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個月前，我收到來自伊朗國際紀錄片影展的來信，邀請我擔任國際競賽中長片（30 至 60 分鐘）與短片（30 分鐘以下）單元的評審。在又驚又喜之餘，我陷入長考與猶豫，許多部印象深刻的伊朗紀錄片在腦中浮現，特別是曾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播映過的《日安，伊斯法罕》（Salaam Isfahan）、《解禁時尚伊朗》（All Restrictions End）、《地毯上的烏托邦》（Iranian）、《伊朗全面噤聲》（Remote Control）、《英雄的斗篷》（Hero and Cloak）等等，在這些伊朗紀錄片中，只要是觸及敏感的政治或宗教議題的作品，導演大都旅居國外，甚至是匿名創作。
眾所皆知，伊朗作為全球言論審查最嚴格的國家之一，只要是在境內的電影拍攝、院線上映、組織影展、公開放映，全都得申請報備和經過嚴格審查。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我很好奇一個「紀錄片影展」如何舉辦？在社會上扮演什麼樣角色？若能親訪這個國家，也許能見到紀錄片與影展之外的另一面真實。
帶著這樣的心情，我答應了評審邀請，於十二月初抵達下著初雪的伊朗首都德黑蘭。
伊朗國際紀錄片影展的英文全名為 Cinema Verite Ir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而「Cinema Verite」一詞可翻譯為「真實電影」，是 1960 年代於法國發起的重要紀錄片運動與流派，當地人習慣直接以 Cinema Verite 來稱呼影展；競賽簡章上也提到，影展強調要藉由紀錄片去追探真實（reality）與真相／真理（truth）。
2016 年，伊朗國際紀錄片影展正式邁入十屆，由帶有官方色彩的「紀錄片與實驗電影中心」（Documentary and Experimental Film Center，DEFC） 主辦。他們租下了位於德黑蘭市區中心的 Cinema Chasou 電影院和展覽空間，於 12月 4日至 11日舉辦（伊朗曆法每周從星期六開始，星期五結束），五個影廳每天從早（9:30）到晚（24:00）不停歇，共有超過 130 部紀錄片，250 場放映，市場展活動也氣派熱絡，多家電視台記者穿梭其中，大量的文宣、廣告、電視報導四處散播，在免費入場的號召下，影展號稱有超過四萬人次的觀影熱潮。
2016 年，伊朗國際紀錄片影展正式邁入十屆，由帶有官方色彩的「紀錄片與實驗電影中心」（Documentary and Experimental Film Center，DEFC） 主辦。他們租下了位於德黑蘭市區中心的 Cinema Chasou 電影院和展覽空間，於 12月 4日至 11日舉辦（伊朗曆法每周從星期六開始，星期五結束），五個影廳每天從早（9:30）到晚（24:00）不停歇，共有超過 130 部紀錄片，250 場放映，市場展活動也氣派熱絡，多家電視台記者穿梭其中，大量的文宣、廣告、電視報導四處散播，在免費入場的號召下，影展號稱有超過四萬人次的觀影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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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紀錄片與實驗電影中心藏身於市區內一棟小而美的四樓透天建築，設有發行、製作、公關、國際等等部門，營運經費由國家挹注，其任務除了籌辦紀錄片影展、市場展外，也含括製作、發行與推廣。DEFC 每年都有固定的紀錄片和動畫製作補助基金，以 2015 年為例，DEFC 自稱製作了 120 部紀錄片與 10 部動畫，但遞案者往往得經過多次會議和漫長修改才能得知結果；此外，DEFC 也會選定國際重要市場展前往設攤，協助將伊朗作品推廣至國際。
「國際部」負責影展節目和外賓接待，今年他們聲稱收到了約 3,000 件作品投件，但在現今作品大都透過網路報名和傳輸的趨勢下，伊朗著名的「網路長城」和慢速頻寬，讓他們的選片工作變困難無比；另一難處還有，由於伊朗受到國際制裁，無法進行國際匯款（觀光客也無法使用信用卡和跨國提款），包括版權費和獎金，常常都要請國際影人幫忙帶現金回國，而國際影片也要進行波斯語字幕的翻譯和上字（從右至左），取得檔案拷貝和作業時間極長，這導致除了伊朗在地影片外，極少國際影片選擇在此首映。一道道的影展難題既是文化現象，也是必須克服的阻礙，在在說明伊朗籌備紀錄片影展的不易。
「國際部」負責影展節目和外賓接待，今年他們聲稱收到了約 3,000 件作品投件，但在現今作品大都透過網路報名和傳輸的趨勢下，伊朗著名的「網路長城」和慢速頻寬，讓他們的選片工作變困難無比；另一難處還有，由於伊朗受到國際制裁，無法進行國際匯款（觀光客也無法使用信用卡和跨國提款），包括版權費和獎金，常常都要請國際影人幫忙帶現金回國，而國際影片也要進行波斯語字幕的翻譯和上字（從右至左），取得檔案拷貝和作業時間極長，這導致除了伊朗在地影片外，極少國際影片選擇在此首映。一道道的影展難題既是文化現象，也是必須克服的阻礙，在在說明伊朗籌備紀錄片影展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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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在國際部辦公室牆上的 24 位國際影人圖示，包括了評審、工作坊講師、市場展代表、入圍影人（影展不負擔來回機票，僅提供住宿和三餐）。而這也是連續第三年，影展和EDN（歐洲紀錄片網絡 European Documentary Network）合作舉辦工作坊。
EDN 成立於 1996 年，早期是為了歐洲紀錄片的合製和人才交流而創立的非營利組織，如今 20 年過去，其會員已接近千位並遍佈全球，是世界上最大的紀錄片社群，他們和多個國家與影視機構合作合作進行培訓工作坊。在伊朗影展中的三天工作坊作為市場展活動的一環，主要目的在於提升伊朗本土紀錄片製作案的品質，以及增加國際合製的機會，課程內容包括了一對一的諮詢討論、圓桌論壇、專題講座（如資料庫影片運用、提案技巧、如何說故事等。而伊朗電影獨有的詩意傳統，以及遊走在虛構和紀實的特點，加上特殊的文化與社會現況，也一直是許多國際影展社群關注的焦點，趁著影展舉辦，有多位製片人前來尋找有潛力的拍攝案。
市場展也安排了幾場圓桌論壇。作為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代表，我與瑞士真實影展的選片人 Giona Nazzaro 同台介紹自己所屬的影展，包括影展規模、競賽項目、選片取向等等。而在場的聽眾背景為紀錄片工作者或發行商，他們所關注的問題大多是：如何報名、徵件時間、獎金多寡、如何被影展選上、是否有提供資金。也有人提出關於「英文」的問題，意即在國際合製、國際影展上，英語能力是否必要，若英語不好或恐懼講英語的話，該怎麼辦？
同時，我也接受了影展日報與電視台的短訪，他們問及：「談談你對伊朗紀錄片的認識」、「對這個影展的看法」、「伊朗和台灣紀錄片最大的差別是什麼（我回答政治）」。此後的每一天，當我在會場時，總會有工作人員（擔任翻譯）陪著伊朗導演來寒喧幾句，聊天過程中他們向我介紹自己的作品，給予試看連結或 DVD，並從中學習與影展選片人社交。有些人不好意思於自己的英語能力，總希望藉助翻譯，但英語只是一種溝通工具，並不需要完美無瑕，若能直接地溝通，國際影人給予導演的回饋將會更直接，許多製片人也這麼鼓勵在場者，英語能力的提升將可以更有效地幫助作品。
EDN 成立於 1996 年，早期是為了歐洲紀錄片的合製和人才交流而創立的非營利組織，如今 20 年過去，其會員已接近千位並遍佈全球，是世界上最大的紀錄片社群，他們和多個國家與影視機構合作合作進行培訓工作坊。在伊朗影展中的三天工作坊作為市場展活動的一環，主要目的在於提升伊朗本土紀錄片製作案的品質，以及增加國際合製的機會，課程內容包括了一對一的諮詢討論、圓桌論壇、專題講座（如資料庫影片運用、提案技巧、如何說故事等。而伊朗電影獨有的詩意傳統，以及遊走在虛構和紀實的特點，加上特殊的文化與社會現況，也一直是許多國際影展社群關注的焦點，趁著影展舉辦，有多位製片人前來尋找有潛力的拍攝案。
市場展也安排了幾場圓桌論壇。作為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代表，我與瑞士真實影展的選片人 Giona Nazzaro 同台介紹自己所屬的影展，包括影展規模、競賽項目、選片取向等等。而在場的聽眾背景為紀錄片工作者或發行商，他們所關注的問題大多是：如何報名、徵件時間、獎金多寡、如何被影展選上、是否有提供資金。也有人提出關於「英文」的問題，意即在國際合製、國際影展上，英語能力是否必要，若英語不好或恐懼講英語的話，該怎麼辦？
同時，我也接受了影展日報與電視台的短訪，他們問及：「談談你對伊朗紀錄片的認識」、「對這個影展的看法」、「伊朗和台灣紀錄片最大的差別是什麼（我回答政治）」。此後的每一天，當我在會場時，總會有工作人員（擔任翻譯）陪著伊朗導演來寒喧幾句，聊天過程中他們向我介紹自己的作品，給予試看連結或 DVD，並從中學習與影展選片人社交。有些人不好意思於自己的英語能力，總希望藉助翻譯，但英語只是一種溝通工具，並不需要完美無瑕，若能直接地溝通，國際影人給予導演的回饋將會更直接，許多製片人也這麼鼓勵在場者，英語能力的提升將可以更有效地幫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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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單元除了國際項目外，也有鼓勵伊朗紀錄片的「國家競賽」（National Competition）、「智慧與經驗」（Wisdom and Experience）、「烈士阿維尼獎」（Martyr Avini Award）；觀摩單元則有「我們的時代」（Our Time）、「Portrait」（肖像）、「Karestan Documentary）」、「Commemoration of Kerman Documentary Cinema」（紀念克爾曼省）、「特別放映」等等。單元名稱基本上以主題命名，片單中不乏世界知名的作品（如荷索新作《Lo and Behold: Reveries of the Connected World》），較接近集錦式的策畫。
影展每年也會鎖定一個國家進行回顧（Retrospective of One Country），以及以一個國際影展作為介紹專題（Mirror of a Festival）。今年國家回顧今年選定義大利，義大利近年的紀錄片質量均優，此浪潮可舉導演詹弗蘭科・羅西（Gianfranco Rosi）的《海上焰火》（Fire at Sea）於 2016 年柏林影展獲得金熊獎作為一個高峰代表，該單元也放映了羅西的其他作品；而介紹國際影展的專題則是丹麥的哥本哈根國際紀錄片影展（CPH DOX），CPH DOX 致力於推廣獨立創新的紀錄片和實驗電影，也有市場展和論壇等活動，以其獨特品味著名，觀影人次超過九萬，是北歐紀錄片的重要平台與代表性影展，像是《奧斯陸少年有點煩》（又譯：挪威年少時代）（Brothers），即在片單當中。
在眾多節目當中，除了以百姓自己經營小生意為主題的「Karestan Documentary」外，最具在地特色的，當屬「Martyr Avini Award」（烈士阿維尼獎）。
於 1993 年已逝的 Morteza Avini 是一位伊朗紀錄片工作者、作家、理論家，但最貼切地的說法是，他是一位著名的戰地紀錄片導演，且總試著在作品呈現戰爭中可見與不可見的部分，「以不一樣的方式去拍片」是他的信條。在兩伊戰爭期間，他製作了 80 部以上相關紀錄片，其代表作「Ravayat-e Fath」（Narration of Victory）電視系列紀錄片，蹲點極長時間跟拍前線伊朗士兵的日常生活，捕捉並強調他們的精神狀態，從不同的切面省思戰爭，造成極大迴響。而在某次戰地拍攝時，他意外被地雷炸死，其後被追封為「人文大師烈士」，以表彰他的成就。
「烈士阿維尼獎」今年邁入第七屆，鼓勵關於抵抗（resistance）、神聖抗戰（sacred defence）、伊斯蘭革命（Islamic revolutation）的作品，雖然戰爭已逝，但在該單元中仍有許多伊朗導演記錄戰爭帶來的傷痛、重建的緩慢、前線的貧窮，甚至是退役士兵的人生狀態。大多數的短片雖不成熟，但風格直接而強烈，以影像作為踏查報導，強調紀錄片的見證意義，從這個單元中，也可看出伊朗紀錄片的傳統旋律。
影展每年也會鎖定一個國家進行回顧（Retrospective of One Country），以及以一個國際影展作為介紹專題（Mirror of a Festival）。今年國家回顧今年選定義大利，義大利近年的紀錄片質量均優，此浪潮可舉導演詹弗蘭科・羅西（Gianfranco Rosi）的《海上焰火》（Fire at Sea）於 2016 年柏林影展獲得金熊獎作為一個高峰代表，該單元也放映了羅西的其他作品；而介紹國際影展的專題則是丹麥的哥本哈根國際紀錄片影展（CPH DOX），CPH DOX 致力於推廣獨立創新的紀錄片和實驗電影，也有市場展和論壇等活動，以其獨特品味著名，觀影人次超過九萬，是北歐紀錄片的重要平台與代表性影展，像是《奧斯陸少年有點煩》（又譯：挪威年少時代）（Brothers），即在片單當中。
在眾多節目當中，除了以百姓自己經營小生意為主題的「Karestan Documentary」外，最具在地特色的，當屬「Martyr Avini Award」（烈士阿維尼獎）。
於 1993 年已逝的 Morteza Avini 是一位伊朗紀錄片工作者、作家、理論家，但最貼切地的說法是，他是一位著名的戰地紀錄片導演，且總試著在作品呈現戰爭中可見與不可見的部分，「以不一樣的方式去拍片」是他的信條。在兩伊戰爭期間，他製作了 80 部以上相關紀錄片，其代表作「Ravayat-e Fath」（Narration of Victory）電視系列紀錄片，蹲點極長時間跟拍前線伊朗士兵的日常生活，捕捉並強調他們的精神狀態，從不同的切面省思戰爭，造成極大迴響。而在某次戰地拍攝時，他意外被地雷炸死，其後被追封為「人文大師烈士」，以表彰他的成就。
「烈士阿維尼獎」今年邁入第七屆，鼓勵關於抵抗（resistance）、神聖抗戰（sacred defence）、伊斯蘭革命（Islamic revolutation）的作品，雖然戰爭已逝，但在該單元中仍有許多伊朗導演記錄戰爭帶來的傷痛、重建的緩慢、前線的貧窮，甚至是退役士兵的人生狀態。大多數的短片雖不成熟，但風格直接而強烈，以影像作為踏查報導，強調紀錄片的見證意義，從這個單元中，也可看出伊朗紀錄片的傳統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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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幾場放映後，有趣的發現是，影展僅有導演開場而沒有映後座談，取而代之的是每天下午兩小時的「Review and Discussion」，各個導演輪番上台接受專業影評人的主持提問（但觀眾仍然無法提問）。
放映場次的安排也別有巧思，國際影片大多被排在下午四點之前或晚上九點之後，「黃金時段」則全都是伊朗影片。每到下午，觀眾就開始慢慢湧入，滿滿的人潮擠滿會場，與精心佈置的海報及導演肖像牆輝映成一幅熱鬧風景；只要是伊朗影片，每場放映幾乎爆滿，熱門場連走道上都坐滿了人，影展雖沒有設立內外場工作人員，但觀眾們倒也神奇地自有一套秩序，沒有糾紛和爭吵（跟伊朗瘋狂的交通一樣）。
這現象也反應了伊朗的電影文化現象，一般電影院的票價約在 100 元新台幣左右，且大多播放伊朗電影，再來才是歐洲片與亞洲片，而美國片只有在極少數的戲院才能上映。因為宗教的關係，也讓伊朗人們無法擁有太多的娛樂選擇，看電影自然成為最受歡迎的一種，尤其是影展又採免費入場（進場率高，中途離場率也高）；而每當我隨機地問當地人喜歡看什麼樣的影片時，他們總是毫不猶豫地回答：「伊朗片！」
伊朗籍的導演 Mostafa Razagh Karimi、來自義大利的資深製片 Stefano Tealdi 與我，組成了國際競賽中長片與短片單元的評審團。我們聽從影展的安排，必須在兩天內看完 22 部影片。早晨，在飯店用完早餐後搭乘計程車到 DEFC，在地下室有著個像秘密基地的 80 人座位的小影廳，緊接著進行不停歇的看片工作，僅有在用餐時間稍稍休息；晚上，再驅車回到旅館。影展沒有給我們任何給獎的標準或方向，完全尊重我們的討論和決議。
在我看來，這份競賽片單當中，最突出無疑是兩部伊朗作品。其中長片《Hamja》（意指第二個妻子以上）是一部平實而真摯的作品，影片跟拍伊朗南部布什爾省郊區一戶務農畜牧人家，男主人有著四位妻子和27個小孩，導演 Mehdi Ghanavati 從這個看似「奇觀」的現象，極有耐心地描繪出家庭成員的日常生活，還有父親、妻子、孩子三者間對這個家庭的看法，像是在幾場訪談中，父親談起自己很努力工作扶養家庭，對每個人的愛都很平等；某位妻子說著自己很幸福的時刻，卻對著鏡頭露出悲傷神情並掉下眼淚；兒子則信誓旦旦地說長大後自己只會取一個老婆。各種矛盾而複雜的情感都在「愛」的傘罩之下被包覆，但他們都仍愛著彼此，愛著這個家庭，日子就這樣日復一日地繼續下去。
評審會議上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為《Hamja》辯論，討論電影手法與結構、伊朗文化、愛、人性，以及影片在道德上帶給人的難以理解和衝擊。最終，這部作品脫穎而出到首獎，給獎的理由是：「影片以樸實而直率的風格深入挖掘在偏遠地區，一個根據自己律法而活的父親的家庭真實面。透過許多矛盾衝突，愛與情感使得這個故事充滿了普世性。」（With a plain and straightforward documentary style the film digs intensely into the reality of a family in a remote area where the father lives according to his own law. Through many contradictions, love and emotions emerge making this story universal.）
另一部伊朗短片《Passin》（意思是「最後」）僅有 12 分鐘，女導演回到空無一人的公寓，開始回想起與家人共同生活在這個空間的記憶。突然間，房間傳來嬉鬧聲音，女導演走了過去，搬家前夕的派對影像，投射在牆壁上，隨著影片旁白裡越來越多回憶的湧出，曾在該空間發生過的家庭影像陸續投影在不同空間中。極富新意的形式和和驚人的一鏡到底場面調度，開拓了「真實」的意義，也讓觀眾彷彿身歷其境般掉入導演的回憶漩渦裡，共同經歷這已逝的一切，這部作品最後得到評審特別提及。
評審會議並不冗長，大家只提出自己希望給獎的影片進行討論，雖偶有針鋒相對，據理力爭地要說服對方，但彼此都互相尊重與願意分享，且能在討論過後，反思自己的盲點和侷限，進行好的互動溝通，令人舒坦與成長。
在我看來，這份競賽片單當中，最突出無疑是兩部伊朗作品。其中長片《Hamja》（意指第二個妻子以上）是一部平實而真摯的作品，影片跟拍伊朗南部布什爾省郊區一戶務農畜牧人家，男主人有著四位妻子和27個小孩，導演 Mehdi Ghanavati 從這個看似「奇觀」的現象，極有耐心地描繪出家庭成員的日常生活，還有父親、妻子、孩子三者間對這個家庭的看法，像是在幾場訪談中，父親談起自己很努力工作扶養家庭，對每個人的愛都很平等；某位妻子說著自己很幸福的時刻，卻對著鏡頭露出悲傷神情並掉下眼淚；兒子則信誓旦旦地說長大後自己只會取一個老婆。各種矛盾而複雜的情感都在「愛」的傘罩之下被包覆，但他們都仍愛著彼此，愛著這個家庭，日子就這樣日復一日地繼續下去。
評審會議上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為《Hamja》辯論，討論電影手法與結構、伊朗文化、愛、人性，以及影片在道德上帶給人的難以理解和衝擊。最終，這部作品脫穎而出到首獎，給獎的理由是：「影片以樸實而直率的風格深入挖掘在偏遠地區，一個根據自己律法而活的父親的家庭真實面。透過許多矛盾衝突，愛與情感使得這個故事充滿了普世性。」（With a plain and straightforward documentary style the film digs intensely into the reality of a family in a remote area where the father lives according to his own law. Through many contradictions, love and emotions emerge making this story universal.）
另一部伊朗短片《Passin》（意思是「最後」）僅有 12 分鐘，女導演回到空無一人的公寓，開始回想起與家人共同生活在這個空間的記憶。突然間，房間傳來嬉鬧聲音，女導演走了過去，搬家前夕的派對影像，投射在牆壁上，隨著影片旁白裡越來越多回憶的湧出，曾在該空間發生過的家庭影像陸續投影在不同空間中。極富新意的形式和和驚人的一鏡到底場面調度，開拓了「真實」的意義，也讓觀眾彷彿身歷其境般掉入導演的回憶漩渦裡，共同經歷這已逝的一切，這部作品最後得到評審特別提及。
評審會議並不冗長，大家只提出自己希望給獎的影片進行討論，雖偶有針鋒相對，據理力爭地要說服對方，但彼此都互相尊重與願意分享，且能在討論過後，反思自己的盲點和侷限，進行好的互動溝通，令人舒坦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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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阿拉許・拉胡提（Arash Lahooti） |
而台灣觀眾或許不陌生的導演阿拉許・拉胡提（Arash Lahooti）其新作《Pale Blue》也在國際長片競賽單元進行世界首映。這位年輕又多產的導演，前兩部作品《我的狐狸電影夢》（Trucker and the Fox）、《英雄的斗篷》（2016TIDF 亞洲視野競賽首獎）皆曾在國際影展奪得大獎，這也讓他聲名大噪，成為當代伊朗的紀錄片英雄。
《Pale Blue》仍然將鏡頭鎖定伊朗社會中的邊緣人物，這次是精神病院中的病人們，其一主角是參與過兩伊戰爭（1980 年代）的士兵，因故被送進精神病院超過30年，導演以直接電影方式蹲點拍攝，一直拍到這名早已垂老的士兵離開病院之後，重新踏入社會卻難以適應的生活。影片不單單只是探索正常與不正常的界線，更暗暗直指國家、戰爭、信仰，以及這個社會的勢利現實與善於遺忘，主角所遭遇的巨大殘酷令人心傷失神。國際長片的評審也對我透露，他們在討論過程中毫無懸念，一致通過給予此片首獎，而阿拉許・拉胡提也因此片，在影展中共獲得三個大獎，是最大贏家。
在頒獎典禮上（典禮前要全部起立唱國歌）最動人的一刻，是頒發特別獎項致謝一位奧地利醫生 Gerhard Fraylyngr，已屆高齡的他由兒子陪同出席。他在兩伊戰爭期間，為許多遭受化學武器的受難者進行手術急救，拯救了上百條人命，影展也邀請了兩位當年的生還者代表向他致謝。他在演說中提到，見證過戰爭的慘況，希望戰爭永遠不要再發生。
影展的獎項種類繁多且細瑣，還包括了「傑出貢獻獎」、「烈士阿維尼獎」、「智慧與經驗」，「國家競賽」也包含許多個人技術獎項（包括最佳製片、導演、剪接、攝影、研究者等等），也因為每個獎項都依影片片長區分為長、中、短片，使得整個頒獎典禮接近四個小時之久。但在不同項目的評審組成中（共計 21 位），除了國際長片有一位來自賽拉耶佛國際影展的女策展人外，其他全是男性，也令人聯想到伊朗性別不平等的現況（像是伊朗女性不能進場看球賽；女歌手無法出個人專輯，必須女性多人或與男歌手一起，只有在音樂會上女性可以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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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街頭塗鴉／圖片作者提供 |
除了評審工作、參加論壇放映外，影展也安排了兩趟小旅行（參觀格烈斯坦王宮，珍品博物館與山景）讓外賓體驗當地文化。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卻是在影展之外，像是參加了當地紀錄片工作者所舉辦的私人派對，看到伊朗人褪去壓抑後的狂歡；獨自到市場（bazar）、公園、公墓、城市角落去閒逛，當地人熱情地和你聊天的內容；最後還有，與評審同事 Stefano Tealdi 的對話。
Stefano Tealdi 出生於1956年，是 EDN 的創辦人之一，也是著名的國際製片，曾於 2013 年獲得 EDN 頒發的傑出貢獻獎，肯定他對南歐紀錄片文化的努力，2016 年台北電影節之南特影展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坊工作坊時，他也曾受邀來台擔任講師。他在各國開設不同的工作坊，其授課長項是「透過提案提升說故事能力」，奧斯卡獎得主《尋找甜蜜客》與《索爾之子》的導演都是他的學生；他同時也擔任導演，以食物市場為題的系列作品《Food Markets - In the Belly of the City》在歐洲已有上百萬人觀看過。
早年，他曾參與許多紀錄片創投論壇，現已逐漸淡出。當我感嘆到現今許多創投都已淪為一場秀，製作方喜歡投其所好，而金主方與買家敷衍虛應，他則回應說，若你把創投看作是一場秀，那就只是一場秀，但真正厲害的製作方，會懂得利用提案的機會去提升你的作品，這才是提案會的真諦。要把創投當作是在認識朋友而不是做生意，因為只有朋友會無條件的幫你，而這些專業的朋友會知道你的影片該往哪去，適合申請什麼資源。
他認為現今創投論壇的最大問題在於，在場被稱為「decision maker」的電視台委製編審們，往往都沒有真正的決定權，應該邀請更多的製片與會，進行媒合。因為製片需要導演的好案子，導演的好案子也需要製片，而好的製片總有辦法募集到更多資金。
我也提到台灣紀錄片的困境，特別是缺少具備國際合製經驗的專業製片，而 Stefano 回想起二十年前的義大利也跟台灣現況很相似，幾乎沒有國際合製的案例（義大利人對於英文也很不拿手），但正是靠他們這一世代的人努力走出去，將國際經驗帶回義大利，才慢慢創造出一些成功的例子，近年像是《海上焰火》和《Successor》（入圍多個國際影展的義大利片）都是國際合製，其主要資金來自於法國。他說，無論如何跨出第一步是重要的，將會慢慢開花結果的。
Stefano 非常善於鼓勵人，且總是樂觀、喜歡看見事物美好的那一面，他的人生觀也反應了他看紀錄片的態度：「紀錄片讓人哭很容易，但可以讓人發笑的紀錄片卻不多見。」
Stefano Tealdi 出生於1956年，是 EDN 的創辦人之一，也是著名的國際製片，曾於 2013 年獲得 EDN 頒發的傑出貢獻獎，肯定他對南歐紀錄片文化的努力，2016 年台北電影節之南特影展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坊工作坊時，他也曾受邀來台擔任講師。他在各國開設不同的工作坊，其授課長項是「透過提案提升說故事能力」，奧斯卡獎得主《尋找甜蜜客》與《索爾之子》的導演都是他的學生；他同時也擔任導演，以食物市場為題的系列作品《Food Markets - In the Belly of the City》在歐洲已有上百萬人觀看過。
早年，他曾參與許多紀錄片創投論壇，現已逐漸淡出。當我感嘆到現今許多創投都已淪為一場秀，製作方喜歡投其所好，而金主方與買家敷衍虛應，他則回應說，若你把創投看作是一場秀，那就只是一場秀，但真正厲害的製作方，會懂得利用提案的機會去提升你的作品，這才是提案會的真諦。要把創投當作是在認識朋友而不是做生意，因為只有朋友會無條件的幫你，而這些專業的朋友會知道你的影片該往哪去，適合申請什麼資源。
他認為現今創投論壇的最大問題在於，在場被稱為「decision maker」的電視台委製編審們，往往都沒有真正的決定權，應該邀請更多的製片與會，進行媒合。因為製片需要導演的好案子，導演的好案子也需要製片，而好的製片總有辦法募集到更多資金。
我也提到台灣紀錄片的困境，特別是缺少具備國際合製經驗的專業製片，而 Stefano 回想起二十年前的義大利也跟台灣現況很相似，幾乎沒有國際合製的案例（義大利人對於英文也很不拿手），但正是靠他們這一世代的人努力走出去，將國際經驗帶回義大利，才慢慢創造出一些成功的例子，近年像是《海上焰火》和《Successor》（入圍多個國際影展的義大利片）都是國際合製，其主要資金來自於法國。他說，無論如何跨出第一步是重要的，將會慢慢開花結果的。
Stefano 非常善於鼓勵人，且總是樂觀、喜歡看見事物美好的那一面，他的人生觀也反應了他看紀錄片的態度：「紀錄片讓人哭很容易，但可以讓人發笑的紀錄片卻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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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場佈置的海報牆／圖片作者提供 |
在會場，影展佈置了一面歷屆海報看板，回顧了這十年走來的歷程，有導演讚許，比起過去，本屆影展在技術和選片上大幅進步。確實，影展引進了許多當代重要議題的紀錄片，在伊朗能看到這些影片實屬難得，就像 2015 年的國家回顧專題選定「美國」，引介了許多重要的美國紀錄片，不難想像在兩國仍對立的狀況下，影片所帶來的衝擊。無庸置疑，這些紀錄片放映對在地觀眾有著重要意義，於此同時，伊朗紀錄片的質量也持續增加（雖然某些獨立紀錄片不見會在影展露出），需要大平台展演曝光，也需要更多刺激和啟發，這些都是紀錄片影展存在的重要理由。
但另一方面，當藝廊或獨立空間想試著放映敏感的獨立紀錄片時，卻總還是得冒很大的風險，有些人甚至被抄被捕。觀念上所謂的「獨立」和「官方」是否只能一直對峙？在這個官方影展中，能容納獨立紀錄片的空間又有多少？這或許是伊朗國際紀錄片影展如何提升地位，向其他國際影展看齊的核心難題。
如同漫步在德黑蘭市區，隨處可見的許多大型政宣塗鴉牆一樣，紀錄片不該成為被收編的政宣樣板，而應對這個世界所習慣的一切進行擾動，對觀眾提出質疑和挑戰。這趟伊朗之旅並不如想像中那般奇幻美好，出乎意料的是，參與這個以「真實」為名的影展，竟成了對真實重新理解的一次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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