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自己投入人生的旅程,自始至終都絕對不可以失去開放的胸懷和童稚的熱情,然後自然就會心想事成。」─ Federico Fellini

「我只做我真心想做而且十分感興趣的事。這樣,我便不會就事論事的工作,而是熱心的關心每一個項目,並且全心的投入。」─ Glenn Gould

人類是一個群體/由精神和靈魂所創/若其中一員被痛苦折磨/其他人的不安將會持續若你對痛苦沒有憐憫之心/你將不配擁有人類之名--波斯詩人Saadi Shirazi

2016年3月27日 星期日

當我們談論「亞洲紀錄片」

第七屆(2015)南韓DMZ Docs國際紀錄片影展於9月17至24日舉辦,這次我榮幸受邀擔任南韓競賽單元的評審,也參與了一場名為「Making Documentary in Asia」論壇,與談者有南韓導演Jung-hyun Mun(《龍山風雲》、《Fluid Boundaries》)、印度Docedge Kolkata的代表Nilotpal MAJUMDAR、印尼In-Docs策劃人Amelia HAPSARI、印尼Jogja-NETPAC Asian Film Festival策展人Budi IRAWANTO 與廣州紀錄片大會代表曾鋒。

這場論壇的主持人Hyemi Park拋出兩個大議題:一、對亞洲紀錄片工作者來說,亞洲意味著什麼;二、如何讓亞洲紀錄片工作者聯合/團結起來?而作為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的代表,我與Budi被分配在第二階段,希望我們對亞洲紀錄片進行評論或論述。

事實上,這是個非常廣泛的題目,首先令我想起1989年在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時,由小川紳介與亞洲各國導演一起發表的「亞洲紀錄片宣言」,其中提到:

-我們並不缺乏製作紀錄電影所需的能量和熱情
-我們有足夠的(即便可能是最低限度)技術去製作具有一定品質且關切社會和個人的紀錄片
-有無數具有普遍性價值的主題和人道關懷的議題正疾呼我們的紀錄與行動
-我們並不缺少具有天份且能從我們各自文化觀點為出發點創作的電影工作者

我們因此很誠懇地提出一個問題(不帶有對我們地區外同行的任何偏見),為什麼通常在國際上流通的優質紀錄片總是大多出自於那些有足夠製作資源的國家之手呢?我們遺憾地發現,在這個被政治和市場的趨勢所引領的現實世界上,想要去獲得機會製作和發行我們的電影,就得面對強大的阻力;我們無不悲哀地承認,這些制度性的路障源自於第三世界錯綜糾集的現實以及存在於國際間的種種不平衡;我們滿懷憂慮地接受,這些問題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消失的事實。但是身為亞洲電影工作者我們相信,唯有同心協力,這些障礙才能夠被克服,我們要帶著於山形影展這樣的國際聚會間產生的能量以及我們所得到的支持,堅持我們所堅信的:關切社會和個人議題的獨立紀錄片對當下和未來的世代都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

因此,我們在場的亞洲電影工作者們,在此宣示我們將維繫和經營亞洲電影工作者網絡:願以此來分享我們的願景,我們的問題,以及解決方案。我們在此誇張地強調我們的目標,我們要為本區域的獨立紀錄片的未來發展撒下復興的種子。

我們在此樂觀地確定我們要去尋求、拓展、實踐對付前途阻礙的方法的決心,未來像山形影展這樣的國際舞台上,絕對不會再缺少優秀的亞洲電影。


我們在此宣告,亞洲紀錄電影工作者的獨立精神生生不息!並終有一日,隨風遠揚!
如今二十七年過去了,我們又該怎麼談亞洲紀錄片呢?

作為一個影展策劃者,我長期被這個問題所困擾著,並難以找到答案。亞洲固然有關於疆界、地理上的定義,但以文化面來說,常常難以歸類,並且總以「多元」做結。亞洲紀錄片也一樣,從議題、內容、風格到形式都很難論斷,正如《紀錄亞洲》的前言所述,沒有人能自稱是亞洲紀錄片的專家。因此,在論壇現場,我以TIDF將正式競賽區分為「國際競賽」與「亞洲視野競賽」起頭,說明國際競賽的選片會考量製作質量,而這往往是具備高度影視工業水平的西方國家的特點,非常競爭,因此往往只有很少數的亞洲片會被選入;但我們都知道亞洲紀錄片的背景或現況,往往不是該以「質量」作為優先考量,因此在「亞洲視野競賽」中,特別強調的是「視野/Vision」,也就是作者觀點與獨立精神,用自己的紀錄片語彙談論自己關心的事。而TIDF所要作的,除了搭建起這個平台,展現亞洲紀錄片的獨特多元性外,也要尋找具有潛力的小鑽石。

然而,對亞洲來說,更特殊是各國的情勢,對拍攝紀錄片而言,在不同的國家有各自的禁忌、限制與壓力,它們來往往自政治、經濟、宗教或民情;像是北京獨立影像展已被中共當局停辦多次,新加坡影片《星國戀》也被新加坡政府勒令禁播,而釜山影展播出沉船事件紀錄片《The Truth Shall Not with Sewol》也引來極大的政治壓力。

換句話說,相較過去,雖然在技術門檻上容易得多,但在今日亞洲的環境下,拍攝紀錄片仍日趨困難且充滿壓力,影展如何能為這些紀錄片工作者打開一扇窗,讓這些作品有更多機會曝光,利用機會爬梳歷史與建立論述,更像是一種責任與使命。

也因此,當我們談論「亞洲紀錄片」時,在當今的情勢下,更重要的不是去定義、框架、分類,也不是如何與西方爭奪詮釋權,或陷入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觀點的爭論。我引用菲律賓導演Kidlat Tahimik曾所說的:「對我來說,『第三世界』的意義是『思考的方法』及『解決問題的方法』,舉例來說, 車子在路上拋錨了,『第一世界』的人會舉雙手投降,但如果是菲律賓人的話,在附近的人都會靠上前去,用盡所有的方法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第三世界』 這句話指的是『彈性的思考方式』以及『軟性解決的智慧』。

在這樣的脈絡下,或許我們該打破「亞洲」的疆界迷思,我更願意將「亞洲紀錄片」這個名詞轉化為一種「象徵」與「精神」,意味著在種種限制下,卻還能堅持獨立性、本土性、抵抗性、作者觀點的紀錄片作品,是更像手工精煉且無法複製的珍品,就像李惠仁導演的調查式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系列,許慧如捕捉親情日常又宛如日記的《雜菜記》與《黑晝記》;又如中國導演趙亮在沒有資金的狀況下,花了十二年所完成的《上訪》,或是中國導演朱日坤,發揮創意一鏡到底二的十分鐘短片《查房》。

在「Making Documentary in Asia」論壇中,當其他講者強調跨國合作、跨國交流合作、亞洲紀錄片特徵、紀錄片市場、資本資金、詮釋權等等議題時,我試圖分享以上的思索,也暗自回應二十七年前,小川紳介所倡議的「亞洲紀錄片宣言」。


--原文刊於「電影欣賞」季刊164期「筆和攝影機一樣」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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