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5年9月28日 星期一

榮景與瓶頸:2012台灣紀錄片回顧思索

回顧2012年的台灣紀錄片,有不少現象和作品特別值得一提,首先是院線市場,雖然僅有兩部,數量比起往年都要少,分別是華天灝導演的《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與李靖惠的《麵包情人》,但票房成績有新的突破。


院線票房突起

《麵包情人》在2011年即完成,先後參加了許多國內外影展,並奪得諸多獎項,在2012年由「麵包情人電影有限公司」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與社會委員會」共同發行。意即這部講述菲律賓移工在台工作辛酸的影片,沒有委託專業電影片商協助,反而較像是採取獨立映演方式,透過教會系統進行宣傳。

《不老騎士》則是由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委託製作,主要記錄其單位於2007年發起「挑戰八十、超越千里~不老騎士的歐兜邁環台日記」方案,十七位長者進行為期十三天的的騎摩托車環島行程。影片基本上以側拍的角度進行,在2008年先發行了搶先版,再於2012年修訂新版本,並在CNEX視納華仁的協助下,發行上映院線,總計共上映六十三天,票房突破三千萬,超越了2004年吳乙峰《生命》的一千萬票房,成為台灣影史中的紀錄片票房冠軍;在2013年一月時,更於香港上映,可看出影片所席捲的熱潮。

但片中仍有難以忽略的技術問題(如影像大量失焦),以內容而言,高齡八十的長者們騎機車環島逐夢,其類似路徑有跡可循,特別是在紀錄片上,近年已有《飛行少年》(2008)、《帶著夢想去旅行》(2010)、《青春啦啦隊》(2010)等影片,而且彼此間除了題材上稍有差異外,手法與主軸皆很相似。片中,或許更值得追探的核心問題是,何以這群老人們要冒著危險,以「非常態行為」來證明自己的價值?



可惜的是,導演似乎無意去談論相關問題,整部影片較像是一種側拍記錄,應有的探究精神,在驚人行為與勵志情懷之中被淹沒了,因而只能簡單化的以「環島成功」來迴避一切。令人擔憂的是,當我們越習慣以「結果論」去談論事情,「實踐夢想」恐怕也將成為越來越單一的簡廉價值。若影片質量沒有向上提升,那麼該如何定義票房紀錄的意義呢?

這個值得記上一筆的紀錄,讓人從發行層面(甚至製作層面)上,清楚地看見NGO團體之於紀錄片的關係,宗教團體也好,慈善團體也好,都透過串聯、動員、包場力挺影片,這與過去將紀錄片運用在社區或地方上做為一種文化培力做法類似,雖然意義上未必相同,但當戰場換到了商業市場上,顯然更具規模與組織力。對於台灣紀錄片而言,三千萬的票房的意義,或許展現了市場的潛力,以及示範了紀錄片在商業與議題推廣如何雙贏,甚至影響各方投資者對台灣紀錄片的意願,種種可能性值得往後繼續觀察。

除了這兩部作品外,龍男‧以撒克‧凡亞斯與黃信堯這兩位導演,因合作《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獲得2011年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後,也順勢在台北光點一起聯手推出了「新瓶裝舊酒─很久沒有敬你了我影展」,影展中播映兩人過去所有作品,這是台灣首次由導演自己策劃推出的紀錄片專題影展。


影展佳作

除此之外,影展和電視頻道(台灣仍以公視的「紀錄觀點」為主)還是最多紀錄片曝光的場域。

像是中生代導演李立劭的《邊城啟示錄》,便是公視與國藝會在2009年推出「千萬專案」中的獲補作品。影片以1949年後被國民黨遺棄的「泰北孤軍」為主體,他們一直在等待時機反攻大陸,但五十年過去,時空往前移逝,但他們的意識、任務卻仍停留在五十年前,所有的一切都極度錯亂。



《邊城啟示錄》內容上探尋經歷五十年後,他們的身份認同、意識形態、歷史矛盾等問題,像是在泰北的每一所華校,每逢雙十國慶日,他們的子弟,仍手舉青天白日旗,高唱中華民國頌,等待反攻大陸的那天到來;在形式上,雖然貌似深度調查,但實則隱藏著導演很強的觀點與巧思,常常在小地方利用畫面與聲音的搭配,譬如有一場在站哨亭模擬過去軍人以無線電溝通的情況,巧妙地利用主角的背影再現過去,隱喻時空變化,也連帶說明了對於泰北孤軍而言,過去與現在僅是一線之隔。

《邊城啟示錄》所揭露的「我是誰」的處境,其實也直指了一直以來台灣的難題─「歷史與認同」。該片在2012國際紀錄片雙年展時,獲得了評審讚賞,奪得了台灣獎的評審團特別獎。

沈可尚的《築巢人》也是「千萬專案」的其一企劃,前作《搖滾星球的孩子》(2009)聚焦的是自閉症患者,而《築巢人》則繼續發展同一主題,不同的是將鏡頭對準「父親」,描寫身為病童人父的心境,進而帶出整個父子與整個家庭的關係。

影像雖然看似冷冽,但沈可尚這次採取一種「介入」的姿態,彷彿掏空自己,就成為父親與孩子的中間人,但同時又像是個隱形人,默默觀察他們之間的一切,完全投身在自閉症家庭的現場,用近乎冷眼的方式帶我們看見父親的脆弱和瘋狂,在愛裡的失控與掙扎,呈現了更為複雜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令人無語卻充滿餘韻。

另一部佳作,是公視委託許慧如導演製作的《大水之後:關於家的十二個短篇 》,影片聚焦在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高雄南沙魯的村民如何走過傷痛,重新振作。縱然此片仍有電視規格的鑿痕(如片長、敘事手法),但並非過程的流水帳或一昧感人勵志,反而從更人道主義的觀點,去理解失去「家」的心情,以及重建「家」的嚮往,在感性之餘,不忘著重於原住民與土地之間的信念、依存關係,難能可貴。

許慧如同時還有另一部作品《鄉關何處》,因一次歐洲之旅意外發現丈夫的父親與北美原住民肖像極為相似,其家族姓氏「姬」也非常特別,於此同時,莫拉克風災一夕摧毀了小林村,關於平埔族文化的線索難尋,隨著族人們的重建過程,她也踏上一趟追尋身世之旅。片中多以第一人稱敘事進行,其問題或許是以旁白描述背景、故事與心情過於滿溢,而較少留下想像空間,但即便如此,帶著「血緣」、「族別」、「原鄉」…等等意識追尋線索,皆拋出了有趣的提問,也從歷史中發現許多陌生與荒謬。到頭竟發現,原來,過程就是答案。

《鄉關何處》也在重新邁出新步伐、大幅更動獎項的南方影展中獲得了「人權關懷獎」。

另外,令人驚艷的則是阮金紅的《失婚記》,該片選擇在地方影展「新生一號出口紀錄片座談映演」中首映。影片描述四個新移民姊妹來台追求幸福,卻都因故失去婚姻的過程。阮金紅是越南人,因婚姻仲介嫁來台灣,卻被前夫家暴訴請離婚,獨自扶養小孩,走過一段辛苦的過程終於獲得幸福,她也將自己的故事放入片中。

這樣的特殊身份對影片而言,是關鍵的切入點,導演甚至自己進到鏡頭裡,和被攝者一起面對不堪過去,在生活上協助與陪伴她們;在進退之間,都可以看見她不顧一切的關懷與無所畏懼的心態。更重要的是,《失婚記》從一個更內部更深處的觀點,討論了異國通婚與下一代的種種問題。影像上雖然樸實,但敘事已很完整,導演所表露的立場和觀點,還有與每位主角間的情感交流,都讓這部影片難以取代,獨一無二,值得鼓勵。

來自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學生鄒猷新導演的畢業作品《阿鼻》,則是另一個以親身經驗出發的撼人作品。影片講述的是,這個僅有三人的小家庭,有著長年以來,因爭執而起的家庭暴力,導演的父親長期與母親爭吵不休,甚至多次動手打人,而母親仍然我行我素,雙方皆陷入痛苦的深淵,誰也不願意改變。做為兒子的導演在這樣的壓力下漸漸長大,心中留下難以抹滅的陰影。

因此選擇自拍並非勇氣驅使或刻意想暴露隱私,迫使他拿起攝影機的動力,與其說是要完成一部作品,不如說是希望嘗試用創作的心情、用持著攝影機的姿態去面對與解決自身的問題。當家裡再度發生爭執時,導演再也忍不住對他們的情緒,開始大聲斥責,逼問父母。

最終,真正的真相在鍥而不捨的追問下已無法掩飾,而那或許是,他們都只冀求對方符合自己心中美好的伴侶形象,不想改變自己,毫不在乎對方感受,固守地不願意正視事實;換句話說,家庭暴力的對與錯,在片中不再是單向的施與受,顯得模糊曖昧。

《阿鼻》真正揪心之處也在於此,這正是導演所稱的「阿鼻地獄」,人陷在「(假像的)家」的痛苦迴圈裡相互折磨,牢籠沒有出口,也永無止境,暗示著人的改變是極其困難的。雖然這一切在導演的意念下看似極度灰暗、悲觀,但這些與父母的互動,其實同時也表露了導演對於「愛」的渴求與嚮往,這樣的自我剖露,使得影片就像是一則痛心的愛之告白,有機會看見人的脆弱、渺小與無助,充滿悲淒,無比感傷。這部充滿爆發力的自拍作品,也入圍了紀錄片雙年展,並在香港華語紀錄片節的短片組奪得首獎。


金馬獎的警示

在2012整年度中,最令大家議論紛紛的,莫過於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頒獎結果。在破天荒有四部紀錄片入圍的情況下(往年最多都只有三部),得獎呼聲較高,受到許多觀眾喜愛的台灣片《牽阮的手》(2011)、《麵包情人》(2011)、《時間之旅》皆鎩羽而歸 ,獲獎的是加拿大華裔導演張僑勇的作品《千錘百鍊》(China Heavy Weight),他的舊作《沿江而上》(Up the Yangtze)在2008年時也曾獲同一獎項。

這麼多年來,金馬獎中的紀錄片與創作短片獎項,大多由台灣影片獲獎,但此次最佳創作短片頒給了中國影片《拾荒少年》,最佳紀錄片《千錘百鍊》則是由加拿大的Eyesteel Films與中國的中視遠方(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製作,對台灣電影/紀錄片而言,此現象或許可視為一種警訊,應該深思。

回顧台灣紀錄片的歷史,從八0年代以來,紀錄片便與社會快速變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最聞名的就是以記錄社會運動現場,想要破政治禁忌與言論封鎖的反對派媒體「綠色小組」,他們所拍攝的紀錄影片具以扳倒威權為訴求,對台灣民主與社會影響甚鉅;進入九0年代後,亦有更多人投入紀錄片的拍攝,最著名的作品當屬以王小棣為首的「百工圖」系列,以及吳乙峰和全景映像工作室的「人間燈火」系列、《月亮的小孩》等作品,之後也鼓勵了更多人拿起攝影機拍攝紀錄片及身邊的故事。

大體來說,這些影片的主題包括了社會運動、常民百姓、弱勢者等等,仍是與政治氛圍與社會環境所相對應的。這些重要作品的起始點,都是站在與威權與社會主流價值的對立面,為了「反對」什麼,或為了「扭轉」什麼而拍的。

換句話說,站在強權強勢的對立面,意即帶有「反(對)」的意識,是台灣紀錄片中很重要的主張,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影片是具有「獨立觀點」的。在台灣紀錄片多年來的累積與發展下,這也逐漸成為台灣紀錄片中一種難以忽視的「慣性/傳統」。但隨著民主發展的程度越高,這股「反」的意識很容易取得一種正當性,失去了獨立性,變成「為反而反」,掉入邏輯陷阱而成為一種當代的政治正確。彷彿只要擁有反對者姿態,一切就顯得如此理所當然。

以今年金馬獎入圍的作品為例,李靖惠的《麵包情人》正是因為自己的外公外婆入院,而結識了這群照顧他們的外籍看護,但可惜的也是導演沒有利用這份「個人性」去滲入題材,挖掘出潛藏當中的幽微人性。《麵包情人》雖然感性好看,可是觀點與立場仍是相對保守的。

而顏蘭權、莊益增拍攝六年的《牽阮的手》,同樣是以感性為訴求,特別是主角田媽媽是那麼擅於演說,如何能保留出一段追探主角深層想法機會的距離,不只是讓影片成為一種宣傳與讚頌,也要能從現代反顧過去歷史(畢竟距離解嚴已有25年了),跳脫出悲憤情緒中,找出新的觀點,反而成為該片能否擁有歷史高度和獨立觀點很重要的關鍵。

周東彥拍攝藝術家黃明正的《時間之旅》,主要跟拍了黃明正希望透過街頭賣藝或巡迴演出的方式環遊世界的「Momento Trip 時間之旅」藝術計畫,首站選定的就是「台灣」。影片於是跟拍了環島的過程,訪談了許多幕後工作同伴,強調著夢想的旅程以及路上許多的人事物風景。片中有極大的篇幅圍繞在主角身上,但他鮮少與人談話溝通,背後支撐藝術家走下去的力量究竟是什麼?是什麼讓他願意忍受孤獨和苦痛,影片似乎無力深探……

再看看以中國拳擊手為題材的《千錘百鍊》,花了五年時間跟拍,同樣觸及了政治面(1953年毛澤東禁止了拳擊這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運動,在1983年解禁),兩位年輕人希望投入拳擊運動能給自己帶來新的未來,原本應該是一則動人勵志故事,卻因人心慾望與家庭條件,走向了不如意的現實。故事到此都還可預料,但驚人的是,片中擔任教練的半退休拳手卻仍想重返拳壇,重返賽場的結果竟卻被對手痛擊倒地,提早投降,自此這個故事與激勵人心不再相關,反而成為一齣極度不堪的失敗者之歌。這份轉折,說明了導演是有觀點、意願和能力去處理這個「反/負面」題材,從中掏出人性的複雜限度,影片也因而產生對比和辯證,得獎不是因與台灣本土製作的預算規模的差異(該片預算約八十三萬美金),絕非僥倖。

這次金馬獎的結果透露的訊息,是近年來台灣紀錄片發展的瓶頸與隱憂。

「反對的發聲」的確曾經是台灣紀錄片很重要的傳統,也是其擁有動人力量的特色。但當絕對的威權在形式上漸漸消解,台灣在民主發展的路上緩慢前進至今,紀錄片接踵而來的考驗,應是如何擺脫觀點上的慣性,不應僅僅簡單地依附於單一的巨大幽靈身上,不能依舊滿足於自己「反對的姿態」,而必須延伸出屬於自己的獨立觀點,去挑戰與面對一切看似理所當然的事件。即使選擇站在反對者/受害者這一邊,仍不能安逸於講述一種單一的價值。

特別是關於當代的台灣紀錄片,當選擇站在哪一方的態勢已很明確,無論是針對強權或者是弱者,若能將過去生猛強韌的反對力道,轉化為戳破偽善與鄉愿、探索靈魂與人性的扎實能量,如此才能帶領觀眾走的更深更遠。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從上到下,官方到民間,台灣都有非常大量的紀錄片關注天然災害、土地爭議、弱勢族群、社會運動,但真正傑出的作品卻不多。


影展與環境

在台中國美館舉辦的紀錄片年度盛事「2012第八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是該影展移師台中後的第八年;主辦單位為文建會,國美館為承辦單位。但實質上,影展仍以「標案」方式進行,由廠商/團隊包攬;同時,表面上,擔任策展像是一種榮譽邀約,自2006年起,每年的策展人/團隊則由國美館邀請專業者所組成的諮詢委員會共同推選(館內也無影展專業人員)。在表面上,擔任策展像是一種榮譽邀約,但實際上彼此的關係不是合作,而較像是廠商之於業主的委雇關係。

整體而言,縱然影展邀請到許多國際影片、貴賓,數量、外表看起來豐富亮麗,但在策劃與執行上,像是單元規劃、論壇設計、日報內容等等細節上,卻顧此失彼,看不見核心,隱隱透露一種失衡狀態,忽略了經營深度,耕耘本土的重要。

2012年5月20日,過去的文化建設委員會因組織再造,正式改為「文化部」,開始著重紀錄片的相關業務;在雙年展結束後,就傳出文化部要將雙年展移回台北的消息,原因不明,對於這個擁有孱弱體質的影展,勢必會有一波新的震盪。

在官方之外,民間紀錄片組織也一直自發性舉辦紮實的活動,像是CNEX的華人提案大會(CCDF)、電影創作聯盟的「DOC DOC健診工作坊」,台北市紀錄片工會的「紀工聚會」,女性影像學會的「紀錄片培訓」,一點一滴地累積了不少紀錄片製作、發行、討論學習的種子;歷經四年,一直以來堅持常態放映台灣紀錄片的「新生一號出口紀錄片映演座談」則因場地問題無限期暫停,轉型為Taiwan Docs紀錄片資料庫(http:/taiwandocs.tfi.org.tw),蒐羅了上千部台灣紀錄片的資料,並設有中英文版本,留存下寶貴的資料,可供選片及研究之用。

映演方面,除了許多行之有年的影展,如南方影展、女性影展、地方志影展等等外,也有非常多NGO組織或個人,針對社會議題發聲,像是都更拆遷、環境汙染、土地正義等題目,籌組「議題式」的影展,成為台灣紀錄片曝光的另一重要場域;相對而言,這是公民意識的抬頭,也說明台灣社會正經歷重大的震盪。

回顧這一整年,台灣紀錄片確實有一些突破,看到《不老騎士》在商業市場上的可能,有阮金紅這樣背景的人加入紀錄片拍攝,台灣紀錄片的題材仍豐富多樣,似乎有著一絲曙光;但同時也有一些隱憂,大多數的紀錄片製作或活動,仍無法不仰賴政府的補助,要建立起真正的「產業」或「市場」的藍圖仍非常遙遠。

從榮景中看見瓶頸,或許是迎接下一階段,一個不一樣的年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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