你們。

無論是老朋友新朋友,好朋友或壞朋友,阿兵哥或老百姓。



各位2008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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