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08年5月3日 星期六

從鏡頭談作者,評紀錄片《天堂路》

※ 本文刊於「紀工報第四期」:http://docworker.blogspot.com
有很多關於紀錄片的文章,歡迎大家去捧場看看。


「作者論」(Auteur theory)是電影評論中一個重要的理論,主要起源於1950年代法國的「電影筆記」雜誌。倡導者們認為劇情電影中的作者,應是導演而非編劇,後來意義漸漸衍伸為,導演若在一系列作品中都有著自己獨特的印記,像是特徵式的題材、風格或內涵,那麼就可以稱之為「作者」。(有點對抗著當時的片廠制度。)

有句話非常傳神地形容了作者導演的意義:「終其一生,只拍著同一部電影。」

紀錄片縱然無法像劇情片裡那樣處處都可以設計出「作者」的烙印,但用類似「作者論」的概念與思考方式來看待紀錄片時,不僅常常可以發現影片中的暗藏趣味,也能窺見議題之外的深層切面,特別是關乎於導演「創作本質」上的。當然,更必須強調說明的是,此類評論分析方式難脫一種主觀式的推論和臆測。我正是以這樣的角度,看見了紀錄片裡的拍攝者林家安所面臨的障礙和問題。

記得林家安於2004年完成的紀錄片《台北來的人》,記錄的是從台北城市下嫁至中部鄉村的一位婦女。基於某些原因,生活的條件和精神狀況並不好,攝影機緊跟著被攝者,卻用著拗口的學術名詞不時問著對方關於「被男性宰制」之類的問題。當時身為觀眾的我冷汗直流,納悶著怎麼會有人用這樣的「語言」去和人溝通。不僅彼此間的交流顯然有問題,也突顯出一種極欲從對方口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答案的心態,(這與透過對方的口闡述事件發展是不同的),頗讓我感到不自在。

接著是看了2007年完成的紀錄片《天堂路》。這部以記錄台西地方居民抗爭六輕、八輕與台塑大煉鋼廠的環境污染事件為主的影片,雖然放入了大量激情的抗爭畫面,(甚至有很多部份是重複的,包含不理性的謾罵),理性討論的層面少了些,但用心的程度並不至於被抹滅。……直到我看見了某個鏡頭,突然喚醒了過去觀賞《台北來的人》的不舒服經驗,一切像恍然大悟般,我彷彿明白了隱藏在所謂作者身影中的創作侷限。

這個鏡頭是這樣的:

大群居民們集結著去某部會前抗議環境汙染,在抗爭的現場大家有秩序且理性呼著口號。突然間,有個婦人按耐不住激動的情緒,做出了下跪且激情哭嚎的舉動。大伙正在意識著究竟發生什麼事的同時,林家安的攝影機以俯角(顯然是站著),從上往下拍去。前景是哭泣下跪的婦人,而背景卻帶進了兩位拿著攝影機的記者,也以同樣的方式站立著拍攝這位婦人。

「竟然是一樣的攝影方式和角度!」,不經意入鏡的記者就像一面鏡子般,完全反映出了林家安在當時的尷尬矛盾位置。(紀錄片有別於新聞,紀錄片拍攝者有別於記者,但在此刻竟完全相同。)

對於這個鏡頭我的理解和想像是:

作者一方面想把持自己旁觀記錄的位置,一方面又是與在地居民一起努力運動的夥伴,這種矛盾思考在此鏡頭內毫無掩飾地暴露,一覽無遺。也解釋了為什麼影片總充滿著這麼多激情謾罵,卻不見作者跳進來排解或是介入,但有時卻會問居民們「現在心情怎麼樣?」,(我的意思是,仍必須透過直接發問,取得想要的答案,有點類似新聞記者要取得速成效果的問法,但若已耕耘很長時間,應能捕捉與察覺到居民心情才是)。在拍攝位置與身份上的游移和猶豫,無法全心投身事件的莫名顧慮,害怕建立關係,使得林家安所拍攝的紀錄片總存在著一種「距離感」。

這份「距離感」在《台北來的人》裡,出現在雙方對話的語言中(林家安頻頻以知識份子的姿態向婦人提問,於是出現「宰制」、「父權」、「女性主義」之類的用語),與被攝者的相處不是一種陪伴的姿態, 而像是在找尋自己想要的;在《天堂路》裡則愁困於自己的立場,(仍帶有知識份子對運動的一廂情願心態,並企圖從人的身上去印證這些事情,而不是自己去觀察和探析,於是在影片中便出現了壓迫態度與不明就理,就某種程度上而言,這對當地人是一種很嚴重的傷害),這層障礙使得影片無力進入問題的核心,只能記錄著抗爭運動,重複著一場又一場火爆的場面…。這對觀眾對於理解事件本身並沒有幫助,甚至有塑造悲情英雄的形象之嫌。

在某場《天堂路》的映後座談中,林家安提到了自己因為想要兼顧「美學」的部份(特別著重於某些鏡頭的美感),而在「拍攝者」與「運動者」的身份間掙扎。這些話讓我深深思考著他所謂的「美學」究竟是什麼?是追求光影或構圖的唯美性?還是一種由內(初衷)而外的思維展現?

日本的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在談及自己的紀錄片時,總是侃侃而談,並說自己一定細細經營每個拍片環節。像是在攝影上,他說日本人第一眼看到陌生人時,因為禮儀和文化性使然,都是從對方的腳開始漸漸往身上和臉看去,因此在他的紀錄片裡,也都是從人的視角和觀點出發,攝影機放在絕對不高於人眼的位置拍攝;如果攝影機高於人眼,就等於是瞧不起人。千萬不能直接拍攝別人的臉或身體,這是對人的基本尊重。(電影大師小津安二郎也堅持低角度的拍攝。)

換句話說,以人為本、對人尊重,就是小川紳介紮實美學論述的底蘊和源頭。小川紳介如是說:「我拍紀錄片最注重的一點,就是人與人之間心靈的交流,是人際關係。」

這或許可以解釋林家安影片裡總產生著「距離感」的原因。西方紀錄片在60年代發展出了「真實電影」(cinema verite)與「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兩種不同的紀錄片美學,一派強調與被攝者的關係互動,另一派則希望像牆壁上的蒼蠅不涉入事物,彼此間的理論雖差異甚大,但它們的共同之處在於,都是深深投入於對所記錄的世界與紀錄者身份的思考之中。因此代表作品雖調性不同,但都同樣地具有力量,真實動人。

從這些例子來看,所謂的電影美學,是由內而外的,也就是說從內心的嚮往動機和思考開始,向外延展,呈現在影片中的各個環節中,包括採取的形式和內容,但唯有奮力地投入其中才能展現出可貴真誠動人的「精神」和「感情」。

小川紳介有次在自己的筆記裡寫著:「我們不僅是為了拍電影,而且是為了了解真正的現實,才花了近三十年的時間,想起來不知犯了多少錯誤,被出賣了多少次,經歷各種的試驗和失敗。在這個過程中,各種聲音啦畫面啦以及各種各樣的故事,全部都浸透到我們身體裡去了,這就是我們把它稱為紀錄片的原因。」

我無法得知其他人是怎麼看待《台北來的人》與《天堂路》,但我確實無法從片中感受到生命的力量與動人的交流。以這篇文章來說,嘗試著以「作者論」和「鏡頭」切入,無非是意識到了影片中某些可議之處(尤其是作者的姿態)。從反覆思考和書寫的過程裡,帶給我自己的啟示就是:「沒有真正地投入,就難以擁有厚實的美學基礎,亦無法產生具有能量和熱情的作品。」

而這裡所謂的「投入」,不是希望作者毫無顧忌地將自己投身奉獻於現場與事件當中,而是要深深地,仔細嚴肅地去思考自己、攝影機、被拍攝對象之間的「關係」,進而透過理解「關係」的過程,帶領觀眾往更深更遠的地方走去,看清真正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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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路》劇照摘自「2007鐵馬影展」,若有不妥請告知。

6 則留言:

  1. 我得來搶頭香



    好文一枚



    有guts!

    版主回覆:(12/27/2010 01:34:5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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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們要放下身段去認識被攝者

    才有可能從對方的角度看到新的視野,才能感受對方的感覺,就像把衣服

    脫光光一樣 = =

    曾經拍到瞪著你看、對攝影師警戒這類的照片,所以這篇感觸很深

    版主回覆:(12/27/2010 01:34:5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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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這篇評論寫在《星光傳奇》之後,

    其實算是我檢討之後寫出來的,

    不再有情緒性的用詞,並且把觀點和舉例說的更清楚。

    總之我認為這篇文章很難得,也很不容易寫出來。



    我想知道《天堂路》這部影片的人一定很少,

    但我也確信沒看過這部影片一樣可以看這篇文章,

    並且能獲得一些東西。



    呼,但願我做的可以。

    版主回覆:(12/27/2010 01:34:5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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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怡君在新竹影博館播過好幾次的"天堂路",也曾邀請導演林家安參與座談.姑且不論創作本質的問

    題,我這個門外漢倒是很喜歡"天堂路"這部作品.在此也要非常感謝木材,提供了不一樣的觀點,引

    導我去思考不同的問題.

    版主回覆:(12/27/2010 01:34:5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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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影像有距離,社會運動的過程在木材的文章顯然不被重視,我想木材也不見得理解。



    畢竟木材是這場對抗國家機器的冷眼觀看者與書寫者,看片有種角度是做為觀看後的書寫立場



    就像新聞媒體當有了預設立場不經過查證(拍攝過程紀錄者的位置與功能)就成為不理性與不客觀的文章。





    另外使用了紀錄者的劇照也未經紀錄者同意,作者論的作者位置,顯現又是強烈的剝削嗎?

    版主回覆:(12/27/2010 01:34:5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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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今天看了這部紀錄片,對於你的評論略有同感,對於這個導演我並沒有看過他/她其他
    的作品,但是在觀看過程中的確會明顯感受到導演在探問自己想要的答案,對於這個手
    法我暫且不論是否合宜,但明顯的與我過去看過的紀錄片相較起來,導演的觀點很強
    烈,參與的程度很高,甚至會與訪問者表達自己的看法。

    回到紀錄片本身,對我而言,最大的閱讀困難還是在於訪談對象的不明確,我其實一直
    搞不太懂訪談的對象到底是誰?有的有字幕介紹,有的沒有。但我肯定導演用鏡頭紀錄
    某些人對於台西這個地區努力的部份過程,不論觀點立場為何,至少在歷史上存下了某
    些人民的聲音與身影。

    在這部片中也有很多由下往上拍的鏡頭,但不清楚是不是偷拍的,因為受訪者明顯不知
    情有鏡頭的存在,而呈現出來的感覺跟本文作者提及的尊敬/尊重的目的及效果似乎是
    不同的,也就呈現了不同的影像語言。

    題外話,個人很欣賞那位直接點出湖山水庫的建立目的的社運人士,請問誰知道他叫什
    麼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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