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2006（一）：談影展與《一年之初》

今年的我有點懊惱，特別是進入下半年之後，我只看了非常少量的電影。很遺憾的是沒能及時看看這些上了院線或即將上院線的國片（這是我很關心的部分），而且也未能自由全程的參與影展活動，都只能蜻蜓點水式的看片、觀察…。

或許正因這些外在的限制，我對影展的態度有了轉變。影展所吸引我的焦點不再是那些世界各國的優秀電影作品，影展本身那向外所發出的熱情氛圍才是我所期待看見、嗅見的。

在長長的排隊隊伍裡，那些不認識卻面熟的臉孔，意外碰見的老友，約定影展相見的好友們成了我欲擁抱的對象，於是為了要喝茶聊天敘舊，就算要捨棄原本預定觀看的影片也不覺得可惜。我想著，假若每年這些共同對電影有興趣熱情的朋友都能在同一個時節，因為「影展」而相遇，那麼影展也許就像個熱情的匯集發散器。當大家都願意共襄盛舉時，這股影響力勢必也將感染給更多人，影展就不會僅只是那些所謂電影專業者或知識份子關心的神秘儀式，它能和民眾真正地結合，展現文化活動珍貴的意義和價值。

除了青年學子、電影愛好者，爸爸媽媽能帶著孩子全家一起來看電影，阿伯阿姆能穿著拖鞋短褲就來參加，這是我夢想中的影展，親民的、樸實的、歡樂的、透明的。

2006年裡所舉辦的影展，幾乎全都創下了歷年新高的票房，熱門的如台北電影節（今年的實際觀影人次是8萬2千多人、票房約900萬）、金馬影展（觀影人次則超過10萬），而位居南部的南方影展也說今年的票房比往年都來得好，這是值得慶幸的消息。

不過金馬影展期間，卻聽聞了一則傷心消息。那就是外片場次總是爆滿，但國片場次卻乏人問津，這或許和金馬影展的定位與行銷策略很有關係，不過我實在不願意看見一個最有傳統的影展漸漸忽略了對本土電影的支持和刺激，畢竟「影展」對於許多資源較少影像創作者而言，真的是一個很難得的與觀眾交流的平台，更要細心經營才是。（2006年也是台語片的五十週年，金馬遺漏了這個重要部份，我覺得很可惜，甚至有點不應該。）

而我所關心的南方影展，像是播映《一年之初》、《盛夏光年》、《六號出口》…等等時，都跟去年的國片場一樣，也都是爆滿呢！

我覺得南方影展和高雄電影節其實因為地域的緣故，可能會發展出很多異於我們對影展傳統的想像的設計，不過這正是影展創意活力和特色的來源。我不太能預測這個已經漸漸站穩的南方影展未來會走向何方，但那種開設影展的初衷和使命是每個影展都不應該忘記的。（高雄電影節我不想提了，太令人傷心了。）

2007年不知還會冒出多少個大小影展，我期盼，影展能多多替那些辛苦認真的影像工作者建立與觀眾對話的機會，並且培養拓展更多更多更多的觀眾，建立更多元的觀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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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一提，姑且不論影片優劣，移師台中舉辦紀錄片雙年展也很有新意，邀請了十位紀錄片導演，以台中為題分別拍攝十部十分鐘的短紀錄片（「大台中記事」），這種影展和地方的結合，相信也真的讓很多觀眾見識到了台中不同的一面。




我還想提一下《一年之初》，原因是我覺得此片有著不企圖故意走向任何迎合市場口味的堅持，因此在這一片要拍「好看」的商業國片聲浪裡，最能引起我的關心。

在台北電影節時我就看了，此片最後得了百萬首獎。雖然個人不怎麼喜歡，那時候還很毒的說《一年之初》像是學生電影的超級精裝版，但上映之後的票房比我預料的還要差上許多，我蠻意外的。

我對《一年之初》裡那些無病呻吟的台詞和內容覺得很厭倦，主題上的空泛與抽象的難以與現實做出連結，缺少了與社會的關聯性。換言之，當影片講的不是我們所共處的大世界，而是創作者自己的小世界時，這會使得影像深度大減，很難深刻的去描繪人性與現實世界，劇本常常很薄弱。（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紀錄片這幾年那麼受歡迎。）

但我覺得這部影片展現了一種年輕人的豪氣，它用五段環環相扣的多頭敘事來闡述一種普遍台灣當代的失落、茫然與身分認同，（和《羅拉快跑》、《愛情像母狗》、《偷拐搶騙》的形式近似），完全跳脫了過去國片（華語）的傳統敘事與寫實基調，似乎極度想要拋開新電影以降的那些電影美學觀的包袱。

這讓我想起當蔡明亮整個攪亂電影舊有敘事結構，張作驥變出了「魔幻寫實」時，他們都獲得了應有的肯定，姑且不形式新舊之爭，「新意」是值得肯定的，因為這代表著開始有創作者認真思考「電影美學」，故事應該怎麼被呈現才適合。在這個世代裡，新的電影創作者應該如何走出屬於自己的一條路。

這種勇於勇於挑戰過去台灣電影美學典範的企圖，是我覺得《一年之初》很大膽和可貴之處，只可惜內容太過空洞和匱乏，不過我仍期待這些新導演們往後的作品。


2006年，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