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影‧人生‧夢: 荒蕪中開創未來：記2017科索沃DOKUFEST國際影展

「科索沃（Kosovo）？那裡不是有戰爭嗎？」大多數人聽到我將前往科索沃參加影展，都表示出類似的疑惑。事實上，科索沃已於2008年正式通過獨立宣言，政局和治安皆相當穩定，做為全球最年輕的國家之一，「重生（New Born）」的口號在城鄉間流傳，也終結了過去阿爾巴尼亞民族和塞爾維亞、前俄羅斯的國族糾葛。

這次，我受邀參加的DokuFest國際影展，全名為「DokuFest: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and Short Film Festival」，以紀錄片和短片放映為主，週邊還有多不可數的各種工作坊與各式活動。邁入第十六屆的DokuFest早已累積一定聲望，是歐洲南部的巴爾幹半島地區規模最大、最富盛名的國際影展。

戰爭之後

1996至1999年，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部隊與科索沃解放軍發生內戰，並引發國際衝突，這場「科索沃戰爭」成為世界焦點，有數十萬難民被迫離開科索沃；其後，北約組織決定轟炸南斯拉夫，迫使南盟停止軍事行動，允許阿爾巴尼亞人回鄉重建家園。

策展人Veton Nurkollari的父親經營照相館，自小他對影像、電影就有極大興趣。他回憶起在戰爭後的三年，也就是2002年剛創立DokuFest時，根本不曉得影展該怎麼籌辦，只是很單純地想放映電影和辦音樂派對，因為在戰爭期間，不只電影產業垮台，城市裡所有的電影院也被毀壞，百廢待舉，有電影或影展可看。在科索沃成為一件絕對奢侈，卻也令人感動萬分的事。

第一屆的DokuFest就在Veton的家鄉普里茲倫（Prizren）辦理，以極克難的方式放映了大約30部影片，觀眾的熱烈迴響成為續辦的動力；到了2005年，影展各單元已更具雛形，共放映55部作品；今年，DokuFest不只有六個競賽項目，超過250部影片的放映，還增加了DokuNights、DokuTalks、DokuPhoto、DokuKids、Doku:Tech、DokuLab等活動項目，規模逐漸擴大，參與人次也翻倍成長。

但在戰爭之後，市鎮上的電影院從未復業，只留下堪用的建築本體，高品質的聲光效果與舒適奢華的映演條件完全不存在，當地也沒有專業的映演公司，也因此每屆影展的最大考驗，永遠是如何「創造新的電影院」，種種限制也激發了新的可能。

在DokuFest團隊中，總有一個特別小組專門負責「映演與字幕」。他們的工作就是搞定所有放映器材與影片檔案，像是MAC電腦、投影機、音響、銀幕、鷹架等等，不只在已歇業多年的影院劇院教室架設放映，也在戶外的活動廣場、溪流之上、山谷腹地、山上碉堡架起銀幕，於每個夜晚進行露天放映，像是在山谷邊名為「Dream Cinema」的場地還準備了多個床墊，觀眾們可以躺在草地上望向星空觀看電影。電影的聲光、流返的人潮、寺廟的奏歌、教堂的鐘聲、商店的音樂、城市的氣味全都融為一體，成為一部獨一無二的的電影。

另一方面，因為別無選擇，DokuFest很早就開始自行研發字幕的投影設備。團隊內的字幕組負責研發字幕投影程式，還有將所有影片的字幕翻譯成阿爾巴尼亞文，這份細微卻又無比重要的工作，目的就是要趁著一屆一屆的影展舉辦與一次又一次的電影放映，將「知識」帶進科索沃。

普里茲倫的夏天

被群山環繞的歷史古城普里茲倫（Prizren），自古以來就是阿爾巴尼亞民族的文明中心，在戰爭時也較少受到波及。每年夏季，因應歐洲假期各地觀光客湧入，還有科索沃人傳統的夏季結婚習俗（只在夏季結婚），家族的親戚全都回鄉，再加上DokuFest的舉辦，三者所帶來的人潮，佔據了市中心的沙第凡廣場（Shadervan Square）。每天晚上，餐廳與酒吧皆爆滿，滿溢的人群在街道上飲酒聊天，形成一種毫不制式、輕鬆自在的交流氛圍。在這座喧囂的不夜城裡，人潮總至凌晨四、五點才漸漸散去。

換句話說，DokuFest的舉辦結合了對外觀光與在地傳統，影展手冊上也列出地方景點，歡迎大家逛逛這座天然的博物館古城。只是，於8月4至12日舉辦的DokuFest，正巧遇上歐洲十年來最強的熱浪，白天在動輒高溫35度的艷陽下，走入無空調的戲院觀看紀錄片，是標準的在地體驗，這也是為什麼，在DokuFest所創造的十四個場地中，就有六個是露天放映，於每天日落後伴隨山谷微風上映電影。

另外，每晚的重頭戲在午夜之後展開，瘋狂的DokuNights在山谷邊架起野台與音響，邀請來自各地的獨立樂團，包括饒舌樂手Princess Nokia等人輪流於在24點進行電音舞曲表演，上千名青年男女隨著音樂起舞直到天明，山谷後方也有露營區供人憩息。

整體而言，DokuFest的「節慶感」在各種活動與城市氛圍中被徹底貫徹，正如同艷陽給人們的熱情不拘印象，這個「夏日影展」從在地文化生根成長，擁有堅不可摧的草根韌性。

「未來」做為主題

第十六屆DokuFest以「未來（Future）」作為主題，為了迎接影展的來臨，團隊在山上碉堡架設「Future My Love」的燈飾，入夜後只要抬頭一看，影展的標語就在夜空輝映。

每屆影展的主題皆不同，過去曾有「Change Don’t Hide」、「Migration」、「Breaking Borders」、「Corruption」等等。影展團隊會趁著假期一起去旅行或露營幾天，一起進行腦力激盪，反思這一年來的經驗和感受。今年的「未來」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全球與歐洲陸續發生的各種衝突與危機，也希望獻給科索沃的年輕人們，特別是科索沃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為35歲以下的年輕人，這些人正是國家的未來。

開幕典禮在著名地標影院Lumbardhi露天進行，燈光暗下後，只見一位主講人穿著寬大的灰色西裝走上舞台，陰暗的綠光籠罩在他身上，接著他開始宣讀：「現在，我們來到了2101年，在普里茲倫發現了地球的最後一塊鈷，影展也進入第120屆，觀眾擴及了全宇宙，而DokuFest終於不用再為預算而苦惱（全場歡呼）...」

這場來自未來的獨白秀結束後，隨即就是開幕片—搖滾樂團Talking Heads的演唱會經典電影《Stop Making Sense》（1984）放映，致詞者身著的灰色西裝正是向主唱David Byrne致敬。到了第二首歌時，全場觀眾已開始鼓譟並衝到台前歡叫跳舞，也為電影裡的樂手們鼓掌。這個時刻，彷彿也宣告了現在就是過去，而現在也是未來，時空被巧妙地接合在一起。

別出心裁的開幕頗得人心，沒有官員上台，沒有冗長的致詞，卻打開了人們對未來的想像。在普里茲倫也隨處可見人們身上的影展T恤與路邊標語，上頭寫著：「Future Is Not Dead, Future Is My Love.」

本屆的焦點影人Travis Wilkerson也為影展量身打造一支片頭預告，這位以「政治性」著名的美國獨立電影導演，運用了日本導演小川紳介的1970年代經典紀錄片「三里塚抗爭」系列中的群眾與警察對峙並敲打器具丟擲石塊的片段，黑白的影片加上和部分鮮豔色彩，形成強烈對比；而在三里塚事件時，也有青年自衛隊對員自殺，成為抗爭中揮之不去的痛。伴隨著抗爭的叫囂聲，這則預告畫面上寫著：「The Future Is Struggle. The Struggle Is Beautiful. The Future Is Beautiful. Future Is Not Dead. Future Is My Love.」再次深化了「未來」的論述。

節目單元

日益擴大的DokuFest共有六個競賽項目，「巴爾幹競賽（Balkan Dox）」擺在第一，之後有國際競賽、人權競賽、綠色競賽、國際短片競賽、國家競賽等等。此行我受邀擔任「國際競賽」評審，與四位來自葡萄牙、紐西蘭、墨西哥、美國的評審同事組成評審團，共必須看12部長片與12部短片，並給出長片與短片首獎各一，背景、文化和品味的差異，使得評審會議產生激烈辯論。

最終，短片首獎給了《If Only There Were Peace》，這是一部關於難民劇情片拍攝實況的側拍影片，透過鏡頭，我們看到劇情片導演是如何安排衝突的殺戮、難民的處境、悲傷的氛圍、死亡的消息、煽情的人性，而當導演要求飾演母親的素人女演員必須說出台詞「如果真有和平」時，女演員卻頻頻出錯，一直重來，就是無法由衷地說出這句話，而這個段落簡直是影片的魔幻時刻。最後，這部劇情片沒有拍完，也意味著紀錄短片雖然諷刺批判並帶點詭異，但卻穿透了當下「難民」這個議題的表面，直達深裡。

長片首獎由Joshua Bonnetta和J.P. Sniadecki（史杰鵬）合導的《El Mar La Mar》獲得，影片聚焦在美國與墨西哥邊界最危險的索諾拉沙漠（The Sonoran Desert），得獎理由為：「導演們以16mm膠卷凝視時間與這片沙漠地景，人煙絕少出現在畫面但卻存在於聲音之中，如此豐富的隱喻讓所有事物變得可見，一如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一切元素。地理的、意識形態的、政治的面向也慢慢從宛如旅程般的電影敘事中流洩出來。創作誠懇的《El Mar La Mar》在當代脈絡下，是一首美麗的詩歌，同時也是一則強而有力的政治聲明。」

評審特別推薦則頒給長片《69 Mins of 86 Days》，導演以全然旁觀的角度跟拍一個在逃難旅程上的中產難民家庭，並特別將視角拉低，僅是專注凝視家中的三歲小女孩。在這86天的旅程中，他們輾轉在多個國家的難民營停留，長途奔波只為了和祖父母團聚，比起專家分析或戰爭畫面，小女孩的童言童語顯得如此純真珍貴，甚至成為家人支撐下去的力量，也讓這部影片顯得安靜且獨特，看似絕少外部資訊，卻透過小女孩在旅程中的種種反應，以童稚天真對比出現實殘酷，帶出歐洲當今的現況。絕佳的導演視角和高超的攝影，讓影片充滿感人力量。

DokuFest維持一貫的開放與輕鬆，讓評審們決定所有的討論方式和獎項，就算要增設獎項也是被允許的。像是在國際短片部份，所有評審決議給出兩個首獎，影展完全不介意也不擔心，並開玩笑表示不會把DokuFest的石頭獎（Stone Award）剖成兩半，而會再給出一個用普里茲倫的千年石頭打造而成的酷炫獎座。

在節目單元部分，綠色競賽和「北歐特輯」單元都是由北歐駐科索沃使館贊助，人權競賽則由德國駐科使館贊助，「虛擬實境電影」（VR Cinema）由在地電信業者贊助；DokuFest也和兩個影展單位合作，包括了美國紀錄片影展（AmDocs）和墨西哥紀錄片影展（DocsMX），推出北美和南美紀錄片，共同呈現「美洲紀錄片連線」；頗富政治意味的單元「獨立映照」（Reflections on Sovereignty）則以英國脫歐、科索沃獨立、加拿大原住民抗爭為三個章節，放映多部影片討論獨立與主權；再包括以虛實混種紀錄片為主的「Fake It So Real」，動畫短片的「DokuKids」，以及英國前衛導演John Smith的回顧展，美國導演Travis Wilkerson的專題等等。本屆單元總數多達21個，不僅可看出DokuFest有強大的國際夥伴後援，單元之間也多元跨度，直橫交織出豐富的影展圖像。

進擊的工作坊

除了電影放映座談與音樂表演外，DokuFest也安排了多場「現場電影表演（Live Cinema）」，像是電影人Vincent Moon與音樂家Priscilla Telmon和Agon Shporta的共同創作，他們以攝影機捕捉來到普里茲倫後的風景與見聞，經過簡單的剪接後即上場表演，取代彩排的是完全的音樂即興，景框之外的鋼琴與打擊樂，加上景框內的城市環境音，音樂與影像展開層層對話，成為入夜後山上碉堡的唯一亮點，在涼爽的山風吹拂下，觀眾們如癡如醉地享受這一幅城市風情畫。

此外，琳瑯滿目的工作坊，成為一個個具體實踐的計畫，包括給兒童參加的動畫與芭蕾舞工作坊，給電影專業者的電影媒體工作坊，以及給年輕人（16至25歲）參加的美術館策展工作坊和街頭藝術（Street Art）工作坊。

街頭藝術工作坊屬於DokuPhoto項目，此次和巴爾幹半島上最大的攝影博物館Marubi National Museum合作，Marubi位於阿爾巴尼亞的斯庫台（Shkodër），創立於1970年，館內收藏了超過50萬張照片，包括了1858年攝影術剛進到阿爾巴尼亞的紀錄，近年也陸續數位化並公開許多歷史照片開放使用。

藝術家展開為期兩天的工作坊，第一天先是以塗鴉次文化的互動為題授課，第二天則開始從Marubi所提供的照片中挑選圖樣並製作大型輸出，然後研究普里茲倫的城市地點，要為這座古城妝點新裝。於是，年輕人們開始剪裁大量照片，到各個地點角落黏貼上這些肖像照片，走在某個不經意的街角，很可能就會與「歷史」相遇，改變了整個城市以觀光為導向的趨勢，為市容加入了更多藝術文化氣息。

在影展結束的前一天，DoukuFest也與Marubi合辦了一場光雕投影（video mapping）展覽。藝術家將照片重新編排和調色，隔著河流投影到對岸的高聳建築物，並量身打造光影效果，讓這些歷史照片再次「活」了起來，穿梭在街道上的群眾無不仰頭眺望，這既是一場戶外展覽，也是另一種向現實進擊的「現場電影」。

顛覆貧困

策展人Veton Nurkollari在訪談中提到，今年在影展期間，他看到了好多人的笑容，甚至更勝過往，每年他總會希望影展規模能再小一點，工作人員不用那麼辛苦，但最後規模卻仍越來越大，因為有太多有趣且想做的事。

然而，對這個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來說，或者對他來說，影展預算的不穩定永遠是最困擾的事。雖然已爭取到Pro Credit銀行連續13年的贊助，還有許多歐盟基金、外館、企業的支持，但他們總認為地方政府應該多贊助一些，畢竟這是一個屬於普里茲倫的重要節慶。

DokuFest每年的預算大概在30萬歐元（約1,100萬台幣）左右，但地方政府只補助了1萬歐元（約36萬），金額的多寡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官方對此活動的重視程度。DokuFest曾揣想，是否政府官員不曉得影展的重要性或影展在做什麼？也曾邀請官員來參加活動，但最終仍不了了之，甚至曾委託金融公司對DokuFest進行分析，評估影展對當地帶來多少經濟效益，答案是驚人的400萬至500萬歐元（約1億4,000至1億5,000萬台幣），餐廳、酒吧、交通、紀念品等等都是消費的一環，希望從經濟層面藉此說服政府，但政治的變動性、貪汙、輕忽藝文等等問題，都使得官員的承諾變得不可盡信。

除了舉辦DokuFest之外，團隊也在一年之間執行各種推廣和教育計畫，說明了影展並非只是煙火式的活動，連帶進行更多扎根和灑種的工作。從影展工作人員的年輕化，可看出DokuFest已經成功博得年輕人的認同感，這也是一個屬於「未來世代」的影展。

在預算限制下，DokuFest發展出自成一格的志工系統，Veton與部分團隊成員，早期有四、五年的時間也是以志工身分無償籌辦影展，如今DokuFest每年約有700位來自科索沃各地的年輕志工報名，經過徵選後留下約150名菁英，負責販賣商品、接待工作、管理戲院、活動執行、協助放映等工作，一方面對他們來說是學習的好機會，另一方面也為影展帶來源源不絕的正能量。像是來機場接機的小男生年僅17歲，而擔任評審接待統籌Ilir MEMAJ，四年前第一次以志工身分參加影展，如今他升上大四，已能獨當一面負責所有評審的行程與接待。

面對志工，Veton認為必須小心翼翼地呵護他們，特別是科索沃因為政治的關係，出國需要複雜的簽證流程，年輕人並沒有在歐洲自由旅行的權利（歐洲各國可免簽進入，但科索沃無法免簽進入歐洲其他國家），國內也沒有鐵路，參與影展能接觸到世界各國的影片與影人，就成為重要的文化交流經驗。DokuFest也在細節上去爭取志工們對地方、對影展的認同歸屬，像是透過「志工限定」的影展T恤，影展結束後所有志工的烤肉派對與大合照，照亮心中的榮耀感。

或許可以說，DokuFest令人欽佩之處，就在於面對種種限制時，總能無畏地去創造新的可能，影展也同樣關懷在地、關懷未來。這種顛覆貧困的精神，不只體現在節目與活動的策劃上，也隱含在各種執行的細節裡，讓人深深感動。

在頒獎典禮後，緊接著放映閉幕片，是焦點影人Travis Wilkerson的新作《Did You Wonder Who Fired the Gun?》。他也到台上致詞並說道：「DokuFest是一個有膽識、有勇氣、願意挑戰危險的影展，而這正是現今影展最缺乏的質地。」

九天的影展旅程，就在DokuNights的告別音樂會後告一段落。但這場「秀」並沒有結束，DokuFest宣佈從即日起，他們將發起群眾募資，投入古老戲院Lumbardhi的復興計畫。Lumbardhi戲院建立於1948年，曾是普里茲倫最重要的娛樂場所，承載了許多人一生中最美妙的回憶，但在戰後就停止營業，僅在影展期間臨時使用，這個計畫希望能為戲院重新整修，甚至添購DCP放映設備，以新面貌再次問世，成為未來的新天堂樂園。

而在關於「未來」的論述上，DokuFest還有一句：「Future Is Here, Give Me Back My Future, I’m So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