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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蔡明德 |
本文應2016年「綠色小組30週年研討會」而寫，從2016 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策劃經驗出發，說明如何在「台灣切片」與「時光台灣」單元中將「綠色小組」與「電視新聞（華視）」進行並置與對話，帶出綠色小組的時代特性；再以分析綠色小組作品之細節，說明其立場、觀點、敘事語言的連帶關係，尋找屬於紀錄的顏色，重探綠色小組之於台灣紀錄片的意義。
重探綠色小組：30週年的迴響與反思
2016年，適逢「綠色小組（1986-1990）」成立30週年，在第十屆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已於今年五月舉辦完畢）節目架構的「台灣切片」單元中，策劃了「如果紀錄有顏色？綠色小組30週年」專題，回顧21部重要作品，該單元的核心精神是希望以新的觀點，重新爬梳台灣的紀錄片歷史。
在2000年的台灣國際紀錄雙年展中，也曾策劃了「再見，台灣激情年代」單元，主題上以1990年前後的政治運動、環境運動、學生運動為主，共放映了15部由非主流媒體或獨立紀錄片工作者製作的紀錄片，但在當年的片單中，卻因某些原因，獨缺了綠色小組的影片。也因此，2016年TIDF或許是史上首次，將綠色小組的影片正式搬進電影院中播放，而經過了30年後，不僅播映影片的方式與管道有了巨大的改變，不同世代的觀眾也因為影展，有機會再次看到這些重要作品，進而了解台灣的過去。
將自己定位為「和平的、生態的、草根的、進步的」，以戰鬥、紀錄、傳播為使命的「綠色小組」，用攝影機記錄下了台灣解嚴前後各大社會運動，可視為台灣政治紀錄片始祖，是一代人的啟蒙，其重要性不言可喻。但過往綠色小組多被歸類到傳播領域中討論，討論重心以影片主題、錄影帶拷貝發送、ENG聯盟、綠色電視台成立為主，肯定其突破主流媒體封鎖的記錄和傳播意義。可惜的是，其作品本身的形式與美學，鮮少被提及（他們自己也曾表示，美學的考量是其次）。
因而，面對這樣的時代差距，還有不同世代對歷史、對紀錄片的認知差異，以及該如何在漆黑的影院中帶觀眾重返1980年代，去感受和體會綠色小組的獨特意義，並將綠色小組置入台灣紀錄片的歷史脈絡中，重新探索其美學與作品內涵，遂成為策劃該專題時的主要思考。
對抗、對話、對照
在2014年時，TIDF除了「台灣切片」單元外，亦開創了另一個以政宣影片為主的單元「時光台灣」，策劃概念是在台灣還在威權統治的時期，有長達幾十年時間，新聞影片與政宣影片都被普遍被視為是紀錄片，雖然這些影片以服務官方意識形態為主，常被忽略不談，但影片內容仍可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也是台灣紀錄片典範轉移的過渡期代表。面對過去的政宣影片，如今看起來或許可笑呆板，但那是因現代的人們已擁有更清明的眼光和歷史認知，更有能力解讀這些影片（2014的TIDF時光台灣單元以1951至1965年美援時代的農復會一系列宣教影片為主）。
在以綠色小組為主體思考時，不免令人想到他們在1986年起，以小眾媒體／非主流媒體之姿，突破媒體壟斷和資訊封鎖，向人們傳遞真相的勇氣與價值；於是乎以「相對」的概念來構思時，就令人聯想到了「綠色小組V.S電視新聞」的嘗試，也就是透過當年的代表官方的（黨營的）三台新聞影片，烘托出綠色小組的行動與作品意義，透過比較產生意義，也讓這些影像之間透過並置的前後放映，進行「對抗、對話、對照」。
經過訪調後，TIDF確定取得華視新聞影片的授權，單元名稱定為「時光台灣1980s：電視新聞」，與「台灣切片│如果紀錄有顏色：綠色小組30週年」互相呼應。
在1980年代末期由國防部掌管的華視，其新聞影像是三台中最豐富的，也具有強烈的官方代表性（綠色小組也曾被批評為民進黨的華視，兩個「華視」相對照別有趣味）。TIDF根據21部綠色小組影片所記錄的主題，像是桃園機場事件、反五輕運動、鹿港反杜邦、苗栗客運罷工、遠東紡織罷工等等，尋找出相對應的18則新聞片段，然後依照事件的時序進行串片。
換句話說，當觀眾走進影院／黑盒子中，首先會先看到華視的一至三分鐘的新聞報導，再來才是綠色小組的影片，也可能還有後續新聞。以1986年的許信良企圖闖關回台的桃園機場事件舉例，華視新聞有《中正機場事件》、《中正機場續聞》兩支，綠色小組則是代表作《1130桃園機場事件》，串片的順序依序是《中正機場事件》（華視）、《1130桃園機場事件》（綠色小組）、《中正機場續聞》（華視）。
再以1988年的520農民事件為例，華視新聞共有四支報導，綠色小組有一部影片，放映順序則是《520事件：農民示威遊行》（華視）、《520事件：卡車司機》（華視）、《晚間至清晨西門地區狀況－520事件》（華視）、《520事件》（綠色小組）、《520事件今宣判》（華視）。
將電視新聞與綠色小組作品並置，是將觀眾拉回1980年代的時空背景的嘗試，彼此間的排列組合亦帶有蒙太奇效果，除了使得單一事件的資訊更完整外，也去激化出作品中屬於真實的力量；而當兩造對立的影像接續出現、互為參照時，聲音與影像中的立場、觀點、拍攝位置、敘事語言、影片形式也都更清晰具體，對綠色小組作品較容易有更多新的發現。
記錄為先，身體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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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蔡明德 |
而每當夜色昏暗時，沒有專業燈光設備的他們，總得克難地利用摩托車為身揹的多顆大電池充電，每顆燈光電池只能撐15分鐘，在瞬息萬變的現場，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是否會發生更值得記錄的事，於是開燈與否成為拍攝者的焦慮，畫面好壞成為其次。在隨時動盪的社會運動場面中，大多數的夜景畫面，只能靠著自然光取景，意外的與設備相對精良的官方新聞台有了極大的差異。
經濟條件影響了美學呈現（除了夜景作為例子外，還可以以是否有不同鏡位，作品中的鏡頭數量與長度，上字卡字幕的方式等等為判斷方式），說明了綠色小組如何「獨立」製作紀錄片，以及以「記錄為先」的影像美學。
搶拍下這些畫面是極為重要的，因為這可能是唯一的民間版動態影像資料，就像是許多影片中，綠色小組在抗議人群中穿梭，捕捉到那些長達數分鐘一鏡到底的演說，又或是警民第一線衝突、水柱噴灑的臨場畫面，所透露出的是身體在場、現場目擊的見證力量，得以戳破黨國的謊言，成為他們作品的主要力量來源。
影像與語言的戰爭
綠色小組以「戰鬥」來比喻和官方電視台的對抗，傳遞真相是絕對重要的。對比新聞的偏頗作假與壓制人民聲音，綠色小組選擇在片中用極長的篇幅，大多一鏡到底，不論是演說或訪問，都讓人民能完整表述，並從中流露感情。
另一方面，在這場影像戰爭中，綠色小組轉化了官方影像的敘事策略，加入了行動主義、調查控訴、人文關懷，而其使用的詞彙，也表現出堅決的意識形態。當主流媒體稱呼「中正機場」、「中正紀念堂」、「山地人」、「資深中央民意代表」、「暴民」、「陰謀叛亂」時，綠色小組則以「桃園機場」、「中正廟」、「原住民」、「老賊」、「人民起義」、「街頭運動」反擊。
綠色小組的作品，也多以「旁白」作為主述，進行說明和引導，除了控訴黨國媒體的汙名化與掩蓋事實外，也會提到拍攝過程中的遭遇。事實上，這與官方新聞和政治宣傳片採取了類似的方法，但在旁白使用的語言上，綠色小組有其獨特豐富性，他們在不同作品採取不同語種、腔調和聲音敘述者，如《520事件》（1988）男性的道地台語、《遠東化纖罷工事件》（1989）的國語女聲、《綠色電視台開播片》（1989）的台灣國語，皆有別於1980年代的電視紀錄片與新聞裡字正腔圓的「國語」旁白，某種程度上，這與官方的聲音區隔開來，情感上更接近人民與真實，也是「人民的聲音」的象徵。（這也讓人聯想到1990年《月亮的小孩》中吳乙峰導演使用自己的聲音，作為旁白的策略。）
而那些一鏡到底的長時間訪談，同樣反映著人民聲音的重要性和完整性，也成為綠色小組作品中一項重要特色。像是《520事件》被警方毆打的學生自白，《自由返鄉運動》最後訪問外省老兵的長時間鏡頭，工運紀錄片中抗爭幹部的娓娓道來等等，這些來自底層生活的內容決定了形式，在1990年代初期公共電視的「百工圖」系列紀錄片、全景傳播基金會的「人間燈火」（1990）、「生活映像」（1992）、「人間映像」（1997）系列紀錄片中，都可以看到這種訪問風格與人文關懷的延續。
立場、觀點與美學
眾所皆知，綠色小組總是站在人民的立場和位置拍攝影片，正如其代表作《520事件》有一段衝突畫面突然沒有現場聲音，此時旁白補充：「這一段沒有聲音，因為我攝影機的麥克風也被警察打壞了。」
不隱藏拍攝的過程和遭遇，說明了「記錄」是選擇後的結果，從來都不是客觀的，同時也進階地揭示，記錄這些被當權者禁止的反抗活動，是一種帶有「行動意識」的積極抵抗，是影像的行動，也是行動的影像。拍攝者與被攝者，都站在同一條船上。
「自然」一詞，清楚地回答了紀錄片中常被質疑的立場與觀點，綠色小組不只是完成作品，記錄運動，不論議題為何，其精神是與弱勢人民站在一起。他們剪輯完成並曾公開放映的影片約有120卷，但有更多是純粹記錄，以攝影機陪伴，以影像向對像致敬。
而在其1986年的成名代表作《1130桃園機場事件》中，其中有一段精彩的鏡頭組合，可說明綠色小組作品並非「只有」單一聲音或意識型態：警方的廣播勸導民眾勿再丟擲石塊，勸導集會解散，無情的水注噴來，就連綠色小組的鏡頭也閃避不及，但下一個鏡頭，攝影機卻到了警方的背後，拍下了他們向丢民眾丟擲石塊、噴水柱、勸導民眾不要使用暴力的畫面（片尾說明這是NBC新聞網提供）。
而從紀錄片美學上，對綠色小組作品進行歸類與判斷。像是《去年九月（林正杰街頭狂飆）》與《1130桃園機場事件》的無旁白觀察完整事件，再透過剪接尋找結構與戲劇性，是「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的類型風格；《後勁反五輕》裡的長期蹲點、深入追蹤與調查，則是明確的調查式紀錄片；《水源里與李長榮的抗爭》、《遠東化纖罷工事件》和更多社會運動紀錄片，當中的作者的涉入和參與，和被攝者共同生活完成作品，或是以攝影機互相陪伴推促運動進行，其實正是「真實電影（cinema vérité ）」的核心精神。
綜觀上述，綠色小組的立場、觀點與美學並非理所當然，是與當時的時空背無法分割，其作品更含括了多種類型，豐富多樣且無法單一而論，他們還有許多「影像行動」，包括新聞快報、ENG聯盟、綠色電視台等等，皆具有開創性的先鋒精神。
「真實」的辯證起點
1988年，解嚴前後最大規模流血衝突的520農民運動，對綠色小組有重要意義。在混亂的現場中，雙方衝突不斷，警察攻擊民眾，而民眾甚至拆下了立法院的匾額，過程被綠色小組及另一小眾媒體第三映象工作室拍了下來。
整起事件的核心，可視為是對紀錄片「真實」與「倫理」的辯證，究竟何種作法較接近真實？真實又是否比「人」來得重要？當我們把影片放回1980年代末，解嚴後的時空去理解時，外在條件已然說明一切。
這些思考與回溯，可說是對台灣現代紀錄片起點的爬梳。1986年之前，影片製作權力屬於當權者與資本家，1986年之後，權力終於回歸到人民身上。時至今日，30年過去，紀錄片一向站在弱勢者立場，總與社會運動息息相關，強調主觀觀點、獨立精神、人文關懷、蹲點拍攝，這些看似自然而然的觀念，其實正來自綠色小組的實踐和精神。
換句話說，如果紀錄有顏色，「綠色」正是屬於台灣的基本原色。
在威權崩解，已邁向民主的現代，回首過去不該只是感傷或讚嘆，藉由重新整理、播映綠色小組的影片，充分理解過去後，我們將得以清楚看見自己的模樣，擁有看見未來的能力。
同樣的，這些豐富的影音遺產，理應能帶出更多論述。唯有當台灣（各時代下廣義的）紀錄片光譜被一點一滴建立，我們才能擁有機會，在更寬廣、更獨立的視野下重新思索自己的電影，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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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改寫自2016 TIDF特刊專文〈紀錄的顏色：綠色小組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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