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語：「本『紀錄片』內容，若與『事實』有所出入，作者一概不予負責，請各位觀眾自行斟酌，是否需要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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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水雲》劇照，黃信堯提供。 |
「我1973年出生，小時候住在台南市，高中就讀於基督長老教會創辦的長榮中學。後來去台北念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夜間部、工作，一直到二十六、二十七歲的時候回到南部工作，接著去唸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所的時候，才又搬回來南部，住在官田。因為我們家沒有房子，2005年從南藝畢業之後，跟我爸媽討論在七股租一個房子，全家就搬到七股，定居至今。我家現在就我爸媽、我和一隻貓、一堆魚和幾隻青蛙。之前養了幾隻鵝，但被野狗咬死了……。」
接下來，黃信堯像是忘了這僅是此次訪談的第一個問題，開始漫談他的人生轉變，包括重考多次，年輕時參加過社會運動、環保團體，曾在泡沫紅茶店、傳播公司、政治圈工作過，也當過汽車銷售員、地下電台主持人，經濟狀況最慘時，曾欠下大筆的卡債，生活情形時好時壞。
說起載浮載沉的人生際遇，他的語調平緩而冷靜，偶爾還會挖苦自己，彷彿事不關己。關於過去，他沒有太多情緒，不覺得厭惡，也不覺得不堪。其實，他並非不認真面對生活，他只是想以自己的方式，尋找在社會上的定位與意義。這股無所依託、躁動漂泊的靈魂，一直到了遇見紀錄片，才像是找到棲身之所，稍稍安定下來。
追 求 自 由 的 種 子
還在就讀國小時，發生了一件令黃信堯終生難忘的事。他永遠記得那位老師的姓名、台灣國語的腔調，以及愛收禮物的習慣。當時台灣社會正在推行民主概念，校內開辦了小學市長的選舉，黃信堯依稀記得他最喜歡的政見——在校內蓋動物園。當時五年級每班都要推派一位候選人，在朝會時輪流對全校師生發表政見。
當時初次參與選舉的同學們對於投票沒有任何概念，只認為是一件好玩的事，趁著下課，大家開始起鬨，興奮地說要一起投廢票；投票日當天，校方各派兩位人員到每個班級監票，雖是無記名投票，但投票處沒有布幕遮掩，要看到圈選結果並不難。然而黃信堯和幾位同學就在選票上亂蓋章，開心地投下人生中第一張廢票。
隔天開票，班上推出的候選人以第二高票落選了。導師特別在最後一堂課，一一點名，把投廢票的同學全叫上台，痛罵他們是叛國賊、漢奸，連自己的同學都不支持，出社會一定會變成賣國賊、叛亂份子！
「對我而言，我覺得我只是拿章亂蓋而已，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情？大家放學了，我們就被留下來，站在講台上，我們都覺得莫名其妙。這件事情就一直留在我的腦海裡面，為什麼我要承受這個罪名？對我影響非常非常深。」黃信堯忿忿不平地說。
國中二年級，適逢陳水扁競選台南縣長落選，妻子吳淑珍因車禍下半身癱瘓，喧騰一時。下課時間，幾位同學貪玩，上台模仿起選舉開票的唱名情景，「陳水扁一票」、「李雅樵一票」，然後在黑板以粉筆畫上票數，沒料到，老師突然走進教室，懲處同學罰站，只因為黑板上陳水扁的票數較多。在國中高壓式的教育下，這份「心結」找不到答案，在他心中揮之不去。
這些在懵懂時期，因為自由表達而遭遇懲罰的經驗，使他一直對於「威權」有很大的恐懼和質疑，也在他心中播下了日後追求自由的種子。
高中聯考，他成績不好重考一年，最終成績仍不理想，進入台南市私立長榮中學就讀。這段時期所接觸到的人事物，更影響了他往後看待世界的方式。
高一，政府宣布解嚴，他碰上郭信賢、王永順兩位導師，他們是有名的異議人士，曾參與「新國家促進會」，也是國民黨的黑名單，時常到台北參加民主運動的遊行。在課堂上，他們會特別講述社會上正在發生的事件；另外，還有一位蕭福道牧師，他以台語傳福音，講道時特別強調「社會正義」的重要性，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發表意見。
這些老師的啟蒙，像是穹蒼中的恆星，為黃信堯指引了方向。他在政治威權與升學主義擠壓的縫隙中，找到喘息的空間，開始閱讀許多書籍刊物，進而了解台灣的歷史發展，開啟了他對政治、社會的關心。
晚上，他會獨自騎著腳踏車到選舉場合，去聽競選立法委員的洪奇昌、參與國大代表選舉的黃昭凱演講。他回憶道：「他們口才很好，會講很多故事是你知識以外的，例如：我們不要念書，我們只要當黑道就好了，就可以當民意代表、包工程、幹嘛幹嘛??。他就會舉很多例子，然後我們就會覺得，對啊！為什麼我們要這麼辛苦？為什麼我爸爸要那麼辛苦？是國民黨的人就不用那麼辛苦。」
在競選總部，黃信堯有了第一次觀賞紀錄片的經驗。那是極力想要突破政治禁忌的「綠色小組」（1986/10—1990/3）所拍攝的影片，內容多與反對運動有關，講述不公義的社會現狀，記錄許多現場衝突的實況，包括著名的《桃園機場事件》（1986）、《鹿港反杜邦運動》（1987）、《五二０農運》（1988）等等，每每播映總受到民眾的熱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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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信堯（左上二）與高中同學合照，《唬爛三小》，黃信堯提供。 |
「綠色小組」主要發起人為王智章，由李三沖、傅島、林信誼等人一起創辦，是台灣解嚴前，唯一有組織的反對派媒體。他們會透過簡單低成本的單機拍攝，挾著「眼見為憑」的精神，大量拷貝錄影帶，於運動現場或競選場合游擊式地販賣發送，散播社運訊息，希望能顛覆政府的官方說法，戳破主流媒體長期以來建構的虛假神話。這些影片，讓黃信堯經驗了許多難以想像的事情，內心無比震撼，對社會不公感到非常非常憤怒。
自此，黃信堯對讀死書感到厭煩，書本上的知識多與自己生長的土地無關，他成績越來越差，被轉調到後段班。新導師的風格非常保守，每次班會，黃信堯都會故意放砲，發表自己的看法，引來激烈的辯論，導師因而限制主題，不允許討論題目外的事，之後甚至直接取消班會，讓所有人閉嘴。
這些限制阻擋不了黃信堯想「說話」的慾望，他將憤世的心情轉為行動，每當台南有遊行時，他必定親身參與。對他而言，「表態」不只是理所當然的社會實踐，更是一種精神寄託，是生命價值存在的證明。
其實早從國中開始，他就覺得自己不是讀書的料，儘管再怎麼認真，花再多時間，課業成績還是不好，加上重考的陰霾，讓他逐漸產生一種被「否定」、「遺棄」的自卑感。孤僻的他不想待在家裡，對學校沒有歸屬感，常常一個人在外遊蕩，思考著該怎麼跟這世界相處，排解心中無以名狀的孤獨感。
黃信堯談到：「高一那時候，我都會去海邊看海，想像自己是貨輪上的船員，搭上一條船，跟你熟悉的地方說再見，到世界各地去，找一個沒有人認識的地方從頭開始，展開新的人生。」
大學聯考那年，他落榜了；隔年重考，在榜單上依然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又是一次打擊。升學沒有其他的路徑了，高中畢業的學歷實在沒有太多出路，只好參加北部的夜間部大專聯招，最後考取了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跟多數人相同，他也想到台北都市念書、工作、逐夢，但不同的是，「到了台北，我一定要參加社運團體，開始走街頭！」他說。
面對未來，喜歡拍照的黃信堯一直很想成為報導攝影記者，但相關雜誌卻一本一本陸續停刊。當時言論自由程度逐漸成熟，各種禁制漸漸開放，大環境漸漸轉變為媒體時代，特別是電視的興起，新聞與評論節目紛紛出籠，成為許多人憧憬的領域。
「那時候學校請很多電視記者來演講，他們很愛談自己如何搶到獨家，我對這種事情非常反感，記者不是有新聞倫理、專業知識嗎？難道只有獨家這件事情？所以後來我就對電視非常失望，我不想去電視台，否則那時候我們有一些學長，畢業沒幾年就可以跳槽到電視台當主管。」黃信堯對此很不滿。
失望的他，趁著白天的時間，尋找各種打工機會。
因為與社會運動結緣甚深，而民進黨跟社運團體的關係密切，黃信堯單純地認為要以政治運動來改變社會，於是投入選舉工作。曾開了整整兩個月的宣傳車、擔任市議員選舉助理、到民進黨聯合配票競選總部、台北市黨部等地方工作過。
後來社運慢慢轉型，民進黨也開始轉變，在某次幫市議員助選失利後，他沮喪萬分，懷疑投入政治的意義：「那時候桃園賄選非常嚴重，那個市議員原本以前也是環保聯盟的成員，他落選了，你都知道誰買票，可是買票的都當選，所以對基層選舉非常地失望，同時對民進黨也累積了很多的不滿。」
在政治被禁錮的年代，黃信堯一心只想著政治解放，那是他的首要目標；當政治稍稍鬆綁的同時，他才意識到，在政治之外，還有環保、人權、性別、教育、勞動等等值得關注的議題。
對大自然一直有著濃厚興趣的他，轉而將心力投入環境保護運動。大學時參加了多個環保、生態團體，包括環保聯盟、環境保護協會、荒野保護協會等等，此外，不只參與抗爭運動，他還擔任過地下電台主持人。其中，各團體常常會因主張不同，對同一事件採取不同立場，產生「人與自然」的激烈討論。黃信堯的多樣身份，使得他沒有絕對立場。在多方觀察和涉獵下，他明白並非所有事情都能以「唯一標準」去判斷是非對錯，學會以不同觀點來看待事件反而是更重要的。
他想起大三時加入荒野協會所認識的報導攝影家徐仁修，他的《不要跟我說再見．台灣》記錄十幾年來在經濟巨斧下受傷的大地，書寫出自己的知識與觀察，以另一個角度和視野觀看台灣；再加上過去觀看「綠色小組」紀錄片的經驗，以及大學時看過的紀錄片《月亮的小孩》。對於影像中的力量，他有了自己的想像，或許，很多事情不一定要倚靠群眾，也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達成。
大學念了六年的他思考著，那麼，到底應該怎麼做呢？
拿 攝 影 機 說 自 己 的 故 事 ！
1993年底，全景傳播工作室繼 1991年時針對大學生的紀錄片培訓活動「蕃薯計畫」後，準備舉辦更大規模的「紀錄片創作人才培育計畫」（1994），當時黃信堯是大學一年級的新生，他很想參加，打了電話去詢問，卻因為上課時間無法配合而作罷。1998年10月，全景的紀錄片培訓已成為常態的教育訓練活動，在國家資源的挹注下，發展出更成熟的「地方記錄攝影工作者訓練計畫」，就讀大五的黃信堯，懷抱著對政治和社運的失落，決心再試一次，同時，也報考台南藝術學院的音像紀錄研究所。
南藝紀錄所要求報考者須繳交紀錄片作品，這讓黃信堯非常苦惱。只會拍照的他突發奇想，先將照片轉為幻燈片，然後將它們一張張按照順序投影在布幕上，再把借來的 V8 攝影機對準布幕，自己則站在攝影機旁念口白，以旁白將靜態的圖像串連成故事，沒有剪接，一鏡到底，完成了一部介紹台北鶯歌鎮的小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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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信堯工作照，黃信堯提供。 |
黃信堯通過了南藝的筆試，但作品審查沒過，喪失口試資格而落榜。
他因家中經濟狀況不好，於是續讀大六，打工賺錢；而全景這方面，不需要繳交作品，他帶著企劃書，向面談委員詳細解釋拍攝題材與動機，最後順利錄取，和其他十七位北區學員，在新竹展開為期半年的紀錄片學習。黃信堯一方面覺得紀錄片或許具備改變社會的功能，能夠延續自己對社會的理想；另一方面，不會使用攝影機的他，其實心中早已有了很想說的故事。他記得南方電子報所主張的「做自己的媒體，唱自己的歌。」而他的想法是：「拿小攝影機，對抗大電視台；拿攝影機說自己的故事！」
那時，他的家鄉台南安順鹽場的鹽田即將廢棄，要改建成工業區，候鳥棲息的自然生態保護區也將被一切為二。工業發展與自然環境該如何平衡？未來將會如何？這是黃信堯很想拍攝的題目。
全景的課程嚴格且紮實，大致分為技術課與理論課，也有深度的創作討論，這對黃信堯來說是全新的學習。他先是學習紀錄片製作的基礎課程，包括：如何田野調查、如何與對象接觸、如何攝影、如何剪接、如何構成故事、如何坦誠面對自我，然後一邊展開拍攝。全景強調，技巧的傳授和作品是否完成都不是最重要的，重點在於拍攝過程的「陪伴」以及對「拍攝倫理」的要求。他們告誡學員一定要謹慎看待攝影機與紀錄片可能造成的影響，要保護被拍攝的對象，出了教室的門，千萬不要成為大家曾在教室內，苦苦批判的魔鬼。
課業的壓力與負擔很重，他南北奔波，週間拍片做作業，週末則回到教室來，與老師觀看毛帶，討論拍攝所遇到的問題。他全心全意投入，無暇做其他的工作，存款積蓄越來越少，只好變賣汽車、電腦等非必需品，生活一切從簡，日子辛苦而充實。半年多之後，他明白自己能力和時間都不足以處理原先構思的題目，因而割捨了難以表述的現象探討，加入了人物與心情，記錄科技工業區鹽田後代子民，等待遷村、拆遷補償的生活樣貌，完成了第一部紀錄片作品《鹽田欽仔》（1999）。
此時，他已經習得紀錄片製作的基礎能力，對紀錄片也有更多想像：「開始學習紀錄片，是因為有一股社會運動的動力，當初想像紀錄片是改變社會的工具。而到了全景學習的時候，就會覺得對紀錄片有一種不滿足，覺得紀錄片的形式應該有很多種；會想去南藝念，是想拓展自己的視野。」加上不適應都市生活，很想離開台北，大學畢業之後回到家鄉，決定再次以《鹽田欽仔》報考台南藝術學院。搬回台南後，等待放榜的日子原本百無聊賴。此時父親辛苦買的房子
卻因替朋友債務擔保而遭法院查封，黃信堯的父親原本該享受退休生活，突然間面臨了巨大債務壓力，被迫移地台東打工，加上母親工作的工廠無預警倒閉，家中經濟狀況頓時陷入慘境。為了兼顧生計及拍紀錄片的慾望，黃信堯當起了汽車業務員，單純覺得業務的工作時間較彈性，行動也比較自由，他想一邊工作，一邊趁著空檔繼續拍攝鹽田。但現實的情形是，他連續三個月一台車都沒賣出去，業績爛透了，不僅哪裡都不能去，薪水還被扣減。
正當生命陷入困頓時，好消息傳來，他錄取了南藝紀錄所！
他馬上辭去工作，想專心唸書。口試時，他已明確告訴教授，想記錄鹽田旁的紅樹林保護區，持續關注家鄉的狀況。當時紀錄所的學生在三年的學制內，每年都必須完成一部作品，一年級時，黃信堯選了曾是「綠色小組」一員的林信誼擔任指導老師。
談起師生關係，黃信堯說：「我會拿毛帶給他看，他也會拿綠色小組的片給我看。我們比較像朋友，一年級的時候，他讓我建立信心，對紀錄片、對自己有一些自信，讓我覺得自己可以拍片。綠色小組在那樣的時代，也都沒學過拍片，就是拿起攝影機，就這樣拍了，還因為這樣子影響了台灣，我覺得我應該也可以試試看。」
紀錄所並不教授攝影、剪接等等技術，但是有較多的理論科目，如紀錄片歷史與美學、政治經濟學等等，在課餘時間，學生得自己想辦法拍片。黃信堯對拍片的渴求非常強烈，但他既沒有存款，也沒有攝影機，只能向系所借拍片設備。所上提供的機型是Sony 的 VX-1000，拍攝帶一捲要價一百八十元，為了省錢買拍攝帶，他常常婉拒同學的吃飯邀約，連學校自助餐都不敢去，自己一個人窩在宿舍煮白麵條配罐頭。
上學期，他總共只拍了三捲帶子。
到了年底，黃信堯山窮水盡，再也撐不下去了，必須賺錢維生；林信誼對他說：「拍片很重要，但生活更重要，生活沒顧好，就不要拍片了。」在朋友的介紹下，他北上台北，到陳水扁參加總統大選的競選總部工作，一周工作七天，天天都有便當可以吃，還可以為扳倒國民黨盡一份心力。投票結果出爐後，陳水扁以39.7% 的得票率，成為台灣第一位政黨輪替的民選總統。黃信堯對朋友說：「任務結束！接下來就是看他們自己表現了。」他拿著辛苦賺來的錢，買了人生中第一台攝影機Sony DCRTRV900，然後回到學校拼命拍攝自己的影片。
「生活過不去，就沒辦法好好地創作，唯有讓你無慮，才能夠把心放在創作上。否則，明天我有沒有飯吃都不知道，我怎麼去想我的片子？」他這麼說。
之後黃信堯仍以環境運動為發想前提，將原本的構想稍做調整，鎖定台南四草的紅樹林保護協會。有趣的是，這群愛護土地的成員來自四面八方，有人擺地攤、有人賣鹹酥雞、有人打零工。他以從事養殖業的添仔為主角，描繪他們貼近土地的愛，完成了《添仔的海》（2000）。
作品完成後，縱然各方評價不錯，但黃信堯沒有自滿，他惦記著林信誼講過的話：「你片子拍不好沒有關係，甚至有沒有完成什麼，那個都是其次，要懂得適可而止。重點是你跟你的對象體（被拍攝者），還有不能對不起自己。」
瘋 子 拍 瘋 子
升上二年級，黃信堯決心要有一些突破，選了在全景任職的吳乙峰擔任指導老師。
吳乙峰是全景的發起人之一，拍攝過《月亮的小孩》（1990）、《李文淑與她的孩子》（1990）、《陳才根與他的鄰居》（1997）等知名紀錄片，也有豐富的製作、教學經驗。他的個性熱情、直率強勢，教學方向強調與拍攝對象之間的關係，以及創作者的內在心靈。
黃信堯說：「在學習紀錄片的時候要多接觸多探索，因為拍紀錄片不是只有一種方式。我覺得二年級已經比較成熟，可以跟吳乙峰對話，不會受到他太多影響，也可以訓練自己不要被他牽著走，那是我的企圖。我覺得當一個紀錄片導演很多時候腦袋必須要很清楚，和吳乙峰的對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訓練。」
上課時，吳乙峰問大家想拍什麼？黃信堯沒有明確的題目，他只想離開台南，挑戰自己，擔心環境太熟悉心態上會變得安逸，拍不出好作品。
大家一陣七嘴八舌後，開玩笑說：「柯賜海最近那麼紅，不然你去拍他好了。」黃信堯則露出無奈的表情。
結果，黃信堯總共換了四次題目。
原先，他想拍高雄「後勁反五輕運動」（1987—1990）的十年之後，但沒有科學根據，幾經考量只好放棄；後來他專注於桃園的 RCA 美商工廠事件（1970—1998），當地有一千多人罹癌，但無論他如何苦求，自救會會長都不願見面，不想將時間浪費在學生身上；接著他將題目轉向美濃興建小型焚化爐對環境的影響，但當地老農在訪談時都以客語回答，黃信堯完全聽不懂，備感挫折，再度放棄。
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他打電話向吳乙峰說明拍片狀況，決定去拍柯賜海。吳乙峰在電話那頭大笑不止！同學得知消息後，則說這是瘋子拍瘋子。
紀 錄 片 不 是 真 實 ？
柯賜海是個爭議人物，他飼養大批流浪狗，每天開車載著狗兒到處走，因為流浪狗問題，與政府周旋了好幾年。他砸錢請人組成了一支電話部隊，在短時間內同時、密集地撥電話到公務機關，癱瘓電話線路，包括總統府、防檢局、立委辦公室等等都曾受害。這份強傲十足的「狂人」形象，令黃信堯感到好奇，他想去探索這個人，到底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面對這麼一位特殊的拍攝對象，吳乙峰向黃信堯推薦日本導演原一男（Hara Kazuo）的作品《怒祭戰友魂》（ The Emperor’s Naked Army Marches,1987）。這部影片講述一位參與太平洋戰爭的退伍軍人奧崎謙三，長年以激進手段，要求天皇必須為戰爭的創傷負責，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這位強悍的主角甚至挑釁與脅迫原一男，直接挑戰導演的權力與地位，在雙方你來我往的激烈僵持中，終於發現隱藏在戰爭歷史中的重大秘辛。
某種程度上，《怒祭戰友魂》講的是導演如何面對一個極端強勢的對象。原一男沒有退讓，他以「搏鬥」形容和被拍攝者之間的互動，他曾說：「紀錄片應該去探索人們不想探知的事情，把事物從陰暗中拿取出來……，就因為我是一個創作者，確切無誤地有欲望去涉足一個我不受歡迎的、他人的隱私世界，然後拽出點什麼東西來，把它暴露在敞亮的日光下，即便只是一兩件小事。這種影片方式和那種開始拍攝前預先得到對方許可，然後和拍攝對象討論來討論去是大相逕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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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賜海開始舉牌，《多格威斯麵》，黃信堯提供。 |
與柯賜海碰面後，黃信堯上了他的車，試圖解釋自己不是記者，而是研究生要完成學校作業，會長期來拍，可是他不聽也不在意，依然故我。
黃信堯與他沒有太多互動，就這樣陸續拍了幾次，從早到晚像個小跟班在一旁側拍。許多媒體記者見狀，以為黃信堯是柯賜海請來專門拍攝歌功頌德影片的人，紛紛表示不屑，排擠嗆聲，冷嘲熱諷。
黃信堯沒有一一辯解，僅是將這些過程紀錄下來。
拍了不到一個月，2000年12月，柯賜海因「妨礙新聞採訪」而被拘提，遭新聞業者封殺，被釋放後突然與媒體達成和解，不再鬧場，他於是成為「舉牌達人」，媒體教導他靜靜地站在不知情的受訪者身後舉牌表達訴求。一個異議份子，在短時間內竟被媒體收編，甚至成為接通告的媒體紅人。黃信堯一度擔心自己的拍攝題目又消失了，非常緊張，誰都無法預期的是，一趟奇幻的旅程居然就此展開。
他發現自己對柯賜海其實不感興趣，遂將攝影機轉了方向，探索圍繞柯賜海開始舉牌，《多格威斯麵》，黃信堯提供。在柯賜海周圍的媒體、記者、警察、社會生態。
2001年5月，黃信堯因為學校交片期限已到，先將這些歷程初剪成《多格威斯麵》（Dog with Man）。在學校偌大的放映廳內公映，大家邊看邊笑，在幽默的氣氛中進行激烈討論。黃信堯隱約覺得，似乎還有一些想法模糊不清；2001年9月，他交了一個新版本給學校，學期製作也已有了成績分數，甚至已經開始進行畢業製作的提案，但對他而言，過程中仍有很多困惑，這趟旅程並不完整。
為了對自己負責，他決定繼續拍下去。《多格威斯麵》於是跟著時間一起「長大」，黃信堯重新剪接，加入了更多素材與想法，讓影片更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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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格威斯麵》劇照，黃信堯提供 |
一直到2002年1月，柯賜海已變身為媒體明星，成為風靡全國的知名人物，上遍談話性節目，還到各大學巡迴演講，學生爭著要跟他拍照留念！
他的談吐、個性、風格，已和當初完全不同。得知拍攝對象有這麼大的轉折，朋友張益贍對黃信堯說：「當所有攝影機都不理柯賜海時，你就有存在的必要；當所有攝影機都在拍柯賜海時，就是你該離開的時候。」這令他開始思考影片內容與形式的問題，紀錄片的存在意義和獨有性是什麼呢？
他在《多格威斯麵》中刻意模仿布袋戲的誇張腔調，以第一人稱的台語旁白做為主要敘事，講述故事經過並陳述自己的心情，使得影片詼諧好笑。更特別的是，他在片頭加上警語：
「本『紀錄片』內容，若與『事實』有所出入，作者一概不予負責，請各位觀眾自行斟酌，是否需要觀看。」
在拍攝過程中，除了新聞媒體的沉淪內幕被狠狠地披露之外，對於柯賜海，黃信堯更體驗到了「真實」與「虛構」的難題。
「很多片子喜歡使用訪談，可是訪談對柯賜海沒有用，是找不到真相的。面對不同人，他會有完全不同的說法，所以你會去想，關於訪談的真實與虛構到底是什麼？柯賜海在鏡頭前是表演？還是真情？我不知道。」他說。
面對柯賜海，面對以「真」為訴求的新聞媒體，雙重關係的加乘，讓在一旁側拍的黃信堯感到混亂、筋疲力盡，他的攝影機脆弱的無能為力，找不到辦法辨別真假。「真實」這份被認為是紀錄片裡最核心的價值，在他心中漸漸鬆動。雖然，紀錄片從來就不是客觀的表述，誰拿起攝影機，誰就掌握了主控權與詮釋權。
他說：「我覺得紀錄片不是真實，而是一種再創造。所以我在一開始就強調這個片子跟真實有所出入，我也希望觀眾不要相信我的片子，除了片頭提醒之外，也決定用布袋戲的談法。以前的旁白都是字正腔圓，為了說服觀眾，但我希望讓觀眾產生懷疑。」
除了虛構與真實的課題，看著柯賜海向媒體靠攏，一點一滴改變，黃信堯也轉而反省自己，到底為什麼要拍這部影片。片尾，他向柯賜海提問：「你可曾想過我也有在利用你？」柯賜海回答：「沒有，不太可能。你來拍的時候……」可是，黃信堯確實這樣想過。
為 什 麼 要 拍 紀 錄 片 ？
在拍攝《多格威斯麵》期間，黃信堯常常與同學辯論著紀錄片的意義。同學主張紀錄片是改變社會的工具，紀錄片應該具有社會運動的功能，說黃信堯參加了這麼多社會運動，現在卻背棄了這些東西；黃信堯的思考是，紀錄片的社會運動功能，不是與生俱來的，不是在開拍之前紀錄片就擁有這樣的功能，而是片子完成後的發酵。片子完成後的命運，不是導演能決定的。
對於運動者與創作者的身分問題，黃信堯也有自己的看法：「你如果要參與社會運動，你就參與社會運動，你如果要拍紀錄片，你就拍紀錄片。我覺得，除非你很厲害，否則你只能選擇一個位置，不然兩個都做不好。我覺得我一定做不好，所以我選擇當紀錄片導演。當紀錄片導演有時候你要很冷眼地站在旁邊拍你的這些朋友們，那很殘酷，可是因為你選擇了那個位置，對我而言是這個樣子。唯有這樣，我才能夠全心對我的紀錄片負責。」
拍紀錄片總有某些原因：想講一個故事，想記錄一段歷史，想呈現某人的命運。無論如何，都不是只為了想拍而拍。
2001年9月起，作品雖然交給學校了，但黃信堯仍感到很迷惘，他逢人就問：「為什麼要拍紀錄片？」這也是他最常自問的問題。對他而言，拍紀錄片是為了延續對政治、環境運動的理想！可是《多格威斯麵》的拍攝心情並不支持這個論點，理念與心中真實的感覺產生矛盾。
每天起床直到入眠，他苦思不解「為什麼要拍紀錄片？」就這樣連續好幾個月，日思夜想，還特別去參加紀錄片放映的場合向專業者請教，但都得不到滿意的答案。直到某天，他帶著同樣的問題遇到全景的陳亮丰，這是他們這段期間的第二次碰面。
「啊堯（口部的「啊」是黃信堯的堅持用法），你怎麼還在想這個問題，你還搞不清楚嗎？很多事情推到源頭只是一片混沌。」陳亮丰笑著對他說。沒有答案，並不意味著問題是無意義的；經過思考而找不到答案，與沒有思考就這麼回答，是不同的兩件事，重要的是這段自我思索的過程。
黃信堯想了一想，或許可以找一個正當答案來回應問題，可是這個答案真的是我要的嗎？既然無論有沒有一個明確答案的意義都不大，他決定不再想這個問題，但他對紀錄片的想法已不同了。
2002年正值台北電影節徵件，黃信堯想起許多學長姊都曾在影展中大放異彩，一舉成名，他也想嘗嘗成名的滋味。他急忙將片子剪完，趕在一月截止日期前寄出影片；隔天，他陷入深深的自責與懊悔，自己竟然為了參展而拍片。他馬上去電向主辦單位說想要撤片，但對方表示報名已成立，無法撤銷。
黃信堯一直問自己，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事：「我真的是這麼想要得獎，而剪了這支片子嗎？那時真的非常痛恨自己做這件事情，覺得自己做錯了。後來公佈我沒有入圍，心中的大石頭才放下。我也因為這件事情，對於為什麼要拍紀錄片這個問題，心中有了一個自己的答案，也就是說，拍片這件事情是為自己，不是為任何人的、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我只是想講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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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格威斯麵》劇照，黃信堯提供。 |
回到剪接台上，黃信堯重新梳理自己的思緒，誠實地面對自己，繼續將影片完成，心中原本模糊的想法逐漸清晰。拍柯賜海讓他省思到，唯有把紀錄片當成一個創作的時候，才會全心全意地去面對它。不同於過去對社會的憤世嫉俗，他似乎在紀錄片創作中，找到了一種與現實共存的方法和態度，並且創造了一個可供自己遁避的迷人小世界。透過調侃與自嘲，他將既嚴肅又荒謬的現實幻化為可一笑置之的黑色喜劇，其中真正隱含的，則是他對這個社會的悲觀詮釋。
在《多格威斯麵》裡，不僅可以看到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總維持著刻意的距離，反映了導演的自覺，更可以看見媒體的力量是如何形塑、吸納、異化一個異議份子。這些現象在片中兩種角度的對照，主流媒體上、紀錄片鏡頭下，顯得更加警世與諷刺。
《多格威斯麵》正式完成之後，入圍了2002年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黃信堯沒有太多喜悅和激情。為了拍攝這部片，他已間接地完成一段與自我毫無保留的對話，有沒有入圍都無所謂了。
世 界 和 人 生 一 樣 ， 一 切 都 是 唬 爛 三 小
「你會看不起他們對生命的等待嗎？」
「不會啊！每個人有自己的命運。」──《唬爛三小》（2005）
2002到2004年，黃信堯一直為生活所逼，對生命有很多想法和困惑，在賺錢與拍片之間掙扎。三十歲那年，高中死黨有的結婚了、有的工作、有的失業，大家的生活起起落落，彷彿即將邁向人生的不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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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時期的黃信堯（左一）與好友，《唬爛三小》，黃信堯提供。 |
「我永遠不會忘記2003年的7月，我剩下67元。吃了一整個星期院子裡長出來的絲瓜和之前加油站送的白米，整個星期都在吃素。我把絲瓜切一半，一半煮湯一半熱炒，給我自己兩道菜。白米裡的米蟲是我唯一的動物性蛋白質。」黃信堯說。
他接了一些拍攝案，但都拿不到頭期款，自己得先墊錢，又沒簽約，工作毫無保障。身上沒有太多錢的他，只好藉助「信用卡」。當時騎機車金額太小不能刷卡，為了刷卡付錢，他只好「被迫」開車。十幾萬的卡債因為高額利息而滾積成二、三十萬，黃信堯慌了。他放下學業，先到花蓮幫忙選舉，然後還擔任民進黨「二二八百萬人民手牽手」的企劃負責人，之後再到公關公司上班。總算，把卡債全都還清了。
2005年是黃信堯研究所生涯的第六年，依照規定，也是最後一年了。他做好時程規劃，工作到 2004年最後一天，然後便回台南剪接畢業作品。這次，他選了張照堂擔任指導老師，決定以高中同學們這幾年來的變化為題材，希望將這封影像信寄給他已出國的朋友，影片以他們的口頭禪為名：《唬爛三小》。
在被老師放棄的高中時期，同儕間的互相取暖是大家能撐過來最重要的動力，這份情誼有著無可取代的真摯單純。自高中起，他們常常會約在台南的「自在軒」茶坊，肆意「練肖話」、「卡唬爛」，混上一整天；十年之後，這群經歷過多次大學重考的高中好友們，紛紛從大學畢業、當兵退伍，正值壯少年華，大家還是約在同一個地點，互相挖苦，說著言不及義的垃圾話然後哈哈大笑。
大家初出社會的影像，就這樣被剛剛開始學習紀錄片的黃信堯拍了下來。最初，黃信堯拿著從全景出借的攝影機對準他們，會刻意嘗試zoomin、zoom out、對焦、光圈等各種功能，彼此間親密、不矯做的行為對話，在沒有特別目的的狀況下被記錄下來。至於，到底拍這些要做什麼？黃信堯其實也不曉得。
隨著不同時期對紀錄片的思考，他拿的攝影機機型也都不同，這群朋友成為他「實驗」各種影像語法的練習對象。他會刻意把攝影機貼近臉龐，造成被拍攝者的壓迫感，想表現攝影機的暴力特質；也會請朋友在攝影機前，重新演一遍剛剛所發生的事情，企圖探討紀錄片「再現真實」與「虛構」間的關係；他甚至邊拍邊拿起識別證在朋友的大臉旁擺動，想取代後製時鑲貼在螢幕上的字卡，以淡出淡入的人工效果來介紹朋友。《唬爛三小》等於是黃信堯拍攝紀錄片的里程碑，是對紀錄片思考的總整理。
從1998年到2005年，黃信堯一直斷斷續續記錄著這群同學，從玩世不恭到認命安份，從中學畢業歷經而立之年，念（考）大學、畢業、當兵、退伍、工作、負債、結婚、出國等等，每個人不同的際遇體現了人生無常，以及同一世代面臨時代變化的衝擊。
黃信堯以「時間」為依據，多線交織這些年來大家生活的情景，透過「寫信」的形式，以生活化的台語旁白向已出國的友人報告大夥近況。瑣碎看似無意義的生命片段，就如同散落各方的拼圖，在黃信堯認真地撿拾下，一塊塊地拼湊出生命全貌的輪廓與厚度。
片中有許多令人玩味的片段。兩人看上同一雙皮鞋，相互爭執又互相禮讓，最後付了訂金，才發現鞋早已被別人訂走；自在軒茶坊搬遷，卻只搬到隔壁幾步之遙；一天從早到晚在自在軒聚會五次，每次都點同樣的大杯綠茶。人生被現實逼迫著長大，生命是百無聊賴的重覆等待，而荒謬早已悄悄地溜進了每個人的生活。
「在拍攝他們的同時，我覺得也藉此找尋自我，不能說是人生的答案，而是人生的方向；你如果問我對這世界的看法，我會跟你說，世界和人生一樣，一切都是唬爛三小。」黃信堯說。
這類日記電影（diary movie）通常由大量隨意的片段所組成，那些嘻鬧、捉弄、悲傷、不捨，只對故事的主人翁們有著特殊意義。換句話說，在沒有以溝通為前提的基礎下，一般觀眾很難進入這樣的情境。
然而，《唬爛三小》的動人在於，黃信堯不只將創作視為一種情緒宣洩，更重要的，透過貼身的個人角度和語彙，他將這些私人情緒與記憶「轉化」為具溝通性的事件，並在「命運／死亡」的母題下，以輕挑戲謔的態度，令生命中最負面難堪的遭遇、沉重的殘酷話題，成為一幕幕荒謬的人生劇本，揮霍奢侈，充滿傷感。
像是他將1998年初學拍片，與好友在自在軒抽菸喝茶的鏡頭，安插在影片的收尾。漫天大雨，落下的雨水形成漩渦，滾滾地流進下水溝裡，時光像雨水般的流逝，而記憶再也抵擋不住滿天的雨點。攝影機接著拍下路邊的火爐，而下個鏡頭則接到2002年某個儀式中的火爐。不同的鏡位，同樣的物品，竟不可思議地串起了時間與空間，人事已非，生命一瞬，而記憶再怎麼樣也只能是記憶。
黃信堯的創作才華在此展露無遺，這部以極低成本完成的影片，充滿著一種專屬於台灣文化的獨特氣味，片中角色如此即身，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是他們也可以是我們。生命虛無，存在似乎沒有積極的意義，這部向失意者致敬，深情款款的《唬爛三小》，揭露了黃信堯對生命的灰色看法。
影片完成後入圍了南方影展，他邀請了同學及他們的家人來看首映，想把影片獻給他們，這是他拍攝《唬爛三小》最大的心願。映後，觀眾掌聲響起，黃信堯站在台前向大家致謝，看著觀眾席上那些熟悉的臉孔，他頓時百感交集，痛哭流淚。
「人生的變化難以想像，但我很開心我可以看著自己的作品，去回味那段自己經歷過的人生，不論它是如何地晦暗不明，挫折不遂，那都是我的記憶。」他用這部影片向自己的青春歲月告別。
《唬爛三小》獲得了南方影展和金穗獎的最佳紀錄片，並受邀參加南非德班影展，隨著播映機會越來越多，觀眾的反應讓他有了另一層反省。
他舉了日本導演北野武（Takeshi Kitano）的《性愛狂想曲》（GettingAny, 1994）為例：「大家都認為這是部喜劇，我卻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悲傷的故事，男主角是個窮光蛋，接受了主流價值建構的各種夢想，但無論怎麼努力都沒辦法達成，最後變成蒼蠅，還吃大便。」
《唬爛三小》中也有類似的情節，黃信堯將同學最落魄的一面，赤裸裸地放在影片中。他希望講述每個人都有夢想，但當夢想沒辦法達成時，那種人生失去意義，走入絕境的殘酷；但有些觀眾卻喜愛評判片中的人物，把一切當作笑話看，誤解了原意。他不禁感到遺憾，覺得自己似乎擷取了朋友的靈魂來完成影片，可是這部片對他們一點幫助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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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唬爛三小》劇照，黃信堯提供。 |
「紀錄片的精采，有時候往往來自於被攝者的不堪。這不只是指《唬爛三小》，也指許多紀錄片。」他說。
拍攝紀錄片最大的難題是，沒有人曉得自己是否有權利去逼視和拍攝他人的眼淚。那種跨入禁區而產生的揪心痛楚，往往引來道德的責難，成為我們害怕與逃避的理由。
「有時候你拍人物，其實是談人類中更廣大的問題，只是你用小個體去談群體。把人家的不堪放在觀眾面前，雖然可以讓影片很精彩，但我覺得紀錄片不需要做到這種程度；或許，不用拍的那麼深刻，也可以用別種方法來談這些問題，像我很喜歡的德國導演荷索（Werner Herzog）的《冰旅紀事》（Encounters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2008），他訪問了很多人，但這些人都不生動。他把每個人的片面拼湊起來，去談一個更大的問題，雖然不容易，但可以做得到，我覺得應該往這個方向去自我考驗。」黃信堯說。
我 希 望 我 們 被 尊 重 ，是 因 為 我 們 的 作 品 ， 而 不 是 因 為 我 們 拍 紀 錄 片
對於紀錄片創作，黃信堯一直有著許多想法和熱情，但他的生活情況始終沒有太大改善。從南藝畢業之後，他偶爾做一些與拍片無關的工作，但更多時間則待在家裡，不往外跑就不會花錢，和父親兩人坐在沙發上看電視轉播的棒球賽；看著擺在一旁的攝影機毫無用武之地，他打算放棄紀錄片了，甚至將自己辛苦存錢買的攝影機Sony DSR-PD170轉賣給朋友。2006年年底，正當萬念俱灰的時候，黃信堯接到紀錄片導演楊力州與蔡崇隆的電話，希望邀請他加入紀錄片工會。他大感意外，浪蕩心情彷彿被撫慰了，沒想到還有人在乎自己，加入工會後，當選了常務理事，重新投入紀錄片的領域裡。
也因為加入紀錄片工會，黃信堯在各方的推薦牽線之下，接下了璞園建設公司的委託拍攝案「樸建築」，這是他極少數以拍片為工作的機會。副董事長張晃魁不只給予這個案子充足的預算，更在一年多的合作過程中不時關心、鼓勵黃信堯發展自己的才華，激勵他的自信。
這份關懷與尊重，黃信堯一直銘記在心。
在紀錄片的路上最徬徨無助時，生命中的貴人一個個適時出現，令他非常感激。而他也沒有忘記楊力州曾說過的話：「觀眾都覺得拍紀錄片很辛苦，所以很尊重紀錄片工作者，但我希望我們被尊重，是因為我們的作品，而不是因為我們拍紀錄片。」
新 的 視 角 交 錯 出 讚 頌 大 地 的 影 像 詩 篇
《唬爛三小》之後，黃信堯偶爾接點商業拍攝案，偶爾到影展打工，偶爾拍拍紀錄短片，工作有一搭沒一搭。
2009年年初，南方影像學會向雲林縣政府提了五部紀錄短片的企劃案「南方．好雲林」，黃信堯負責其中一部，「淹水」與「消失」是他的企劃案主軸，他想拍年年淹大水的口湖鄉。只不過，對官方而言，紀錄片並不具備城市行銷或觀光導覽的性質，企劃案裡的主題內容，大多都隱含了雲林的負面形象。
令人意外的是，文化處竟同意了，評委胡文淵還要他們加油努力！除了必須以雲林為主題外，沒有其他限制，給予創作者極大的發揮空間。處長張益贍認為，唯有紀錄片人家才會願意看，希望透過紀錄片讓大家真正認識雲林。
此時黃信堯因「樸建築」的委託案累積了一些本錢，自己已經好幾年沒有創作了，或許可以趁著這段暫無後顧之憂的時間，不把這案子視為賺錢的工作，而當成創作作品的機會。他決定，投入所有的心力。
某日，黃信堯開車從七股到口湖，準備勘景，進行田野調查。他打開車門，發現濕地風景就在腳下，震懾於這個「低於海平面」地方的奇特景色，心想：為什麼我們對身處的土地會這麼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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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水雲》劇照，黃信堯提供。 |
百年來，口湖鄉被認為是個窮山惡水的鄉下僻壤，每當下大雨，口湖就會被大水包覆，地層下陷，成為一片水鄉澤國。這裡世世代代的人與水共生共存，人們就像是植物，植物有根，離不開自己的土地，待不慣異鄉的泥土，逃脫不出宿命的糾纏。
黃信堯說：「如果拍一部片，講說地層下陷有多恐怖，問題是怎樣造成的，這樣別人可能不想看。我就想要拍一部是你很累、精神不佳的時候也可以看的片，就當作風景看。我把自己想成外來者，用觀光客的心態來看、觀察口湖，其實用心看的話，會發現口湖一些影像和台灣許多地方完全不同，別的地方看不到，我希望表達出這個。其實口湖鄉民的困擾不輸地震、水災災民，但我也不是要去說他們生活多悲慘，就只是讓他們的生活如實讓大家看到。」
每每踏進口湖，黃信堯彷彿聽到大自然在對他呼喚。順著這種直覺，他因地制宜，划行獨木舟拍攝淹水時自然環境的水中即景；颱風來時，他將攝影機架在車上，捕捉樹草因風雨舞曳的身姿，精準地傳遞大自然帶給他的感動。
他同時思考著人與自然的關係，希望以不同觀點來看待「水患」。影片分為「土的消失」、「水的困擾」、「雲的生活」、「雨的飛翔」四個篇章。前三章著重水如何影響人的生活，有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奇特現象，包括工作、信仰（撿骨）、居住、交通等等；最後一章則以大自然觀點出發，強調淹大水後，水鳥的回歸與自然生息。
黃信堯將影片取名為《帶水雲》，雲有雲林的意思，也指天上的雲，水則是從雲而來。他說：「水的意象，對我來說是一種毀滅，也是一種重生。」兩種觀點的交錯，像是對觀眾拋出自己的疑惑，一旦以不同角度思考，「水患」就不該只被單向視為災害，它更像是一種有機功能，促進自然韻律的循環，對人類來說雖是苦痛，但同時復甦了環境，水鳥願意歸來棲息。
就如同蓋亞假說（Gaia hypothesis）的概念，地球是一個生命有機體，具有自我調節的能力，在各種生命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之下，能使得地球適合生命持續的生存與發展。
在不同篇幅的命題之下，《帶水雲》以獨特視角和風格化的影像，表現了自然、人類、動物間的苦難輪迴，在悲觀中隱含新生的力量，充滿哲思，生生不息，彷彿一篇讚頌大地美麗與哀愁的詩篇。事實上，這也是黃信堯所有作品中，最積極樂觀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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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水雲》劇照，黃信堯提供。 |
《帶水雲》不只有了觀點上的突破，也思考著影像和聲音上的創新。紀錄片不一定非得具備佐證式的影像或具體故事，它可以是概念的發想，感情的抒發，現實的重組。受到電影《機械世界》（Koyaanisqatsi, 1982）與《鵬程千萬里》（Winged Migration, 2001）的影響，黃信堯決定收斂旁白，沉穩語調，捨棄訪談，僅透過影像與音樂，營造出他心中那個荒謬又詭譎的口湖風景。
「在口湖鄉做田野調查時，覺得這邊非常有影像感，那時候我就提出，不要訪問和旁白，只有影像跟音樂。對我而言，不拍人物也是一個嘗試，我想要做做看。後來，當然還是有加一些訪問跟旁白，因為我自己的能力並不夠……或者是說形式上並不完整。在拍攝的過程，我跟我的對象體是萍水相逢，可能是彼此對話一段，然後就各自離開，我記不住你是誰，你記不住我是誰，你在我的影片短短地出現，觀眾也記不住你是誰，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我們彼此遺忘對方，觀眾也只記得說那是撈水菜的阿伯、那是收文蛤的阿嬤，我覺得這樣子就好。因為《唬爛三小》對我的影響很深，我沒有辦法再去follow人物。」他說。
對黃信堯來說，這是全新的工作模式。他找了蔡之今擔任製片，幫忙拍攝、收音，蔡瓊文擔任配樂、溫子捷擔任聲音指導，四人一起工作，討論聲音、配樂該如何與影像配合。由於台灣大部分紀錄片不太重視「聲音」，溫子捷義務地幫忙收音、混音，大家在過程中磨合想法，黃信堯體會到聲音專業的重要性，以及專業環節上的許多細節。
他的「導演」角色，也從早期單打獨鬥、導演一人全都包的獨立工作，走往專業導向、攜手合作，成為必須溝通、協調不同專業分工的統合者。這是從《帶水雲》學到的寶貴經驗。
黃信堯說：「《帶水雲》對我來講算是一個滿重要的分水嶺，得雙年展評審團獎的時候，李中旺跟我講說這部片子要記上一筆，大概有史以來台灣公部門，只有這一次會支持這種片子，之前沒有，之後也比較不會有，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
確實，影片也獲得了非常好的迴響，雲林縣政府出版的 DVD 供不應求，再版了好幾次；《帶水雲》更獲得2010年金穗獎最佳紀錄片、地方誌影展首獎、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的台灣獎評審團特別獎，入圍了巴西環境國際影展（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Environmental Film and Video）、倫敦國際紀錄片影展（Londo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與伊朗、法國等十多個國際影展。
黃信堯說：「拍紀錄片賺不到錢，唯一的好處就是可以出國看看。」因為《帶水雲》，黃信堯有了出國參展的機會，一圓他年輕時想到世界各地看看的夢想。
沉 沒 之 島 沒 有 沉
2009年8月，台灣經歷五十年來最大的水患，莫拉克颱風帶來了驚人雨量，引發了淹水、山崩、土石流，南台灣遭受重創，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幾乎滅村，數百人慘遭活埋。
紀錄片導演龍男．以撒克．凡亞思剛從美國完成學業，看著災情新聞播報，呆坐在電視機前，越看越焦慮煩躁，覺得應該要用紀錄片做一些較具反省意義的事。他隨即找來了黃信堯與馬躍．比吼兩位導演，拋出「傷痛之島．影像發聲」的概念，自願擔任監製，負責籌資與策劃，希望以紀錄片長期追蹤八八風災，留下影像紀錄，讓台灣能找到和天災共處的方法。
黃信堯對八八風災有自己的想法，他認為天災不是意外，不該被當成單一事件看待，大部分災難的肇因是相仿相通的，其中隱含著台灣深層的結構問題，環境的廣義定義，就是人生存的空間，與人們的文化態度、價值觀息息相關。若要真正反省，就應該從根本著手！
他們開始討論題材、製作規模。龍男先提出「不要把紀錄片做小」的想法，希望影片完成後能在國際上販售版權，有所回收，而不是一開始就以公益或賠錢的概念去拍攝。黃信堯很認同，也因為《帶水雲》的經驗，他希望能拉高製作規格，以 HD 高畫質規格器材拍攝，並有完整的收音、聲音設計等前後製細節。
「我們看國外的紀錄片作品都非常精緻、細膩，我覺得我們也可以做得到，只是我們沒有去做。我跟製作人兼錄音師蔡之今說，我們也可以做到跟外國紀錄片一樣好。我們有一套收音器材，一定會另外收音，在聲音處理上比較細緻，有混音、配樂、聲音設計，盡量把它做好。只要我們去撐開空間，就會有人持續投入、被發掘。否則的話，我們一直仰賴Discovery、國家地理頻道，沒有自己的故事，還是在講外國人想聽的故事，我覺得那很可惜。」黃信堯的眼神異常堅定。
他將故事焦點鎖定在台灣的友邦，南太平洋的小小島國吐瓦魯（Tuvalu）。這個國家在哥本哈根氣候變遷高峰會議中被多次提及，被認為可能是五十年後全球第一個沉沒的島嶼，在災難將至的預告下，他們的人民和政府該如何面對？黃信堯想著，或許，這些經驗可做為台灣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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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劇照，韶光電影提供。 |
出發前，他做了許多研究，大部分的報導都是「救救吐瓦魯」，在談沉沒的問題，選用一些災情嚴重的照片，貧苦、蠻荒、落後成了黃信堯對吐瓦魯的印象。他特地帶了兩台攝影機以防萬一，做好萬全準備，以悲憤的心情出發，準備去拍攝很多充滿張力的苦難畫面。
到了當地之後，他幾乎不敢置信！現實與想像竟然完全不同。吐瓦魯風光明媚，在藍天、碧海、椰子樹圍繞下，海平面看不出上升，當地人不介意沉沒之說，生活也不見得辛苦，大家悠哉度日，開開心心。
「完蛋了，怎麼辦？」原先的拍片計畫完全不可行。接下來的三個禮拜，黃信堯不斷地修正拍攝方向，他和蔡之今採集當地居民的訪談、觀光客的說法、援助組織的痕跡、自然景色與人工垃圾， 還有當地的音樂和聲音，然後開始反省自己的所思所為。
「我看了很多媒體報導，寫吐瓦魯多麼嚴重，但去到當地，卻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那麼，在這些地方，有發言權的人是誰？有詮釋權的人是誰？我們去拍這個要被海水淹沒的地方，拍了這些故事，花了這麼多心力，也製造了這麼多二氧化碳，最後這部片子的目的是什麼？我們到底要追求什麼？」
這層深刻自省，讓原先自以為是的念頭顯得滑稽。在紀錄片工作中，司空見慣的方式是將攝影機鏡頭「對外（朝向他人）」拍攝，使用訪談，引用數據資料，採取旁白，以客觀角度佐證論點，但這一切都不該是理所當然的。
黃信堯的「反思」就像是把犀利的手術刀，先是從外而內，再由內而外，支解了「製造真實的模式」以及「真實的假像」。他重新思考訪談的對象、台灣與吐瓦魯的關係、說故事的方式與影片形式。
回台灣後，他先將自己的想法很仔細地書寫成腳本，然後交給剪接師確認影片架構，接著撰寫旁白台詞，一邊剪接、一邊補拍台灣的畫面，再加入動畫與調光。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他不斷與監製龍男、製作人兼錄音師蔡之今、剪接師李宜蓁、動畫師肯特、配樂溫子捷、奇奕果錄音室、影片顧問張益贍討論。身為導演，他在過程中吸收新知，不一定全盤接受所有建議，但必須仔細思量。最後，他歸納眾人意見，決定以自己的角度述說這趟旅程，加入台語旁白。
黃信堯說：「我本來想要用訪問的方式去探索真相，但真相是什麼？身為紀錄片工作者，如果一味地依賴訪問去調查真相，那會落入另外一個圈套。在這個過程中，我不斷反省自己所走過的路。為什麼我要用自己的旁白？很多紀錄片工作者會找專家說出自己想講的話，但同樣一句話，為什麼換成米老鼠來講就沒有說服力？有沒有說服力是建立在頭銜上的，所以我不找專家，我自己講。不論對錯，都是我自己的觀察，觀眾要不要相信，可以自己決定，但至少我不是企圖找教授來發言，讓觀眾相信我。我覺得拍片也是反省自己，不能用這麼容易的方式去解決一切。」
在片中，他以退為進，用自嘲的語氣，說出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思考的軌跡，加入大量吐瓦魯與台灣的對比，種種指涉，最終都指向唯一的「根源」──自己與土地。
對黃信堯而言，這意味著，自省是創作的源頭。
他將這部片取名為《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注音符號ㄕㄣˇㄇㄟˊ標明了特殊念法，希望大家扔棄慣有思維，嘗試以不同的觀點來看事件，不要先入為主。英文片名 Taivalu 則是 Taiwan 與 Tuvalu（吐瓦魯）的複合字，暗指台灣的處境；更有意思的是，若把片名倒過來念，就成了「島之沒沈」。反向思考，才能穿透表相，看見真正的涵義──「島沒有沉（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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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劇照，韶光電影提供。 |
黃信堯說：「我一直覺得，讓觀眾對於我的紀錄片保持一定程度的懷疑是一件好事。」
《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推出後，入圍了2011年台北電影節，評審們肯定片中的反思觀點與睿智批判，還有處理真實影像獨特不凡的能力，影片一舉獲得最佳紀錄片與不分類百萬首獎。
在頒獎典禮上，當頒獎人揭曉謎底，說出得獎的是《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時，龍男非常緊張驚訝，黃信堯則沉穩淡定，兩人緩緩走上台前，露出靦腆的笑容，一一向大家致謝。
「得獎只是一時的，開心一個晚上就好，因為隔天還要工作；得獎的好處就是，以後在工作上，比較有和廠商談條件的空間，呵呵。」原來，黃信堯想的是這個。
荒 謬 世 界 自 我 解 嘲
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黃信堯總是非常節制地使用攝影機，無一例外，越是不知道要拍什麼，越是感到焦慮，他就越不拍。他寧願懊悔自己「沒拍到」，也不願意全都錄，唯有這樣，才能將教訓銘記於心，避免下次再犯。
不輕易開機是對自己的試煉，代表著創作者在混雜的現場中，仍能保持敏銳的視角及判斷能力，不會被事件牽著走。這種挑戰精神，正如他所說：「我想自我挑戰，每次拍同樣的片子是很無聊的事情。紀錄片對我而言，是創作的媒介，不是謀財的工具，我希望讓紀錄片能夠更純粹，討生活仍有許多其它的方式。」
回顧黃信堯的創作歷程，他總給自己設下不同的難題，逼自己走入創作的絕境，用盡全身的力氣投入其中。雖然各部作品的主題大不相同，「荒謬」卻是它們的共通之處：《多格威斯麵》記錄了荒謬的社會，《唬爛三小》回顧了荒謬的人生，《帶水雲》臨摹出荒謬的地方，《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則凸顯了荒謬的現象。
當然，世間絕非事事荒謬，但黃信堯的獨樹一格在於，他總是能以自己獨特的眼光，挖掘出深藏平靜表面之下的特殊事物。他因生命經歷而生的消極人生觀，與師法德國哲學家尼采的悲觀哲學，正是他凝視這個世界最重要的視角。
他以淡淡的口吻說：「人生就是一齣悲劇，但是我們不能成為尼采口中的超人，你能怎麼辦？人生該怎麼面對？世界玩弄你，你就只能嘲笑世界。人生沒有出口，所以就一笑置之。」
對社會的憤怒不滿，對人生夢想的追求不遂，對鄉土的關懷惜愛，對環境的省思重視，在黃信堯的荒謬世界裡，成為一則則教人發噱的古怪笑話，但褪去這層黑色幽默的外殼，他所投注的濃烈情感，充滿包容與理解，映射成為他逐部作品的堅定內在，無比嚴肅，異常認真，冷眼而情深。
談起紀錄片，黃信堯沒有遠大的夢想或責任，他說每部片都有自己的命格，強求不來。他只想做好自己，用攝影機去探究自己感興趣的題目，在影像中找到自己的歸屬和滿足。創作無須設限，自由自在。
「選擇成為影像自耕農，蟄居島嶼的西南方，在靠海的鄉間，不靠海的村裡，帶著海味的空氣，涵養鹽份的土壤。我不是鹽份地帶的文學家，沒有懷鄉憂民的人道精神，只是個住在七股的自耕農，借用影像謀生活。」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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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曾芷筠報導（2011），＜反省之後，沉沒以前：訪《沈沒之島》導演黃信堯、監製龍男＞，《放映週報》。
●張景泓、蔡崇隆訪問（2011），〈深度訪談黃信堯〉，《國家相簿生產者——紀錄片從業人員訪談研究與分析》研究計畫，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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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信堯提供 |
作品年表：
《鹽田欽仔》（1999）
《添仔的海》（2000）
《多格威斯麵》（2002）
《唬爛三小》（2005）
《台中九個九》（2006）
《洋裝─我們的衣服從哪裡來》（2008）
《帶水雲》（2009）
《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2011）
《阿里八八》（2012）
《北將七》（製作中）
也鼓勵男女之間發展純友誼，不是自由戀愛，而是互相友愛，然後造成功的中和機車免留車造成一種愛而不贏的觀念，會不會太理想化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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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修道院士的免留車深度工作時間安排。嗯嗯什麼叫修道院士啊，什麼意思？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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