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海角七號》與《囧男孩》，走進我們的電影裡

對於像我這一世代的人來說，整個90年代，正經歷著國小、國中、高中的求學日子，填鴨式的升學教育與考試分數的壓力較量，總讓青澀又稚嫩的我們，用叛逆的方式來表現自己心中的不滿與憤怒。

就在某次機會，意外看見了一部台灣電影，講述著一位即將面臨高中聯考的台北國中生，陰錯陽差的被烏龍綁匪綁架到南部靠海的小村落，進而和在地純樸居民們譜出一段美麗插曲。帶點幻想、帶點寫實、帶點對現實世界的不滿和逃避。這部電影是《熱帶魚》，正如影片中主角從淺海撈起來的鮮豔魚種。

有別於大製作的好萊塢電影，《熱帶魚》馬上擄獲了我的心。導演彷彿我的知己，熟知青少年心中的愁苦。接下來的幾年，自己漸漸長大，卻再也很少在電影院看見能夠深深被感動，並與成長經驗有所契合的電影。台灣電影的榮景日漸衰退，大家對國片失去了信心。

可是今年有些不同了，《海角七號》的高票房加上《囧男孩》的好口碑，不僅喚回了我過去觀看台灣電影時的感動，似乎也喚起了其他人美好的曾經。



《海角七號》的劇情焦點圍繞在「夢想」、「音樂」和「愛情」。電影中的第一場戲，是一位失意的樂團主唱騎機車從台北返回家鄉恆春。影片從一開始的快節奏剪接，直到主角抵達家鄉後，才慢慢緩緩地展開敘事。在台詞與快慢節奏的變化中，導演魏德聖儼然宣示著《海角七號》將是個紮紮實實的「在地故事」。

但回了家的男主角，卻對家鄉充滿著莫名的鄙視和偏見。因此與其說《海角七號》強調音樂與愛情，其實更可視為一部描寫長年在外遊子「返鄉情怯」心境的電影。於是要化解男主角這份對於「家」的尷尬情感，也就成了電影裡的重頭戲。而其中的轉戾點，不只因為愛情，不只因為音樂，「在地認同」才是使人轉變的重要因素。

不管是民意代表大力要求恆春音樂祭時一定要有本地樂團上台表演；還是自我挖苦嚴肅的沙灘BOT問題；亦或原住民對於自己族群神話的熟知；甚至是彈傳統月琴的茂伯在搖滾樂團中不滿他人的輕視，大聲地喊出「我是國寶呢！」…等。這些配角們的小小設計，在在表達出他們對於自己家鄉、對於根源的重視和熱愛。最終，男主角堅硬冷漠的盔甲因而溶化，勇敢地站上恆春舞台唱著自己寫的動人情歌。

假如說《海角七號》拍出了一種人的成長之於土地的情感和關懷，並讓人找回自信和勇氣，那麼另一部台灣電影《囧男孩》則讓人思念童年，檢視童真。

《囧男孩》的第一個鏡頭就頗具深意。一個孩童將把手指一一捲曲，拇指與掌心間留下一個空心的縫隙，彷彿一只海盜專用的單眼望遠鏡。接著輕輕放到眼睛上，透過指尖圍成的圈柄，向外看去。

電影一開始就透過這樣特殊的「看」（動作），暗示著觀眾不要以一般世俗的眼光來看待這部電影，而要看的遠、看的深。原來《囧男孩》裡那些調皮搗蛋、難以管教的孩童主角們，都是在失親的情況下成長的。而社會上普遍對於隔代教養下的孩子（甚至單親家庭），總有著「壞孩子」、「野孩子」的偏見。然而透過這樣的的「看」，《囧男孩》輕輕自然地褪去了觀眾們的偏見外衣，解開了價值觀的束縛。嘻笑打鬧，只是要喚醒每個人深藏於內在的童真。

接著，《囧男孩》嚷嚷著要「轉大人」，要去「異次元」。縱然，一去了就再也回不來了，但追尋「異次元」仍像是以宿命般的姿態而存在的儀式一樣，非去不可！

正因為這股原始的慾望，而使得影片中騙子一號與騙子二號所做的小奸小惡，甚至是彼此因誤會而犯下的錯誤與遺憾，透過導演寬容的態度和超現實的筆觸，都不再是一種罪惡或負面的示範，反而成了正視慾望的坦白。

「長大，不等於說再見。」隨著時間的推促，長大的主角卻依然堅守著童時的異次元傳說，並且再次做出圈指觀看動作時，意味著，那些曾經經歷過的痛苦和悲傷，那些因為衝動而併發的眼淚和遺憾，都因為成長，昇華成為一種令人堅定的幸福。《囧男孩》是一部極為深刻動人的成長電影。

記得楊雅喆導演在談到《囧男孩》的創作源頭時提到：「有次去當原住民部落小孩們的課後輔導老師，他們調皮搗蛋。……我後來才漸漸發現，這些孩子多半是在隔代教養下的環境長大。他們活潑和爽朗的笑聲，其實在掩飾著自己生長環境的殘缺。我希望孩子們都能有犯錯的機會，並從中成長。」

觀看《海角七號》和《囧男孩》時，戲院裡總有著不間斷的笑聲和淚水，大家感動滿溢。那是因為電影並非全然虛構，它其實是現實世界的反射和倒影。一步步地走進我們的電影裡吧！重溫自己的文化和家鄉，複習自己的夢想和童真。這是只有從台灣電影裡，才能得到珍貴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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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於國語日報「小作家月刊」十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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