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的顏色：綠色小組30年

攝影：蔡明德

（為2016 TIDF「台灣切片│如果紀錄有顏色：綠色小組30週年」單元而寫）

綠色小組成立於1986年，結束於1990年，被認為是台灣解嚴前後最重要的非主流媒體，也是「行動主義」紀錄片的濫觴。雖然成軍僅短短四年，但其秉持「記錄、傳播、戰鬥」的使命，記錄下了台灣重要的社會運動，將自己定位為民間的媒體，對抗威權並傳播事件真相，成為一代人的啟蒙，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1986年，王智章、李三沖、傅島組成綠色小組；年底，發生「桃園機場事件」，被列為黑名單的許信良企圖闖關回台，引發萬人接機，綠色小組第一次以組織名義出擊，記錄現場情況，同時也拍到了軍警出動裝甲車、直升機，並以水柱沖散民眾；對比當時國營三家電視台（台視、中視、華視）新聞皆以暴民抹黑群眾，綠色小組透過錄影帶傳播出事件真相，在各地民進黨競選總部與人民集會上播放，戳破官方謊言，造成極大震撼，一戰成名。

1987年七月，台灣解嚴，該年發生的各種社會運動超過了1,835次，綠色小組持續記錄，議題包括環境、勞工、農民、學運、原住民、外省老兵、女性、選舉、政治改革等等。總的來說，抗爭性的社會運動是他們不斷記錄的母題，拍攝本身就是一種行動參與。   以往，綠色小組多被歸納到傳播領域，討論重心以影片主題、錄影帶拷貝發送、ENG聯盟（註1）、綠色電視台成立為主，肯定其突破主流媒體封鎖的傳播意義。但若放在紀錄片脈絡中，我們又該怎麼理解？


以家用攝影機記錄街頭運動

Panasonic的家用型攝影機M5，是為捕捉家庭美好時刻所開發的機型，當時成為綠色小組記錄社會的重要工具。而每當夜色昏暗時，沒有專業燈光設備的他們，總得克難地利用摩托車為身揹的多顆大電池充電，每顆燈光電池只能撐15分鐘，在瞬息萬變的現場，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是否會發生更值得記錄的事，於是開燈與否成為拍攝者的焦慮，畫面好壞成為其次。

這說明了綠色小組以「記錄為先」的影像美學，搶拍下這些畫面是極為重要的，因為這可能是唯一的影像資料，就像是許多影片中，那些長達數分鐘一鏡到底的演說，又或是警民第一線衝突、水柱噴灑的臨場畫面，所注重的是身體在場、現場目擊的見證性。 


誰的聲音

綠色的作品，多以「旁白」作為主述，進行說明和引導，事實上，這與官方新聞和政治宣傳片採取了同樣的方法，但綠色大多由拍攝者配音（以男性台語為主，少數為女性或國語，如《自由返鄉運動》），除了控訴黨國媒體的汙名化與掩蓋事實外，也會提到拍攝過程中的遭遇，正如其代表作《520事件》有一段衝突畫面突然沒有現場聲音，此時旁白補充：「這一段沒有聲音，因為我攝影機的麥克風也被警察打壞了。」  

不隱藏拍攝的過程和遭遇，說明了「記錄」是選擇後的結果，從來都不是客觀的，同時也進階地揭示，記錄這些被當權者禁止的反抗活動，是一種帶有「行動意識」的積極抵抗，是影像的行動，也是行動的影像。拍攝者與被攝者，都站在同一條船上。  

因此在《反五輕運動》中，是由當地人帶著綠色小組探訪氣爆受害者，並以打火機點燃被油汙滲透的井水，用科學精神實證汙染，李三沖在後勁蹲點整整一年，不僅是拍攝記錄，更參與了抗爭的策劃與組織；湯英伸事件行刑日當天，傅島從凌晨起在看守所外等候，陪伴湯爸與神父，拍下黎明時刻看守所內傳來令人心痛的槍聲；而在《勞動者戰歌（新光紡織關廠工人抗爭）》中，開頭的字卡更明確地寫著：「自然，本片為新光工人而作」。  

「自然」一詞，清楚地回答了紀錄片中常被質疑的立場與觀點，綠色小組不只是完成作品，記錄運動，不論議題為何，其精神是與弱勢人民站在一起。他們剪輯完成並曾公開放映的影片約有120卷，但有更多是純粹記錄，以攝影機陪伴，以影像致敬。


影像戰爭



綠色小組以「戰鬥」來比喻和官方電視台的對抗，傳遞真相是絕對重要的。對比新聞的偏頗作假與壓制人民聲音，綠色選擇在片中用極長的篇幅，大多一鏡到底，不論是演說或訪問，都讓人民能完整表述，並從中流露感情。
另一方面，在這場影像戰爭中，綠色轉化官方影像的敘事策略，加入了行動主義、調查控訴、人文關懷，而其使用的詞彙，也表現出堅決的意識形態。主流媒體稱呼「中正機場」、「中正紀念堂」、「暴民」、「陰謀叛亂」，綠色則以「桃園機場」、「中正廟」、「人民起義」、「街頭運動」反擊。

在這樣的攻防下，1998年，解嚴前後最大規模流血衝突的520農民運動，對綠色小組有重要意義。在混亂的現場中，雙方衝突不斷，警察攻擊民眾，而民眾甚至拆下了立法院的匾額，過程被綠色小組及另一小眾媒體第三映象拍了下來。

第三映象選擇將這些畫面放入片中，快速推出錄影帶，希望忠實呈現事件全貌；綠色小組則為了保護當事人，考慮到畫面中的人臉是清楚的，擔心影帶成為警方日後蒐證的工具，故選擇刪去這些畫面（其中運動參與者詹益樺在鄭南榕出殯當天自焚而死，綠色將他拆立院匾額的畫面放入《生死為台灣》片中作為紀念）。兩種版本引發爭論，最後第三映象全面回收已發行的錄影帶。

整起事件的核心，可視為是對紀錄片「真實」與「倫理」的辯證，究竟何種作法較接近真實？真實又是否比「人」來得重要？當我們把影片放回1980年代末，解嚴後的時空去理解時，外在條件已然說明一切。


紀錄的顏色



 1130桃園機場事件

這些思考與回溯，也是對台灣現代紀錄片起點的爬梳，1986年之前，影片製作權力屬於當權者與資本家，1986年之後，權力終於回歸到人民身上。時至今日，30年過去，紀錄片一向站在弱勢者立場，總與社會運動息息相關，強調主觀觀點、獨立精神、人文關懷、蹲點拍攝，這些看似自然的觀念，其實正來自綠色小組的實踐和精神。
 
換句話說，如果紀錄有顏色，「綠色」正是屬於台灣的基本色。   在威權崩解，已邁向民主的現代，回首過去不該只是感傷或讚嘆，藉由重新整理、播映綠色小組的影片，充分理解過去後，我們將得以清楚看見自己的模樣，擁有看見未來的能力。
 
正如王智章曾說的：「街頭上的悲憤、吶喊，淚水或歡笑雖然早已隨風飄逝，但現在這些紀錄畫面終將被呈現，讓人們得以穿越歷史的牆從中學習與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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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989年，應該年選舉成立ENG聯盟，試圖串聯各地拍攝社會運動的個人與組織，集結各地拍攝的影片進行剪接，再發送至全台各地播放，最終沒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