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和平》映後座談整理稿

座談時間：11月12日pm 8:00～9:30
主持人：林木材（影評人）
來賓：朱賢哲（導演）、賴孟秀（製片）
地點：倉庫藝文空間
錄稿、整理：林木材

林木材：我先簡單說我看完這部片子的感想。包括這次，是我第六次看這部片子。每次看完都覺得有很多的疑惑和問題，片中的人雖然口中說的是這樣，但做的事情很顯然跟說的是不一樣的。我記得第一次看完以後非常震撼，於是我就去找了所有跟SARS有關的影片和書來看。

在紀錄片方面有兩部，一部是公共電視拍的《和平風暴》，另一部是南藝大學生拍的叫做《V1》，記錄的是曾染SARS的曹女士後來的生活。令我不解的是，2003年發生那麼大的災難事件，卻只有區區三部影片在討論；書的部分，大多是醫療知識，唯有一本叫做《恐慌在政治瘟疫蔓延時》，是關於事件的，也批評當時市政府的政策。

可是，請大家想一想，總共只有五樣東西在討論SARS，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居然沒有人在做類似報導文學式的事情。我非常納悶，社會關心的到底是什麼呢？《穿越和平》所帶給我的不是感動，更多的是心痛。這些人做了對的事情卻要受到那麼大的處罰，包括旁人的眼光指稱主角為「落跑醫師」。……我想也先請導演談談當時的拍攝動機。

朱賢哲：為什麼會進入這個案子，對我來說是比較神奇的事。我之前拍過幾部紀錄片，後來和公視合作拍了一部幼兒該不該學英文的紀錄片《童話劇場》，這部片花了很大的力氣和時間，大概一年多，是新聞式的討論。做完之後，我覺得這種新聞式的東西很值得再探索，現在公視的總經理馮賢賢就問我還要不要提出企劃案。

當時我在報紙上，一週內連續看到兩則周醫師的新聞。第一次看到他勝訴的時候心裡「敲」了一下，第二次又看到了就覺得很有趣，我們當年唾棄的落跑醫師官司居然勝訴了。我就向公視提出這樣的構想，馮賢賢也認識他，於是接洽訪談周醫師之後，我就決定要拍這支紀錄片。

木：但在這次訪談中，有沒有什麼關鍵的因素讓決定了你要拍這部紀錄片？

朱：有！其實那時候大家對於SARS還是一無所知。第一個我覺得最關鍵的是，周太太講說，整個SARS後來大家都沒事了，可是他們受害最重，包括兩大過革職、罰款、醫師職責停職。後來包括吳康文、林榮第（和平醫院院長、內科主任）都沒事，可是我們不會知道，因為新聞都很小，大家也不會去討論。這件事情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很荒謬的寓言，災難之後我們居然找了一個受罰的對象，但是最關鍵的人卻都沒事，這讓我感到非常非常的不公平。我回家後和我太太討論，就決定要做這個題材。

木：這部片子是在07年4月完成的，但是拍攝的時候總共花了多少時間呢？

朱：我其實沒辦法想像居然花了那麼多時間，共花了一年多。如果要從頭來，知道要那麼久，我覺得我不會再有那樣的意志力，恐怕會退場。通常在做案子的時候，不會想說它很困難，很好完成。若是重新來過，我不會投入。

木：其實我一直覺得《穿越和平》好像一直在尋找著某種真相，但找著找著，居然發現「掩蓋真相的過程，也變成真相的一部份了。」我還蠻好奇，拍攝這部影片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朱：有幾個困難點。第一個是我不想迴避各界對周醫師的批評，我覺得不能迴避。但要讓觀眾在一小時或半小時內明白周醫師的立場，我覺得是有困難的，就是要找到訪問人在短時間將事情都勾勒清楚。我很高興法官願意讓我們進去拍，因為最嚴厲的批評和懲處都下來了，還有訪問歐晉德。

第二個困難的是，邱淑堤（前台北市衛生局局長）我們拍攝了一年多之後才接受訪問。剛開始想要訪問邱淑堤都被拒絕了。後來他週遭的人都接受訪問之後，她才答應接受訪問，這是完成影片的四個月前，我不太能了解為什麼她這時候才願意。那時候若是她不接受，我們準備在片末字幕上打上「不接受訪問」的字樣。

其實我覺得她接受訪問，對我來說是了去了一個很大的缺憾。因為如果說做了一年多她還是不接受訪問，我只能透過旁邊的人得到部分的真相，我還是覺得不那麼紮實。在訪問之前，我就把問題先給她，她也準備了。但我覺得她準備的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

譬如說當時SARS病床為什麼要用機密文件發文，這還是一個非常大且說不出口的問題，還有要把SARS病患用機密文件送給醫學中心的事情。醫學中心指的就是台大之類的大醫院。但你有沒有知會這些醫院呢？如果沒有，就把SARS病患送到這些醫學中心，恐怕沒有一家會答應，如果公開當然是可以。絕對沒辦法說，自己的醫院要收肺結核病患，SARS要送給其他醫院，這在醫療倫理上絕對是行不通的。她固然有準備，但也因為這樣，突顯了她的問題更大。

木：我在看的時候，邱淑堤幾乎已經像是情緒崩潰了。我在想，為什麼要把這個鏡頭放進來，觀眾會不會因此對這個人有不同的認識？

朱：這個鏡頭我其實猶豫很久，跟周醫師討論過，也跟馮賢賢討論過，也就是說自己不太能下決定。我覺得這個鏡頭可能會引起人家同情，但也可能會引起其他人更多的質疑。但討論過後，他們都覺得這個鏡頭可以表現她某些個性，也有脆弱的那一面，是可以放進來的。

我自己是很猶豫的，包括有些SARS受難家屬責怪我放這個鏡頭。他們打電話給我說：「你放這個鏡頭是要我們同情她嗎？這叫我們情何以堪。」我那時候有想到這個問題，如果不想放就是因為這樣。不過如果你對表情有細膩的觀察，我覺得邱淑堤有點保護自己，但人本來就會保護自己了。

觀眾：我想請教導演的是，既然在過程中您有訪問到邱淑堤了，有沒有去試著去訪問吳康文和林榮第，謝謝。

朱：沒辦法。他們沒有接受訪問，林榮第更是不太可能。我有聯絡他們，但都被拒絕了，吳康文則是找不到人。其實我認為是找的到人，他們可能知道，但不會來回應我們。這兩個人對我來講，大概也沒有必要打上字幕說他們不接受訪問。

觀眾：導演您好，我想請問拍片時間很長，超出了預期，主要是什麼原因？

朱：主要是我們會有些想法不斷地改變。其實我們放了很多周醫師的畫面，但我發覺後來他們講的是錯的，而且不足以證明他們是對的，包括會議紀錄…等等，那是很細節的東西。在我訪問過歐晉德之後，我發現周醫師講的不是對的。

這是我最大的改變。還有像是疾管局，一開始4月16日那三個病例，和平醫院報了三個病例，但疾管局認為這三個病例並不是「醫院的醫護人員」。如果以這三個是普通病例來說，在那個時候，不只是這家醫院會報三個疑似病例。但如果這三個病例同時是醫院的醫護人員，那就不一樣了，在醫學上這叫做「群聚感染」。

後來我訪問了疾管局的副局長，他們還是堅持這三個人不是和平醫院的醫護人員，並且拿了一疊會議紀錄給我。這蠻有趣的，因為如果一旦承認了，就表示疾管局沒有進入去關心這家醫院。

他們給了我一疊會議紀錄，可見他們很有信心當時的決定。這疊這麼厚的資料，其實我閱讀的時候很粗糙，我相信他們閱讀的時候也是，所以他們才敢拿給我。但我太太看到了，裡面的確寫著這三個人就是醫院的「工作人員」。

後來我再打電話去他就很緊張了。講到後來沒話講了，他就說要看看在你片子裡面台北市政府怎麼樣。台灣很有趣，這個單位如果被抓到問題，就會想說別的單位是不是更糟糕，開始比說誰比較糟糕。

很有趣，為什麼我們會用這種方式來保護自己呢？我是跟他說沒關係，邀請他來出席首映會，包括邱淑堤我們也都邀請了，所有受訪者都邀請了，但有些人沒來，這也是可以想像的。有些事情我們沒辦法知道真相的可能性到底是什麼，除非我們一直一直涉入和了解，才會發現說還有一些角落沒有被澄清，大概是這樣子。

觀眾：請問影片後面有衛生署長張珩的錄音，這是怎麼獲得的？他是認為周醫師沒有錯嗎？

朱：這段錄音是周醫師提供的。當時周醫師被兩大過革職去和張珩對話，那時候有所謂的SARS後援會，建議周醫師要錄音，這段錄音在很多的電視新聞也播過。

如果你仔細聽，會發現他很保留，他的意思是周醫師你可能是對的，可是你要證明所有人都是錯的也不太可能，懲處有可能勢在必行，還叫周醫師要寬容他，你不覺得很可笑嗎！印象中，他還把周醫師比喻成耶穌，我那時候越聽越覺得*+-@%^*……。

張珩其實是個很有信仰的人，我個人認為我自己也很有宗教信仰。我非常相信這個世界外在力量的存在，但我非常討厭世俗的這種宗教。你會覺得很好笑，醫院裡面的人大家都已經快受不了，外面還有那麼多宗教團體在那裡祈福。我覺得那個祈福是無意義的，你應該相信專業，用清澈的眼光去看這件事情，到底這樣做對不對。對我來講這是一種假象，宗教令人討厭的就是它存在著更多的假象，其實它可以更真實，但我們往往把它弄得更假象、更不真實，對我來講是這個樣子。

觀眾：有兩個問題想請問導演。第一個是，片子裡每個人都在建構真實，包括政府、疾管局…等等。換個角度想，您有沒有可能也疏漏了什麼，也建構了另外一面的真實？第二個問題跟第一個有關係，您在和歐晉德對談時，比較像是帶著定見去逼問他一些事情。我們常看到很多不同面的真實，您怎麼樣確認你看到的就是真實？

朱：非常謝謝你問這個問題，非常棒。訪問歐晉德的時間很短，只有一個小時，他還有下一個行程，我非常急，我們一直被秘書催趕，焦慮是存在的。我很感謝他願意接受訪問，沒有他，片子裡很多真實建構不出來。但我一開始沒有想到要訪問他，我把他等化到馬英九的層次，有的人說你要做SARS就要去訪問馬英九，但我沒想到那麼遠。我想說決策者是誰，他應該被訪問，這個事件就應該針對這個事情去處理。當時周圍的人訪問完了，就覺得應該去訪問歐晉德。訪問他和訪問邱淑堤剛好只差一天，非常關鍵性的兩天。

好，回到說我們這樣建構真不真實，不同的地方的真實在哪裡？假設以我對紀錄片來講，我從來不覺得，一部紀錄片完成之後，可以對於當時的時空，對所有人達到百分之百的真實，而事實上，我認為它也達不到。

它只能代表你從某一個觀點出去，譬如《穿越和平》從周醫師的觀點出去，推衍出這些層面，它合不合理？對多數人的心理狀態成不成立？包括對經歷過的人、醫學專業、公共衛生可以不可以成立？

我會希望它經得起專業人士的考驗，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我會希望它要達到這樣子，但我也不能說我一定達的到。但確實有壓力，這也是做那麼久的原因。上百條人命，總不能說做完錢領完就走了。新的訊息一進來，就要想說對這事件有沒有影響，問題是一直有新的訊息進來，因此一直改變著。

我很想趕快完成，因為做久了會疲乏，到後來又會害怕，因為怕做錯了。我有個朋友跟我說：「你不要怕講錯話，你一定會講錯話。」讓我安心了不少。

觀眾：我想請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影片中出現的洗衣工阿梅，她是在訪談中都講不出話來嗎？第二個是影片拍好之後，導演有繼續追蹤後續的發展嗎？

朱：訪問阿梅還有涉及很多部份，但跟影片不相關，就沒放進去。訪問她的時候蠻困難的，她話講的沒有很清楚，容易很傷心，有一點精神上不容易控制。

周醫師則一直都有連絡，他們夫妻計劃要去烏來開診所，服務原住民小朋友。他醫師職責被停職三個月，兩大過革職往後也不能繼續在公立醫院上班。其實他只剩下一年，就可以領退休金了，所以他的損失是非常非常大的。

周醫師的官司更讓我覺得，難怪台灣人不相信司法。以前我相信，但現在我不相信了，司法某些時候是可以做極大的扭曲的。在做這部片的中間，和平醫院的這五位員工，三年後被抓來起訴，你們不覺得很奇怪嗎？扭曲到極點。我沒辦法想像這檢察官可以做這麼沒天良的事情，蠻憤怒的。為什麼三年後被起訴，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周醫師贏了一件官司！

只要周醫師後面再贏了一件，所有有關SARS的案件，台北市政府後面大概都敗訴，他這件是最難的。目前為止有關SARS的官司，就我所知，只有林亨華提的官司（林重威醫師因染SARS死亡）是真正勝利的，人死了才勝訴耶，其他就算人死了都敗訴，你難道不會覺得很奇怪嗎？我不會去想說馬英九叫這些檢察官讓他不要敗訴，但我會去想這些檢察官會因為馬英九而盡量讓他不要敗訴，如果我沒這種想法我就是欺騙自己。做這麼久了，我覺得有些檢察官、法官、法院有很大的問題。

像監察院做了那麼大的調查報告，結果大家都沒事，吳康文、林榮第等大家都沒事，流會三次耶，到第三次社會嘩然，才有了第四次，他們兩人被彈劾，但彈劾之後也沒事。我也覺得沒必要花太多時間去閱讀主流媒體，浪費時間。

觀眾：很感謝導演拍這樣的片子。最讓我感覺心痛的是洗衣工的部份，他們就像是那些被丟棄的衣物一樣。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傳染途徑，卻在調查報告裡都沒有被呈現，法官、檢察官也沒有去追查，據您了解，您覺得這是為什麼？另外，就是您說到周醫師收集證據的部份，可否說明一下。

朱：其實我不訝異耶，因為監察院的報告這麼詳細了，做出了可以讓多數人接受的判斷，但該受罰的人都會沒事了，何必再找到洗衣工。然後，我一直很想要回憶起周醫師收集了哪些證據去證明台北市政府是錯誤的，後來我發現證據不足，告訴周醫師人家很容易可以反駁你，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在訪談過很多人之後更清楚了。我太太孟秀可以幫我講，她一定知道我要講什麼。（鼓掌歡迎）

孟秀：台北市政府當時的會報記錄記載，台北市政府是考慮要把醫院的人遷到國軍英雄館等地，有這樣的會議記錄，但當天卻把他們調回和平醫院，周醫師認為這當中一定有什麼關鍵因素是被隱藏起來的。

朱：阿，我想起來了，謝謝。那時候周醫師一直認為中央地方開會是要協調出一個地方來安置醫護人員，但最後台北市政府卻又把他們叫回醫院隔離，所以是台北市政府出了問題。我一直覺得不是這樣，因為當天開會消息是公開的，後來我問了涂醒哲（前衛生署長）和歐晉德，他們都認為A棟的醫生應該要回去幫忙，也就是說，不論中央或地方都認為醫護人員要回去和平醫院，歐晉德講的很清楚，要找地方讓他們住，因為醫師還要照顧病人。

但這樣的說法和我的了解並不相同，我比較接近像蘇益仁的看法。台灣的兩大專家蘇益仁（前疾病管制局局長）和詹長權（台灣大學公衛學院教授），他們的判斷對周醫師的看法是一樣的，都認為他是對的。唯一的不同，是一個認為他有罪，一個認為他沒罪。所以專業的判斷沒有錯誤，認為周醫師不應該回去，也不應該在醫院裡進行隔離，而且專家的判斷在前一天已經告訴台北市政府了，（蘇益仁等人提出三大建議：……）市政府沒有照著這樣做。如果達不到，也應該要有其他的配套方法，而不是擅自以自己的作法，並且說你們沒有回醫院隔離就是錯的。我覺得這有問題。

也就是說，沒有遵照專業的建議而採用自己的做法，就算採用自己的做法也應該再詢問專家的意見，思考著這樣是不是適當，有沒有折衷的做法，不是嗎？一個專家認為周醫師要被處罰，一個認為不用，這兩個觀點我都放到片子裡了。我覺得若是周醫師沒錯，所有的批評都要很坦蕩地呈現出來。事實上，我訪問了很多人，包括法律博士顏厥安，許多法律界、醫學界都認為周醫師做的是對的，最專業的都認為周醫師是對的，不應該受懲處。

有一部分我沒放到片子裡，最有趣的是，我訪問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會長吳豪人，他說：「台北市政府用這樣的說詞，大家都進去了你沒進去，以道德觀點審判人，這叫做以德殺人。」法律是一個基準，而並非說沒有成為聖人就要接受懲處，更何況政策是錯誤的，這是最大的問題。

孟秀：我想補充一下洗衣工的事情，在這個社會低階層的聲音，本來就常常被忽略了，我覺得這就是社會現象。而阿梅在事件後，身體變不好，精神也受創，當時我們訪問她時，已有申請低收入戶的補助，社工也幫她申請憂鬱症的醫師診斷證明，需要層層的審核。這個部份，有的醫師疑惑著，如果是因為SARS而得到憂鬱症，市政府可能需要補償或賠償。經過了很大討論後，我們也疑惑著很多事情，所以謹慎的做法是，比較情緒性和非理性的東西，就沒有放到影片裡了。

觀眾：我覺得這部影片導演的立場是很清楚的，紀錄片沒必要迴避掉立場的問題，但這樣一來，也許訪問對象的時候會有一定的困難度，包括之後在影片裡被呈現的樣貌，我想請問導演怎麼處理這個部分？

朱：他們有什麼意見我不知道耶，我應該這樣講，人和人之間要可以容納不同的意見。如果過幾年之後，有人拍了一部紀錄片在批評《穿越和平》，我應該要欣然接受，如果他的觀點比我的更經得起考驗的話，我甚至可以在他的片子裡說我犯錯了，對不起各位。這沒有問題的，因為每個人都有可能犯錯，我願意接受我的錯誤。

對於歐晉德和邱淑堤，特別是邱淑堤，我覺得她接受訪問真的是很大的考驗，這事情已經經過那麼多專業的討論了。其實在事件發生時，大家都在恐懼當中，很多醫師當時就發出訊息說這個決策是錯的，有些專家在報紙上也提出很好的觀點，可是大家聽不見，因為太恐懼太恐慌了。

我覺得SARS是一個集體恐懼，不是個人恐懼。就像吳豪人說的，每一個人都不想去談這個事件，因為一談就會覺得自己很懦弱，對恐懼的事情大家都會不想談。我也很恐懼，如果周醫師住在我家附近，我可能會打電話給警察叫他們抓走他。尤其是對這事情不了解，沒有專業的資訊提供時，很多話就會聽不進去。

我覺得，我們應該多瞭解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聲音。如果遇到一件事情真的很難很難下判斷時，應該要儘可能的去諮詢各方意見，尤其尤其，尤其不能在觀點上輕易地站在有權力的那一方，這是最可怕的。寧願站在最弱勢的一方來下決定，錯誤都可能會犯的比較少，所引發的後續成本也會比較低。這是為什麼很多人說，無論如何，你要站弱勢的角度去把事情徹底的想一遍。

木：我很好奇的是，拍這部片的心態是怎樣的呢？譬如是要幫周醫師平反嗎？還是找出真相？

朱：訪問他之後，覺得他們蒙受了很大的不公平，至於要不要幫他平反，我是沒有想的很遠。但我倒覺得這個事件是一個很大很棒的「寓言」，也是一個很棒的電影故事。我說是電影，是因為有兩件事情並沒有在這個片子裡。

第一件事情是說曹女士並不是真正引發和平醫院疫情的人，有90%以上的資料可以証明這件事。她反而是像天使一樣，來和平醫院警告大家，她還沒來之前，SARS就在醫院蔓延了。像劉姓病患發病和曹女士幾乎是同一天，所以他絕對不是曹女士感染的，也就是說後來發現死掉的這位劉姓病患洗衣工時，SARS已經早就在和平醫院蔓延了。

曹女士像天使一樣來警告大家，結果中央當時在用SARS做外交，希望台灣可以加入WHO，做外交無可厚非，但不應該忽略本土病例已經發生了。地方政府此時在發機密文件，和平醫院院長吳康文在避開SARS病患。這三個單位只要有一個針對曹女士去處理，這個事件就不會這樣嚴重了。這三個單位卻都在處理對自己有利的事情。好像一個天使來了，大家卻都把她趕走。

另外一個是，洗衣工的感染事件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某天地下室淹水了。如果是感染性衣物，洗衣工會很謹慎地去處理，所以我個人認為這次淹水是洗衣工感染的主要原因，但片子並沒有討論。我覺得這相當有電影感，大家都在防患未然的時候，卻透過淹水讓事件發生了，然後上帝派了天使來，大家卻仍利用這個事件處理著對自己有利的事情。神其實給了很多機會，但人還是迴避不了。

當你有一個特定目的和特定利益方向，越沒有辦法迴避自身的厄運。人如果有特定的想法，會一直阻礙著某些意見，就算神要幫你也沒辦法。

另外我想提一個，人的特定觀念導致一個人的判斷錯誤，在宗教上更氾濫。舉個例子，有次汐止大淹水，結果有宗教團體在地下室作宗教活動，管理員通告他們要淹水了，但他們說神會幫助他們的，最後卻造成了傷亡，神要透過管理員來救你都沒辦法。這不是真的神，這是你腦袋瓜裡的神，是心靈封閉的神，我相當疑惑這種信仰，我反而比較願意相信世界各地new age的年輕大師，根植於集體意識或個人意識的心靈信仰。

木：就剛剛的討論，我補充三個我所知道的。第一個是關於曹女士的，有位南藝大紀錄所的學生拍了一部紀錄片《V1》，就是在講曹女士得到SARS之後的事情，但拍到最後，曹女士一家人對她說，以後希望過著平靜的生活，不要再有人來打擾，也就是說，SARS事件對他們造成的陰影還是存在著的；第二個是因為剛剛講到電影，韓國有部劇情片叫做《駭人怪物》，雖然是怪獸片，但只要把怪獸想成SARS，會發現片中呈現的一切跟台灣SARS事件完全一模一樣，很有啟發性；第三個剛講到宗教，有一本書叫做《地下鐵事件》，日本作家村上春樹針對奧姆教在日本地下鐵施放毒氣的事件寫成的報導文學，也是在講宗教想讓世界更美好，但卻用了這種手對，相當令人匪夷所思，我推薦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看。

孟秀：做完這個片子我們也一直在討論，但坦白說，我們也不認為這部片子幫助了周醫師，非常疑惑。

朱：因為司法就是這樣。我們訪問了很多人，裡頭的關鍵人物都知道公共電視在做這部紀錄片，周醫師本來有件官司在高級行政法院是勝利的，但到最高法院卻都敗訴了，最高法院兩案審理的人五個人裡面有四個一樣，當然是敗訴的，照理講應該要給不同的人審理才對。而且審判之快速讓人不敢相信，通常應該要兩三個月的時間審理，卻在兩三個禮拜就做出判決了。

觀眾：想請問導演自己對SARS這個事件的看法如何，會覺得往後不會再在發生類似的事件嗎？

朱：我對於做紀錄片這樣的工作，其實覺得離神聖和偉大遠一點會比較好。因為這不是我的本願，這樣的想法會讓我比較快樂。我對這事件並不樂觀，覺得像這樣的事情會一再的發生，並透過不同的方式，SARS是這世紀最經典的，我們是有機會可以避免的但我們沒有。

我並不會覺得有了《穿越和平》後，將來禽流感流行就會好一點，我沒那麼樂觀，但是也許有一些經驗是可以記取的。而對我們夫妻來說，是有幫助的，像是有些事情做不來，就不要去碰，但如果在位置上，就照專業和良知去做，不然就離開。這是我拍紀錄片的感覺啦，要順著內心的想法、專業的想法去做，不要受到周圍的人左右，特別是個人的利益因素，畢竟有些錯誤是可以回頭、可以彌補的，但有些則沒有辦法。

觀眾：請問死亡的劉姓洗衣工，他的家人有提出賠償的索求嗎？而這部片子其實也討論公權力的執行卻對某些人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害，因此也想請問導演對此的看法，像是現在陳雲林事件以及野草莓運動。

朱：我的了解應該有獲得補償，我覺得這應該是「賠償」而不是「補償」，像片中的林亨華校長的堅持，他也把錢捐向公益了。

第二問題，可以換個方式來談。我覺得有時候一個封閉的心靈、封閉的思維，也可能會被另一方面來解讀，其實反應的是解讀的人，而不是被解讀的人，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如果是野草莓運動，我願意在這裡說幾句話，這是我感動和佩服的事情，我也特地上網去連署。我已經40多歲了，越來越不敢冒險，人只會越老越軟弱，不會越老越勇敢，除非心靈受傷。所以通常老了、幸福了就會萎瑣軟弱，我一直覺得人在年輕的時候應該去冒險，做點有風險的事情，即使不是自願的，就算是被迫的也好。

像我在學校上課，學生提出了很好很安全的創作，我會去勸他去做一些不了解不懂的事情，還沒做就知道作品的長相是很無聊的，應該去冒險看看，就算有風險也好。人的冒險和風險是必要的，不必去尋找安全度，但要有準備並且讓自己是唯一承擔風險的人。

但關鍵是，你要確定這是不是根植於你內在的心靈感受，而你心靈的感受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心靈是封閉的，開放和封閉與個性是無關的，取決於自己的生命態度，還有感受力。對我來講，我高度的認同野草苺運動，好不容易出現了一種正向的集體意識，我們已經是在外圍在過快樂生活的人了，如果不去支撐一下是很可惜的。

木：所以看紀錄片也是一種冒險嗎？（笑）謝謝導演，也謝謝大家今天來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