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4年2月15日 星期六

承擔幸福:《失婚記》

現在我得到了,我的大夢想在這裡!」首先是她對著大海吶喊,接著影片的旁白清楚地揭示了「我」,也就是導演阮金紅自己。她以「第一人稱敘事」展開故事,談到自己從越南嫁到台灣來八年多,這是第一次來海邊,以及一路從失婚走到現在的心路歷程。

但她到底得到了什麼?夢想又是什麼?這個開場為《失婚記》定調了追尋的路徑。循著阮金紅的國語旁白(顯然將影片設定為台灣觀眾),娓娓道來自己為了追尋幸福而從越南嫁到了台灣,前夫卻沉迷賭博,對家庭沒有責任感,最後簽字離婚,飽受社會異樣眼光。她獨自帶著小孩辛苦地生活好一段時間,道盡了她身為新移民、妻子、母親的多種身份,也利用這個身份,她走進了其他新移民姊妹的心裡。

拍攝者的「身份」顯然是《失婚記》很關鍵的切入點,但這並不表示影片是容易拍攝的,相對地,這很可能更加深了影片的難度。因為其意義不只是「新移民族群拍攝自己的故事」如此簡單,面對其他人談及「失婚」類似的經歷,如何能(也應該)拍得更深入、更貼近,審視傷口和發掘意義,遂成為影片最大的挑戰。

可貴的是,阮金紅做到了,《失婚記》從一個更深更內部的觀點出發。在片中,她自己的經驗彷彿一則引子,慢慢帶出玉蘭、金玲、阿詩與美麗等四人,從越南與印尼來台灣找尋幸福,卻在婚姻中挫敗而歸的故事。

她們所面臨的,除了新移民來台常常被誤解為是為了「錢」之外,與丈夫的感情溝通、階級性別歧視、文化差距、子女養育、家庭暴力等等問題,也都是不同個案產生摩擦的主因;但影片卻不只停留於此,仍關心異國通婚所孕育的下一代,突顯子女們在單親家庭撫養下的困境,越南、台灣兩地該如何抉擇間的難題,就像是片中的一場對話,金玲的女兒說覺得越南比較好,因為媽媽在這,不想回台灣時,阮金紅則說台灣很好阿,也擔心她待在越南久了中文都忘了。

待在越南比較好?還是台灣比較好?能有選擇嗎?還是別無選擇?兩人不同的傾向,隱約透露出他們不同的立場與位置,似乎有點矛盾,但也頗值得辯證,耐人尋味。

其中,難得的是,雖然各個主角都有很難以面對的過去,但阮金紅卻能一個個親身去溝通訪談,甚至自己也大量地進到鏡頭當中幫忙對方,面對難解的問題不閃避,反而無畏地展現了積極的態度與立場。就像是片中的阿詩後來與阮金紅的大弟戀愛,卻留下令人傷心的結果,導演也不避諱地指責了大弟的大男人主義和不進取,令家醜外揚。

這暗指了,感情的不幸不是只存在文化地域意義上的異國通婚案例中,其實隱含著更大的普世性。這也讓《失婚記》沒有僅侷限於異國通婚上,在戳破「台灣夢」(來台灣追尋幸福)的同時,也轉以一個更宏觀的視野,看待人與人的感情與關係,呈現人的難題和抉擇,以及難以迴避、因大環境而牽動的宿命。

在《失婚記》中,阮金紅有時進,有時退。「進」指的是主動關心幫忙,「退」指的是留有空間,讓這些曾受傷的被攝主角們能暢所欲言,盡情宣洩。阮金紅對於姊妹們的關懷,顯然帶有很強的同理心,才能做到進對得宜,影片因此充滿血肉,也獨一無二,是阮金紅才能完成的作品。

片尾,阮金紅說不要放棄追求幸福的權利,影像轉為極美的夕陽河光,接著越南語的歌曲響起,歌詞意思是:「我不是愛錢/只是要幸福/但沒有人瞭解我/過去多少年/我曾幻想未來美好/但沒有人想到/那是像一場夢而已。」

這趟探索失婚的旅程,固然悲傷、不幸,但其實也是追尋何謂真正幸福的旅途。《失婚記》是阮金紅的第一部作品,在素樸的影像與敘事中,擁有極為動人的自剖與故事。此片的意義與價值,或許正是,帶觀眾走過這一遭後,能帶給人們承擔這一切的力量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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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紀工報‧第二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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