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展傳奇自第一屆就開始了，「國際競賽」單元竟沒有任何一部亞洲作品入選，這使得影展創辦者、也是著名的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開始反思，他趁勢舉辦了「亞洲電影論壇」，邀請亞洲各國的電影工作者，包括菲律賓的Kidlat Tahimik、Rox Lee、Nick Deocampo，馬來西亞的Stephen Teo、南韓的孔秀昌、台灣的焦雄屏等人，並發表了「亞洲電影宣言」，宣示要以山形為基地，為亞洲獨立紀錄片的未來發展撒下復興的種子。
轉眼間，30年過去，兩年舉辦一次的山形影展邁入第16屆，當年的遠景已逐步實踐。但現今當下的世界時局，包括香港返送中抗爭、難民潮與戰爭等等，竟巧合地與1989年時空互相呼應。
30年的精神樣貌
過往幾屆山形影展的開幕，都會有一個以靜照拼貼而成的小短片，幫觀眾回憶過去。而本屆的開幕則以小川紳介和Kidat Tahimik在1989年宣讀「亞洲電影宣言」開頭，接著畫面轉為無聲，串接1989年至2017年間許多影人的訪談鏡頭，而舞台上的山形交響樂團則開始現場演奏。
在這段約20分鐘的影片中，有許多導演青澀的模樣，包括了泰國的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柬埔寨的潘禮德（Rithy Panh）、印度的Anand Patwardhan 與Amar Kanwar、日本的河瀨直美，南韓的金東元，中國的張元、王兵、吳文光、馮艷、顧桃、李一凡、章夢奇，台灣的吳乙峰、許慧如等人。而當最後一首曲子，電影《新天堂樂園》（Nuovo Cinema Paradiso, 1988）的主題曲響起，仿彿揭示著「電影」就是一種共通的語言和國度。
許多年輕觀眾或許對這些名字或臉孔感到陌生，但開幕此舉顯然企圖是回應30年前「亞洲電影宣言」的硬派態度，而在本屆「國際競賽」項目中，兩位山形常客，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大師懷斯曼（Frederick Wiseman）的《Monrovia, Indiana》與中國導演王兵的鉅作《死靈魂》皆羅列其中，
現已高齡89歲的美國傳奇導演懷斯曼，在山形影展創立初期就已參與，並在1993年與中國導演吳文光結識，招待他至美國學習紀錄片，打開視野；而吳文光近年在中國發起「民間記憶計畫」，已參與該計畫十年的青年女導演章夢奇，也以《47公里之窗》入圍國際競賽，另一舊作《47公里之斯芬克斯》則在「亞洲千波萬波（Asian Currents）」單元作為特別放映，實為罕見。
但如此沉重、艱澀、漫長的內容，絲毫沒有令觀眾怯步，仍有數百位觀眾從早看到晚，給予極高評價。最終，《死靈魂》竟同時獲得本屆影展的「市民賞（觀眾票選獎）」與國際競賽首獎，評審更盛讚：「電影拯救／存載了歷史！（cinema saves the history）」
這些伏流般的人際關係與歷史線索中，令山形影展的精神樣貌深深銘刻，又隱隱浮現。
電影和我們一起
以電影史觀點出發的，則有「二重之影2」(Double Shadows 2)，片單圍繞在關於電影的電影（film on film）；而「對葛里遜理論進行創意處理：戰時日本的文化電影（The Creative Treatment of Grierson in Wartime Japan）」單元，則企圖將日本1930年代的紀錄片，放置到世界紀錄片史的脈絡中，梳理日本紀錄片創作如何受到英國紀錄片運動影響，提供有別於以往的電影史觀及論述方向。
而自2011年日本311核災發生後，山形影展便設立了「Cinema with Us」常設單元，強調將以電影陪伴災後重建，每屆皆選映與東北復興或災難相關的紀錄片。本屆在台灣文化部的策動與贊助下，亦選映了七部台灣的災難紀錄片參展，與日本紀錄片形成對照與對望。
所謂的「資料庫」，是1993年設立的「山形影展電影圖書館」，當初創立時是以收藏為目的，即在山形影展中播映過的影片，都會有一支日文拷貝典藏其中，館內設有恆溫庫房，可保存膠卷影片，也有對外提供借貸，若是其他影展需要調度拷貝，則可從該館借出；而凡是報名過山形影展競賽類的影片（每屆約有2000件），也都好好地被保存在此，並可在現場免費借閱觀看，書架上更有各式各樣的紀錄片刊物。
從1989年至今，該館已經有超過一萬五千部以上的影片，為了管理這些參賽影片，他們建置了一個資料庫查詢系統，並將所有資料翻譯成日文，包括導演的名字、影片簡介等等，完成了這個不可思議的浩大工程。
而2011年福島核災發生後，山形影展在此設立了「311紀錄片資料庫」中，整理並收集了關於核災所有相關的影片。這座電影圖書館，可以說是山形影展最重要的靈魂基地，從中可看見永續經營的企圖。
換句話說，在資料收集基礎上，山形影展已成為亞洲紀錄片重要的研究中心，每屆影展的任務是帶動更多論述與累積，發展出更深更強的網絡連結，也使得山形影展有著獨一無二，無可取代的歷史和傳統。
映畫之都的夢
仔細端詳每屆的節目，都會有一個名為「YIDFF Network（山形影展網絡）」的小單元，這是影展創立之初，在地年輕人所成立的ㄧ個志工組織，從原本的監督性質慢慢轉向與影展合作，每屆主要負責影展日報（Daily Bulletin ）的採訪與出版。
2019年適逢山形影展30周年，但在2018年年底卻有個悲傷的消息傳出，從影展創立時以YIDFF Network身份加入，後來成為重要工作人員的宮沢啓先生，因突發性疾病於家中逝世，但由於他獨居，死亡幾天後才被眾人發現，山形也在社群媒體上募集他的照片，編輯了一本小書向他致敬，並擺放在他生前堅守工作崗位的Forum戲院一角；在開幕典禮上，影展主席也特別提及，在另一個世界的他，知道影展越來越好一定會很開心的。除了宮沢啓外，負責日報編輯的桝谷秀一與前山形影展事務局局長高橋卓也（仍在影展工作），都是從1989年工作至今，對紀錄片與影展充滿感情。他們見證了山形影展一路走來的艱辛，以及身體力行投入其中，一步步實踐願景。
這段過程的回顧，反映在「YIDFF Network」單元的選片，由飯塚俊男導演製作的《映畫之都》（A Movie Capital，1991）與《映畫之都續篇》（A Movie Capital Again，2007）羅列其中。
《映畫之都》是以16mm膠卷拍攝而成，由小川紳介擔任剪接，主要記錄了1989年的第一屆山形影展的籌辦與活動過程。影片首先以震撼的畫面強調當年的時空背景，包括柏林圍牆倒塌、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屠殺事件，世界正處於動盪之際。
同時，也使用了許多紀錄片片段，像是導演伊文斯（Joris Ivens）的《風的故事（A Tale of the Wind，1989）》介紹他以影像捕捉世界景觀，以及紀錄片中虛構與真實的魅力；某位導演亦在訪談中提到：「紀錄片就是電影之心（documentary is the heart of cinema!）。
活動側記部份，包括機場接機、影人訪問、開幕典禮，都被納入其中，其中不乏有趣的片段，像是語言的隔閡，使得歐美導演會反覆確認訪問者是否聽的懂自己所說的內容，而從沒接觸過紀錄片、影展的人們，包括宮沢啓、増谷修一、高橋卓也等人，似懂非懂的青澀模樣也被記錄下來。此外，還有著名的「亞洲電影論壇」，當亞洲代表們談著各自國家的紀錄片現況，中國代表田壯壯導演，卻因拿不到官方批准無法前來，現場擺放著一張空椅向他致意。
而過了18年後，在2007年的《映畫之都續篇》中，卻一反過去，以沉穩的風格訪問了多位山形影展工作者，務實地討論著這幾十年來影展遭遇到的困難，包括預算、執行與組織結構的問題。
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方面財政赤字，再也沒有辦法提供影展資金預算了。從2007年開始，山形影展的組織結構已經改變，成為一個非營利民間組織（NPO），必須自籌資金想辦法，未來會何去何從，仍是未定之天，影展日報最後一期也寫著：「山形：來年再見或已到了盡頭。」
在2007年的頒獎典禮上，日本影評家蓮實重彥激動地說：「從影展的草創期開始，山形一直慷慨的提供人們有個可以交換我們對這世界觀感的場所。就因為這個理由，這份無價的經驗，其意義已經深深的烙印在這句『讓我們在山形再次相遇吧！』…所以這句標語將不會只是一時的，更不會沉默消失。」後續幾年，山形影展展開群募，走訪企業，在眾人的奔走逐漸解除危機壓力；而在2017年，市政府也宣佈，在在經過約三年的籌備後，山形終於成功以「電影」為主題申請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創意城市之列。這也是日本第八個進入UNESCO的城市，首個以「電影」主題的日本代表，成為全球第十三個電影城市。這份殊榮確保了來自地方政府的預算不會減少，也成為年輕的山形市長在開幕致詞時引以為傲的政績。
記得在2011年時，我曾對山形影展事務局局長高橋卓也進行訪談，他談到在影展工作超過二十年的原因時堅定地說：「對我來說非常明確，還有沒有做到的事，還有想做的事。」
如今回首，30年前「映畫之都」的夢似乎已然實現，但仍要持續敢於做夢。眾人們為了夢想而投注的心力，也成為山形影展最堅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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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今藝術》2019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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