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6年5月5日 星期四

紀錄的顏色:綠色小組30年

攝影:蔡明德

(為2016 TIDF「台灣切片│如果紀錄有顏色:綠色小組30週年」單元而寫)

綠色小組成立於1986年,結束於1990年,被認為是台灣解嚴前後最重要的非主流媒體,也是「行動主義」紀錄片的濫觴。雖然成軍僅短短四年,但其秉持「記錄、傳播、戰鬥」的使命,記錄下了台灣重要的社會運動,將自己定位為民間的媒體,對抗威權並傳播事件真相,成為一代人的啟蒙,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1986年,王智章、李三沖、傅島組成綠色小組;年底,發生「桃園機場事件」,被列為黑名單的許信良企圖闖關回台,引發萬人接機,綠色小組第一次以組織名義出擊,記錄現場情況,同時也拍到了軍警出動裝甲車、直升機,並以水柱沖散民眾;對比當時國營三家電視台(台視、中視、華視)新聞皆以暴民抹黑群眾,綠色小組透過錄影帶傳播出事件真相,在各地民進黨競選總部與人民集會上播放,戳破官方謊言,造成極大震撼,一戰成名。

1987年七月,台灣解嚴,該年發生的各種社會運動超過了1,835次,綠色小組持續記錄,議題包括環境、勞工、農民、學運、原住民、外省老兵、女性、選舉、政治改革等等。總的來說,抗爭性的社會運動是他們不斷記錄的母題,拍攝本身就是一種行動參與。   以往,綠色小組多被歸納到傳播領域,討論重心以影片主題、錄影帶拷貝發送、ENG聯盟(註1)、綠色電視台成立為主,肯定其突破主流媒體封鎖的傳播意義。但若放在紀錄片脈絡中,我們又該怎麼理解?


以家用攝影機記錄街頭運動

Panasonic的家用型攝影機M5,是為捕捉家庭美好時刻所開發的機型,當時成為綠色小組記錄社會的重要工具。而每當夜色昏暗時,沒有專業燈光設備的他們,總得克難地利用摩托車為身揹的多顆大電池充電,每顆燈光電池只能撐15分鐘,在瞬息萬變的現場,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是否會發生更值得記錄的事,於是開燈與否成為拍攝者的焦慮,畫面好壞成為其次。

這說明了綠色小組以「記錄為先」的影像美學,搶拍下這些畫面是極為重要的,因為這可能是唯一的影像資料,就像是許多影片中,那些長達數分鐘一鏡到底的演說,又或是警民第一線衝突、水柱噴灑的臨場畫面,所注重的是身體在場、現場目擊的見證性。 


誰的聲音

綠色的作品,多以「旁白」作為主述,進行說明和引導,事實上,這與官方新聞和政治宣傳片採取了同樣的方法,但綠色大多由拍攝者配音(以男性台語為主,少數為女性或國語,如《自由返鄉運動》),除了控訴黨國媒體的汙名化與掩蓋事實外,也會提到拍攝過程中的遭遇,正如其代表作《520事件》有一段衝突畫面突然沒有現場聲音,此時旁白補充:「這一段沒有聲音,因為我攝影機的麥克風也被警察打壞了。」  

不隱藏拍攝的過程和遭遇,說明了「記錄」是選擇後的結果,從來都不是客觀的,同時也進階地揭示,記錄這些被當權者禁止的反抗活動,是一種帶有「行動意識」的積極抵抗,是影像的行動,也是行動的影像。拍攝者與被攝者,都站在同一條船上。  

因此在《反五輕運動》中,是由當地人帶著綠色小組探訪氣爆受害者,並以打火機點燃被油汙滲透的井水,用科學精神實證汙染,李三沖在後勁蹲點整整一年,不僅是拍攝記錄,更參與了抗爭的策劃與組織;湯英伸事件行刑日當天,傅島從凌晨起在看守所外等候,陪伴湯爸與神父,拍下黎明時刻看守所內傳來令人心痛的槍聲;而在《勞動者戰歌(新光紡織關廠工人抗爭)》中,開頭的字卡更明確地寫著:「自然,本片為新光工人而作」。  

「自然」一詞,清楚地回答了紀錄片中常被質疑的立場與觀點,綠色小組不只是完成作品,記錄運動,不論議題為何,其精神是與弱勢人民站在一起。他們剪輯完成並曾公開放映的影片約有120卷,但有更多是純粹記錄,以攝影機陪伴,以影像致敬。


影像戰爭



綠色小組以「戰鬥」來比喻和官方電視台的對抗,傳遞真相是絕對重要的。對比新聞的偏頗作假與壓制人民聲音,綠色選擇在片中用極長的篇幅,大多一鏡到底,不論是演說或訪問,都讓人民能完整表述,並從中流露感情。
另一方面,在這場影像戰爭中,綠色轉化官方影像的敘事策略,加入了行動主義、調查控訴、人文關懷,而其使用的詞彙,也表現出堅決的意識形態。主流媒體稱呼「中正機場」、「中正紀念堂」、「暴民」、「陰謀叛亂」,綠色則以「桃園機場」、「中正廟」、「人民起義」、「街頭運動」反擊。

在這樣的攻防下,1998年,解嚴前後最大規模流血衝突的520農民運動,對綠色小組有重要意義。在混亂的現場中,雙方衝突不斷,警察攻擊民眾,而民眾甚至拆下了立法院的匾額,過程被綠色小組及另一小眾媒體第三映象拍了下來。

第三映象選擇將這些畫面放入片中,快速推出錄影帶,希望忠實呈現事件全貌;綠色小組則為了保護當事人,考慮到畫面中的人臉是清楚的,擔心影帶成為警方日後蒐證的工具,故選擇刪去這些畫面(其中運動參與者詹益樺在鄭南榕出殯當天自焚而死,綠色將他拆立院匾額的畫面放入《生死為台灣》片中作為紀念)。兩種版本引發爭論,最後第三映象全面回收已發行的錄影帶。

整起事件的核心,可視為是對紀錄片「真實」與「倫理」的辯證,究竟何種作法較接近真實?真實又是否比「人」來得重要?當我們把影片放回1980年代末,解嚴後的時空去理解時,外在條件已然說明一切。


紀錄的顏色


 1130桃園機場事件
這些思考與回溯,也是對台灣現代紀錄片起點的爬梳,1986年之前,影片製作權力屬於當權者與資本家,1986年之後,權力終於回歸到人民身上。時至今日,30年過去,紀錄片一向站在弱勢者立場,總與社會運動息息相關,強調主觀觀點、獨立精神、人文關懷、蹲點拍攝,這些看似自然的觀念,其實正來自綠色小組的實踐和精神。
 
換句話說,如果紀錄有顏色,「綠色」正是屬於台灣的基本色。   在威權崩解,已邁向民主的現代,回首過去不該只是感傷或讚嘆,藉由重新整理、播映綠色小組的影片,充分理解過去後,我們將得以清楚看見自己的模樣,擁有看見未來的能力。
 
正如王智章曾說的:「街頭上的悲憤、吶喊,淚水或歡笑雖然早已隨風飄逝,但現在這些紀錄畫面終將被呈現,讓人們得以穿越歷史的牆從中學習與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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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989年,應該年選舉成立ENG聯盟,試圖串聯各地拍攝社會運動的個人與組織,集結各地拍攝的影片進行剪接,再發送至全台各地播放,最終沒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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