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3年5月27日 星期一

專訪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東京事務局局長藤岡朝子(Fujioka Asako)(訪問、翻譯、整理/林木材)

訪問時間:2011年10月16日(※原訪問以英文進行)

寫在前面:這是我受國藝會所補助之個人研究計畫「制度組織、執行運作、文化精神:亞洲紀錄片影展研究(2011-2012)」的部分內容。山形影展的經驗對我來說有很大的啟發,該展自1989年成立,兩年舉辦一次,是亞洲最重要、規模最大的紀錄片影展,在2007年經歷由政府主辦改為獨立單位自辦(轉型為「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 NPO)」),對影展也開始有了不同的思考。

除了影展本身外,山形影展甚至也有山形電影圖書館,其工作更包含出版刊物、推廣教育、作品發行…等等。2011年時,山形影展更罕見地以團體身分,獲得了第29屆川喜多賞(獎)的榮譽肯定。他們的經驗和觀點非常值得參考與學習,感謝藤岡朝子願意接受訪問並同意公開內容。其它關於山形影展的文章請參考這裡


木:請簡單介紹您在影展中的工作職責。

藤:我現在是東京事務局的局長,就如你所知道的,影展共有兩個事務局,一個在山形,一個在東京。自2009年起,我負責東京事務局的一切事務。

木:據我所知,東京負責的是國際事務,山形負責在地事物。

藤:現在不完全是這樣,你先前還訪問了誰嗎?

木:我訪問了矢野和之(Yano Kazuyuki)先生,但我是從一些文章中得知的,也許不太精確。

藤:我想,20年前,影展剛開始的時候,山形的人們有個問題,很少人會講英文,在技術上也沒有網際網路。當然,當時在日本也沒有人知道如何去籌辦影展。但在東京是有人做類似的事情,就像當時在日本基金會工作的矢野和之先生,他曾經引進外國影片並在日本映演。1989年影展成立之後,山形在地人們察覺了這些問題,也明白了影展無法只是由在地人去籌辦。

所以在一開始,東京負責的是所有影展專業的事情,像是電影的專業、在地電影工業、國際電影事務等等,山形則負責在地團體的串聯和網絡聯繫,還有向市政府爭取預算等行政工作。但過了幾年之後,我開始有個想法,也許矢野和之先生也是這麼想的。

影展是在山形舉辦的,這是個很重要的想法,對我們來說,這個哲學是說,是可以用強烈的文化性鞏固山形在日本的區域,變成像一個中繼轉運站,如同東京一樣;在東京,所有的事情都很集中,像是資訊、力量、金錢,但我們覺得山形是在東京之外的,但它同樣有能力去成為一個傳輸文化訊息的中繼站。所以,逐漸地,在東京工作的我們將重心轉移到山形去,去幫助他們學習如何籌辦影展,籌辦國際競賽。

早期,也許在五至七年前,所有的國際投件DVD都是寄到東京,但現在則寄到山形,各單元的協調統籌者(coordinator),像是國際競賽類的統籌,現在也都移到山形了。大約在四或六年前,我們鼓勵山形人民應該有自己的山形電影特別單元,在那之前,他們也會向東京提出,說你們必須做一個特別單元。這份策劃工作是非常專業的,不容易擁有這樣的知識,必須要做研究。

策劃特別單元是一份獨一無二的電影專業工作,但我們認為這可以被山形的人們所完成。

木:您的意思是「Films About Yamagata」這個單元。

藤:對,沒錯,今年已經是第三屆了。

木:您曾在Documentary BOX#28 的文章〈Yamagata’s Place in Asia〉中寫到,隨著影音製作門檻降低,紀錄片將走出被冷落的局面,因此山形影展的作用正在改變,能否談談過去和現在的不同,以及您對山形影展下個階段的想法。

藤:我不確定亞洲紀錄片的方向會往哪去,但我很幸運能成為亞洲紀錄片成長的見證者,尤其在2000年之前。

我的文章是關於,我擔心亞洲紀錄片工作者不再需要我們了,因為早期我們發揮了作用,但也許後來他們提升了,能去參加其他的影展,像是西方的國際影展。確實,那裡有比我們更多的資金,比我們更加的獨立。所以……,嗯阿,下個階段,我不確定,哈哈…。

木:你覺得你們會繼續堅持獨立精神嗎?

藤:是的當然。其實,很多人逐漸地強調紀錄片裡的商業性,因為商業性紀錄片變得更受歡迎,在日本、台灣、亞洲、世界各地都是。在美國,有更多的主流紀錄片在戲院或電視上播放。從另一角度來說,你可以說紀錄片正在經歷一個繁榮期,這是紀錄片很好的時機。但當你仔細思考時,某一種相當成功的紀錄片多了起來,但藝術創作式的紀錄片、實驗性的紀錄片卻更難生存了,因為人們期待紀錄片應該是一個能簡單觀看的,感動好哭的,帶來歡笑的,能非常享受其中的觀影經驗的。在1989年時,大家對紀錄片的印象是很無聊、很不容易觀看的,就像藥方一樣,雖然對你是有益的,但不見得能夠好好享受。現在則轉變到另一種趨勢了,大家覺得紀錄片有樂趣,容易消化,就像商業娛樂電影一樣。

所以也許我們的發展,是將繼續支持新生代的紀錄片工作者,就像亞洲新力(Asian Currents)單元一樣,鼓勵擁有力量的作品。也許電影本身並不好,但是卻嘗試對媒介做出各種實驗,而不是試著要把影片賣給誰。有時候他們為了自己而拍,試著拓展既定的表現方式。現在,試著去保護這樣的電影需要很大的奮鬥,甚至比過去以往來得更加重要。

木:所以這是你們沒有「市場展」的原因嗎?

藤:我對此有著很大很大的猶豫。因為我了解電影工作者需要生活,昨天楊力州說在這方面,他是台灣很成功的紀錄片工作者,因為他接了許多商業案子等等,但並非每個人都能如此。

有三年的時間我一直在想著也許我們應該要有一個市場展,因為成為NPO之後,我們的資金情形很險峻,比起過去是很不穩固的。所以我們必須向外尋找贊助廠商,而不只是倚靠山形市政府而已。我在思考這些時,顯然最大的贊助就是來自於商業上或是來自政府的合作。商業部門有很多錢,但一般來說,政府並不給文化活動太多錢,因為他們並不真正了解,他們看不見文化的益處。我的意思是,如果看見日幣上漲了,他們會知道這是好的,所以政府的政策總是被經濟議題控制。

所以,對我們來說較容易的方式,能獲得穩定的贊助是商業這部分。很多歐洲影展也有著同樣的問題,他們一方面試著有市場展,一方面也維持他們的策展節目並且獨立在市場之外。也許這是可能的,時代一直在改變。

木:我訪問了一些人,他們說山形影展成為NPO之後比過去要更好了,因為影展可以更獨立地去做你們真正想做的,您是怎麼想的呢?

藤:我想「獨立」並不是因為我們成為了NPO,而是獨立精神就在我們的心中。嗯,高橋拓也先生(Takahashi Takuya),我想特別是高橋先生。你知道的。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只是倚賴一個贊助者,我們就沒有機會和其他人溝通、連結。這並非是我們懶惰懈怠,但我們就會失去機會接觸那些可能會支持我們的人,所以,成為NPO的想法,對財務狀況來說是危險的,但這推促我們去和更多團體形成友好關係,就像是今年一樣。對此,我也有著同樣的想法,也許矢野和之先生有著不同的想法,因為他是社會主義的世代,因為在十五、二十年前,影展是很穩定的,預算就在那兒,所以他要想的只是策劃節目,可以很純粹地去策劃,就像蘇維埃官方電影組織很有錢,在這個體制下可以無風險地拍出很棒高水準的電影。

但在自由解放這段「最佳時間」之後,突然間他們沒有錢了,經歷了電影製作公司也都關門的時期,他們為了生存必須自己奮鬥,我們的狀況有點像這樣,好像是後社會主義一樣,我們不能倚賴一個大的穩定基金。另一方面,我們有古巴電視台、電影社群、日本映畫監督協會,其他的社團法人可以幫忙我們。舉例來說,我喜歡和大使館合作,就像台灣駐外代表處,有更多的朋友夥伴,就有更多的機會去開拓能見度。這份工作比較困難,因為我們必須去想辦法,也許你必須做很多零碎瑣事,就像是拍一部偉大的史詩電影那樣。

創造影展節目的流程,相較之下是有趣的,「給」和「拿」是和其他夥伴團體洽談的基礎,有時候你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東西,現在我想亞洲的連結和洽談是有益的。比起有一大筆錢,你是安全的,只是在你自己的腦袋裡去思考,也許這更有批判性或更有趣。

但如果和其他人合作,你的腦袋會是有活力的,你必須去面對敵人或者任何你想像不到的對象,就像我必須和古巴電視台、Doc Soup或其他團體的人打交道,去說「哈囉你好嗎」,對我來說這很奇怪,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但當我和他們談話時,他們是有趣的,當他們建議要設一個獎項時,我想著我們需要什麼,而他們有些什麼。我想著我們沒有一個針對日本電影的獎項,也許我們來設立一個,這樣可以把日本電影帶往海外,所以我建議他們,何不如此試試看呢?這個洽談的機會幫助我有新的想法,互動是很豐富的。也許比完全的社會主義要來的好。

木:請您談談策劃影展的流程,您會思考影展和在地關係嗎?我知道要去平衡國際和在地是很困難的,尤其在過去,政府一直希望影展能增加在地的觀眾人數,但我想這也很難,因為許多人會認為紀錄片很不好懂,您曾經想過這些問題嗎?

藤:我想這個是過去的困境。至於現在,我想,因為影展在國際和在地都廣為人知,沒有人會再質疑類似的事情,所以對我來說這不是問題,沒有人問我這些。同時,我不是一個真正的策劃者(programmer),我沒有全觀的視野,有些策展人會說做這個做那個、你來這邊…等等。這更像一個有機的過程,當有些情況發生了,我不是只做我個人的選擇,我們有很棒的五人團隊在東京,每當有事情發生,我們會一起討論策劃等等事情,這不是邏輯性的,也不是我個人控制下的。

當然,國際和在地都是很重要的,推廣日本電影兩條路都要並行。在早期九0年代的日本影展,日本紀錄片其實不太會被考慮在內(也許電影本身也沒那麼好啦),現在我想我們要做的是,滋養和創造日本電影工作者的成長,這非常重要。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木:過去您曾擔任亞洲新力單元的統籌接近十年,當時您如何克服文化差距問題,去積極地發掘亞洲紀錄片,以及成功的讓山形影展在亞洲廣為人知?

藤:嗯…我不知道哈哈哈。我不記得亞洲新力單元有多困難了,我也從沒有克服任何文化問題。

文化困難比較是,譬如說截止日期,但在某些國家,截止日期並不重要,通常是這些小事情。以電影本身來說,我喜歡驚喜,所以我反而期待不同文化的差距。



木:在紀錄片製作條件、環境、觀念上,亞洲與歐美有很大的不同。對您來說,亞洲紀錄片和歐美紀錄片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麼?您是如何評斷好壞的?

藤:有些影評人喜歡很純粹地去看電影,只看電影本身,就像獨立的任務一樣,但對我來說,電影總是從環境裡誕生的。也許歐洲電影有不同的慣性,因為他們有公共資金、電視台的資金、穩定的生活、即便沒有工作也很容易過生活,但是在亞洲,我看電影的時候會更想知道關於電影工作者的背景,我喜歡從他們的生活環境中學習,知道他們都吃什麼,拍一部電影會遇到什麼困難?像是政治的情勢。

在我們的影展中,在評斷上我想試著補充,不只是評價電影本身,還有環境等等的其他因素。

木:你們在每個單元都有一位策劃者,我知道你們也設有初選選片小組。這位單元負責人是否有權力決定最後的入圍名單?

藤:是的他們有。我們不會選擇我們不喜歡的人,所以會選擇可以共事工作的人,我們總是在討論,時常下班之後一起喝酒,分享彼此的想法,這很不賴。這不像是你像在一個獨立的店家裡工作,更多的是討論。

木:初選小組裡有些成員是來自山形的,他們是專業者嗎?還是只是一般的觀眾?

藤:過去,初選小組裡包括有很多很多素人,有時候到達了二十人,有在地家庭主婦、農夫…等等,有幾年非常有趣,他們其中很多人看不懂英文字幕,所以他們看電影是藉由很簡短簡介翻譯,然後就是享受影像和音樂、聲音,看他們能否了解。當我們討論電影的時候,是令人驚奇的,五十歲的家庭婦女會說,我很喜歡這部電影,因為主角真的好帥(哈哈哈),諸如此類。所以理想上,初選小組能有這些人是好的,但當優先考慮的事離當下太遠了,會更加困難。所以在2009、2011年,我們改成小一點的十人小組,有兩位影評人,然後有東京的電影攝影師,委員會裡的成員(他們有各自的工作並非電影專業者)。事實上,他們都是幫助影展很長時間的的朋友,他們明白我們的選擇品味,他們有很好的才華,終於我們找到了平衡點。我們不盡然都是專業角度,也不是那麼業餘,這個平衡是對的,我想我們會繼續下去。

木:您在挑選影片時的立場與考量點有哪些?

藤:現在,我所決定的策劃,只有特別邀請放映和評審名單,就這樣。所以我沒有負責其他單元,只有在國際競賽和亞洲新力作為建議者(adviser)。所以你是指我在國際競賽單元工作的時候嗎?

木:對的。

藤:多樣性和平衡,會為了單元裡全部的十五部電影。即便有時候我真的很喜歡某部影片,舉例來說,Jon Jost的電影我看不懂,但是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人都很喜歡,這時候我會覺得這樣也沒關係,這情形比單元裡有我不喜歡的作品要來得好。

木:我昨天有和Jon Jost導演聊天,他問我為什麼山形影展總喜歡挑他的影片,我回答說我不知道。我想他感到很驚訝,似乎你們非常喜歡他。

藤:我也不知道阿,哈哈哈。

木:通常社會議題很容易與紀錄片連結在一起,也有許多人強調著電影製作的品質,但山形曾挑選包括Jon Jost、河瀨直美、許慧如的《雜菜記》、《起司與蟲》 (The Cheese & The Worms)這樣的私電影,我很好奇您是怎麼看待這些作品,您認為紀錄片最重要的價值是什麼?

藤:我不知道,這是一個非常難的問題,你能回答嗎?

木:我也不能。當我訪問Hama Haruka的時候,她說作為策劃者,最重要的是要去找尋小鑽石。

藤:我想我們影展策劃的想法和戲院、電影圖書館是很不一樣的,不是一直購買影片。每一年都是不同的年份,在影展之外,我們與世界相連,我們所做的一切工作是與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有關的。《起司與蟲》是大師之作,也許在二十年之後仍是如此,但有時候某些電影必須在當下被放映,在山形我們有非常好的觀眾,我覺得他們會對此有迴響反應。因為當我們選擇影片,當他們看影片,這就是一個與世界的連結,我們的心智(mind)會受到所居住的世界所影響,和二十年前比起來我已經是個不同的人了,我已經四十四歲了,和三十四歲相比,我會選擇不同的影片。這意思是說,選片會和所有事情息息相關,像是時間、空間,這和戲院、博物館、圖書館不同,我們必須去感知這世界上發生了什麼,有些影展會說現在正值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所以我們要放阿拉伯之春的電影,但我不是這樣想的,我認為應該更細緻才對。

有時候在無意識的決定下,更多的是巧合,在完成策劃之後,在全體節目設定之下,也許在我看這份節目的時候會明白,為什麼這麼多影片是關於愛人遠離、或是愛人死去,我必須做的是,你在311之後是什麼感覺?

在政治的侵略之下,我們感覺不到我們有能力去改變世界。但在日本,在這個時代,有一種感覺是,雖然人們沒有放棄,但看起來像是放棄了似的,這個世界比我們更遠大,相較之下,人類應該是微小而謙卑的。理解這些之後,試著從中去創造表達形式,這將會是非常非常豐富的,就像是帕特里克·古兹曼(智利導演Patricio Guzmán)的電影作品一樣。

舉例來說,事實就在那裡,當然有時我們知道革命不能改變世界,對社會來說倚賴它也是個不好的策略,但我們並沒有輸,因為我們有力量去思考和創造(電影)。雖然我們很沮喪失落,但我相信這份理解會幫助我們看見自己的力量。這是一個無意識的階段,唯有當我們完成了策劃,才會理解也許這是我們2011年的心情。


木:下一個問題是關於台灣紀錄片的。

藤:嗯,這有大問題。

木:台灣的作品這幾年鮮少入圍山形影展,台灣的紀錄片工作者們都很失望,似乎創作力正在下降。今年你們有一個「回到一圏:日台紀錄片的12年後」單元,以您的觀察,對這幾年的台灣紀錄片看法如何?

藤:我今年是「回到一圈」的策劃者,但這幾年我沒有看太多台灣的紀錄片,所以我沒有權利去回答這個問題,我想你可以去問Makiko或其他看比較多台灣片的人。但我想念1999年,這是為什麼我策劃這個單元,也許有些東西是你無法再復原的,當然台灣也不會像那時候一樣了,因為大家都逐漸老去。

我知道的不多,但也許仍有一些可能性,要去說年輕世代的作品沒有有趣的作品很容易,但我想並非如此簡單,有一個世代的斷層,因為我認識吳乙峰、全景,還有他早期的學生,我想知道他們有沒有繼續下去。如果年輕的電影工作者可以說,吳乙峰的作品不夠好,我要做點別的,好東西就會誕生出來,或是去想我如何能夠和吳乙峰有所不同,因為吳乙峰是如此強勢的。就像小川紳介一樣,佐藤真(Makoto Satou)非常害怕這樣的力量,所以他遠離並試著做出不一樣的東西。經由這樣的歷程去思考他如何能夠與眾不同,發展自己獨有的想法,強壯和夠堅定,是可以克服、打敗前輩的。

木:這是我自2005年以來,第四次來參加山形影展,我發現影展有一個新的部門「映畫文化推進事業」,似乎只在日本國內運作。山形影展也會推廣日本紀錄到到國際上嗎?請分享這方面的經驗。

藤:對NPO來說這是一個新的開始,這不是影展的一部分,而是組織對外的部門,試著從中賺錢,獲取利潤。

木:我知道你之前幫忙在日本發行了中國導演馮豔的《秉愛》。

藤:對對對,那是我個人的計畫。但就「映畫文化推進事業」來說,他們販售DVD,如果有在地學校想放片,也會幫忙規劃,就像是一個電影商店,一個服務機構。這也很有趣, 是一個影展賺錢的途徑,但也是對外發聲交朋友的方式,所以一旦一起合作了,別人會說哦,這是影展哦,好阿,讓我們看看這是什麼吧!但在過去通常人們不感興趣,他們不明白只覺得是很遙遠的東西。但是一旦合作起來,可能會有更多的想法跑出來。

木:好的,那麼下個問題是,您自己在影展工作多年,是什麼原因讓您能一直持續下去?

藤:噢,這好難!這題真的好難!因為每兩年我總會想著,結束了結束了,太累了。尤其是當我快四十歲時,我想如果我不現在離開影展的話,我無法找到新的工作。所以在我成為局長之前,在離開亞洲新力單元統籌者之後,我想這個單元要由年輕一點的人來負責,所以我把這單元交給了Makiko和Haruka,我想也許應該要淡出了,然後退休,慢慢地離開工作。

但後來出現了組織(NPO)的危機,矢野和之先生想要停止,我想著,如果東京事務局要結束了,影展勢必會有不好的變化。我想著慢點離開好了,如果矢野和之先生太累了想離開,我可以來當局長,渡過成為NPO後這幾年的危機,之後若還是不穩定,也許我就離開。現在我已經快四十五歲了,我不知道外頭有什麼其他的新工作能給我做,除了影展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些什麼。

木:經歷過這多年的影展,你享受你的工作嗎?

藤:2009年是最艱難的,我人很糟糕,感覺很不好,情緒上很差,我很不喜歡成為一個老闆。做這些只是因為責任,去維持東京事務局的營運。

2011年時,我思考如何能讓影展更好,我想它應該更好,它也能夠更好,我們做了那麼多好的事情,但很多人卻不曉得。所以我們決定在公共關係上使力,像是網路上,我們也雇用了公關去接觸媒體,我想我們必須向外走出去,單元的策劃者必須去想,如何告訴世界這個節目單元是多麼棒。

雖然我們做的很好,但也許這不容易理解,旁人不容易接近。所以我試著幫忙或建議他們讓世人更了解節目核心,而不只是針對電影的專業者。以結果來說,我們有一個好的開始,影評工作坊辦的不錯,有新電視台參與的新獎項,也有網路的播出,我很驕傲這些新的事物能夠達成。我覺得比2009年時要好多了。

木:謝謝您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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