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結果揭曉之後—談台北電影獎紀錄片類入圍影片

第十屆台北電影節已經圓滿落幕，各獎項得主也已出爐。對紀錄片而言，頗值得一提的，不再是什麼影片得了什麼樣的獎，因為事實上，主辦單位對競賽類徵件辦法的改變，已經使得昔日象徵著最高榮譽的「百萬首獎」，僅有劇情片有資格角逐，紀錄片、動畫片，乃至實驗片（今年沒有此類獎項），只有自己類別的「最佳」，以及等待評審團特別獎、媒體提及獎、觀眾票選獎的垂青。

也因此，過去以紀錄片創作，如《再會吧一九九九》、《無米樂》奪得百萬首獎的榮景似乎可稱為絕後。說起來，這樣的改變是強調著台灣劇情片開始有所復興起色呢？還是其他類別影片的創作力貧弱？

台灣紀錄片在經歷2004、2005年院線的「非常態」熱潮之後，明顯地呈現高潮後的疲軟（縱然仍有不少好作品，但整體環境依舊如故，包括觀眾）。假如我們將一年一度的台北電影節，視為一份台灣影音創作的年度體檢報告，那麼在紀錄片這個領域中，有著最大變化的，莫過於曾經大放異彩的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的學生作品已然黯淡，無法入圍影展，在同一平台與他人競爭；取而代之的，則是許多耕耘多年的獨立影像工作者；另外，還有台灣紀錄片的大宗產地「公共電視」。這樣的現象，也正以比例對照到此屆台北電影節的入圍紀錄片裡。

那麼，首先來談談朱詩倩的《親愛的，你好嗎？》。這部三十分鐘左右的短片，是NIKE公司提供資金給三位新導演以「Just Do It!」為概念企劃的其中之一。朱詩倩彷彿以一種「介紹熟友」的心情，貼近兩位年輕女性主角，並加入過去和現在的影像對比，將焦點鎖定在各自揮之不去的婚姻考驗與感情挫折中。（當然，我們也不時可以發現，主角們的衣著、用品，甚至活動，都處處烙印著NIKE商標的痕跡。這樣的介入是否會引導著這部紀錄片的方向呢？）

於是鏡頭開始以側拍為觀照角度，藉由主角們的寄託行動（跳舞、銀飾雕刻、做麵包）隱喻著走出傷痛的自主力量。但至始至終，影片卻沒有對外在（外界）進行深究，只是全然地定焦於兩位女主角身上，雖可解釋為內在的探索，但在沒有對話，沒有角力，沒有拉扯的情形下，《親愛的，你好嗎？》最終彷彿一齣早已被註定結局的熱血勵志三幕劇，原本應該是動人的望海吶喊——「我很好！所以沒有你也沒有關係」，也成了毫無力道，沒來由的發洩宣示。

換言之，影片太簡單，也太輕易地直接將「人」的轉折定型，導向原先設定的概念（陷入關於女性自主、女性解放的刻板窠臼）。於此同時，運用動畫（飛魚）的比擬也顯得多餘（動畫的使用可視為彌補影片不足的一種辦法），我們見不到更深刻的自剖與互動，反之，陷入了一廂情願與自怨自艾的情境中。體會了她們的情傷，卻無法理解所以然，可惜了導演與被攝者多年的情誼。

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李靖惠的《思念之城》。做為李靖惠個人「女性家國四部曲」的第三部（前兩片是《家在何方》與《阿嬤的戀歌》），對照之前的作品，《思念之城》的特殊意義在於，繼前部作品講述自己祖父母進入安養院的故事後，又繼續拍攝同一間安養院內住民的故事。


（閱讀全文，請至「台灣電影筆記」：http://movie.cca.gov.tw/Festivals/Content.asp?ID=361&Countr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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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是蕭美玲導演的《雲的那端》，我很喜歡這部影片，所以把評論也貼上來。

 

1999年蕭美玲拍攝《斷線風箏》，講的是三個人（中法混血的張先生、阿嬤、自己）對於身份、國家、世代的離散和錯認。而這次，她記錄著自己的中法混血女兒Elodie，影片同樣不以家庭錄影帶（home video）自居，反而由小照大，反映當下，甚至預言著未來世代普遍性的問題。

影片開頭，以「新生」破題（溶疊著火山熔岩的影像，貌似陰唇），象徵一個新世代的來臨。而由於夫妻分居兩地，Elodie只能透過電腦MSN的Web Cam與爸爸見面講話，換言之，對Elodie而言，父親像是個虛擬的電腦平面（還到電腦後方找尋爸爸的蹤影），媽媽則像是台攝影機。一家人的關係與身份，彷彿被科技綁架，在「虛擬」與「真實」間游移。

同時，也正因為這樣特殊的背景，使得《雲的那端》有意識地去一一辯證有關國族、身份、宗教、歷史、文化，乃至於「愛」的定義，透過台法兩地的活動影像及時空交錯的剪接，拉出一道道精采驚人的隱喻。蕭美玲既是導演，也是妻子，更是母親，身份上的抵觸和糾葛，迫使她必須有所選擇。而她的決定，像是決意以藝術家來詮釋這一切。因而銳利冷酷的觀點，使得攝影機最終成為一把殘酷的鏡子，狠狠地、赤裸地、毫不留情地映射著這個女孩的成長，以及這個家庭的殘缺和宿命。

父親最終說著：「這一切都是攝影機的錯」。但在這個錯誤裡，那些不堪的虛偽聯繫，卻因為宛如利刃般的逼視，直指了何謂情感上的真實。對我而言，《雲的那端》所呈現的，不只映照他們，也射向我們（觀眾）。蕭美玲無畏道德爭議的大膽自我作法，其實才是身為一個藝術創作者最可貴的姿態和身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