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蕪中開創未來：記2017科索沃DOKUFEST國際影展

「科索沃（Kosovo）？那裡不是有戰爭嗎？」大多數人聽到我將前往科索沃參加影展，都表示出類似的疑惑。事實上，科索沃已於2008年正式通過獨立宣言，政局和治安皆相當穩定，做為全球最年輕的國家之一，「重生（New Born）」的口號在城鄉間流傳，也終結了過去阿爾巴尼亞民族和塞爾維亞、前俄羅斯的國族糾葛。

這次，我受邀參加的DokuFest國際影展，全名為「DokuFest: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and Short Film Festival」，以紀錄片和短片放映為主，週邊還有多不可數的各種工作坊與各式活動。邁入第十六屆的DokuFest早已累積一定聲望，是歐洲南部的巴爾幹半島地區規模最大、最富盛名的國際影展。

《一個人的福島》：沒有比家更好的地方

2017年的「核電影」雙年影展於本周末（9/8-16）登場，這個因應日本2011年發生的311福島核災，以及台灣對核能問題討論越烈而生的議題性影展，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自行募款舉辦，免費開放民眾參加，今年正式邁入第三屆，共策劃了「核電很有事」、「核災進行式」、「與核共武」、「能源出代誌」四個單元，選映19部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影；其中，自第一屆以來，關於「福島」的紀錄片始終未曾缺席，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細數歷屆，像是藤原敏史的《無人地帶》記錄災後被封鎖的禁區，伊恩湯馬斯艾許的《A2-B-C》告訴人們福島孩童因輻射增加甲狀腺罹癌率的真相，舩橋淳的《核能之國》描述災後的後續政治事件。在本屆核電影中，由比利時導演Gilles Laurent執導的《一個人的福島》，則以一個獨特視角，帶我們關注核災之後，那些自願回到福島生活，與輻射共存的人們。

重探綠色小組：30週年的迴響與反思

攝影：蔡明德

本文應2016年「綠色小組30週年研討會」而寫，從2016 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策劃經驗出發，說明如何在「台灣切片」與「時光台灣」單元中將「綠色小組」與「電視新聞（華視）」進行並置與對話，帶出綠色小組的時代特性；再以分析綠色小組作品之細節，說明其立場、觀點、敘事語言的連帶關係，尋找屬於紀錄的顏色，重探綠色小組之於台灣紀錄片的意義。

「吾」愛台灣：《灣生畫家─立石鐵臣》

阿公為了經營鋁鍋工廠，買下了國民政府公開招標的日本飛機殘骸，然後鑄造成民生必需品，這段家族故事是郭亮吟導演2003年的紀錄片《尋找1946消失的日本飛機》的主軸；幾年之後，他與日本導演藤田修平共同合作，一起拍攝在二戰末期台灣少年在日本海軍工廠製造飛機的「台灣少年工」故事，完成《綠的海平線》（2006）；2010年，他們再度推出《軍教男兒》，記錄在1950年反共抗俄年代被徵召或志願報名的「台灣軍士教導團」，突然收到「歸休」命令，但卻從未退伍的故事。

這三部影片環繞在二次大戰前後，皆以台灣為主體出發，著重於台灣小人物百姓在這段歷史下的輾轉命運，追探那存在於生命裡的歷史。而他們從發想到完成，經歷約十年，延續著同樣的關懷視角，終於在2016年完成的新作《灣生畫家─立石鐵臣》，在2016年於TIDF播出時一票難求，勇奪觀眾最佳票選獎，目前正於TIDF巡迴展中播出，這也是首部關於畫家立石鐵臣的紀錄片！

《放逐的凝視》，獨立的回憶

「做紀錄片的人就是一塊石頭，一塊鋪路的石頭。」─中國獨立導演胡杰

2005年前後，許多中國獨立紀錄片在國際影展上陸續得獎（特別是在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引領著一股風潮，我也在懵懂之中，展開對中國獨立紀錄片的探索；一直要等到2011年，我才有第一次真正有機會參加北京獨立影展，一探中國獨立紀錄片的社群網絡，然後著迷其中。

來自中國各地影像創作者與愛好者，齊聚在北京市六環外的藝術聚落宋庄，白天看片談片，晚上徹夜喝酒，所有人都像是熟識已久的朋友，無話不說，極度珍惜這短暫的影展時光，希望永不結束，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在中國高壓的政治環境下，獨立影展的舉辦有多麼艱難。也就在這一年開始，影展受到官方打壓，接連經歷了禁播令、被監控、被斷電、被閉幕、辦公室被抄、典藏電影被奪、暴力衝突……等等，自由表達的空間快速緊縮，影展所需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最終成了「沒有電影的電影節」。

以真實之名：記 2016 伊朗國際紀錄片影展

數個月前，我收到來自伊朗國際紀錄片影展的來信，邀請我擔任國際競賽中長片（30 至 60 分鐘）與短片（30 分鐘以下）單元的評審。在又驚又喜之餘，我陷入長考與猶豫，許多部印象深刻的伊朗紀錄片在腦中浮現，特別是曾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播映過的《日安，伊斯法罕》（Salaam Isfahan）、《解禁時尚伊朗》（All Restrictions End）、《地毯上的烏托邦》（Iranian）、《伊朗全面噤聲》（Remote Control）、《英雄的斗篷》（Hero and Cloak）等等，在這些伊朗紀錄片中，只要是觸及敏感的政治或宗教議題的作品，導演大都旅居國外，甚至是匿名創作。

眾所皆知，伊朗作為全球言論審查最嚴格的國家之一，只要是在境內的電影拍攝、院線上映、組織影展、公開放映，全都得申請報備和經過嚴格審查。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我很好奇一個「紀錄片影展」如何舉辦？在社會上扮演什麼樣角色？若能親訪這個國家，也許能見到紀錄片與影展之外的另一面真實。

帶著這樣的心情，我答應了評審邀請，於十二月初抵達下著初雪的伊朗首都德黑蘭。

迎向下一個十年：2015台灣紀錄片觀察

若從台灣紀錄片先驅綠色小組成立的1986年算起（該年他們拍出代表作《1130桃園機場事件》），距今已約30年。以每十年為一個區間，可以發現1995年前後，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公視紀錄觀點、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雙年展）、國家藝術文化基金會的紀錄片補助項目先後成立，產官學界皆對於紀錄片的有力挹注，使得2000年前後的台灣紀錄片因此繽紛多元，充滿能量。

而在2005年前後，另一波高潮則是俗稱的「紀錄片新浪潮」，《生命》、《翻滾吧！男孩》、《無米樂》、《跳舞時代》等作品接連在院線上映博得好成績，拓展了人們對紀錄片的認知與接受度，也在台灣劇情片最低潮的時候，適時補位成功。時任紀錄觀點製作人馮賢賢則說：「過去十年是台灣紀錄片發展最重要的歷程，解嚴以來累積的能量陸續爆發，被壓抑的題材與想法，得以在日趨多元的社會中透過影像創作來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