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在台灣已經走過很多階段:議題的突破、形式的開發、設備的更新外,還有設立專業系所、人才培力、舉辦影展、巡迴推廣,成立工會等。然而一直要到2009 年底,才在蔡崇隆導演的帶領下,完成《愛恨情愁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這本以問答形式為主的專書,讓
我們在影片的分析評論之外,聆聽到12 位創作者許多不為人知的心路歷程與紀錄探索,有趣的是同時也凸顯了提問者(大多是當時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的學生)對於紀錄片種種大哉問的好奇、質疑,真確反映出台灣紀錄片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的自省與對話。
我曉得紀錄片工會的第一本書,出得很辛苦。因此得知第二本《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得以順利出版,不由興奮(這表示還有再續的可能)。與首作最大的不同,是這本新書不再是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呈現,而是加以改寫。對我來講,這兩種形式並無優劣之分,一如紀錄片手法可以百家爭鳴。問題是:由誰來寫?他必須具備良好的文筆,又要深入瞭解台灣紀錄片的發展脈絡,而且我認為,他對投入這項計畫的熱情與理想要遠比他的學位資歷還來得重要!
林木材確實是最佳人選。他雖然年輕,但絕非紀錄片領域的生手。他在台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的碩士論文寫的就是《台灣紀錄片的發展與變貌(1990-2005 年)》,也擔任過2010 台灣紀錄片雙年展的影展統籌;但這些可能都不如他自2008 年起持續籌畫的「新生一號出口」紀錄片映演加座談、以及持續更久的紀錄片評論書寫,更能證明他的專注。
正因如此,《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的可讀性就不只是導演們的開誠布公或訪問者的打破沙鍋,還包含了一個評論者的觀察角度。
例如他描述黃信堯的作品:
《唬爛三小》的動人在於,黃信堯不只將創作視為一種情緒宣洩,更重要的,透過貼身的個人角度和語彙,他將這些私人情緒與記憶「轉化」為具溝通性的事件,並在「命運/死亡」的母題下,以輕挑戲謔的態度,令生命中最負面難堪的遭遇、沉重的殘酷話題,成為一幕幕荒謬的人生劇本,揮霍奢侈,充滿傷感。
對於曾文珍的《我的回家作業》,他說道:
這是部獨一無二的紀錄片,外在條件上,具備了「作業」與「作品」的雙重身份;內在條件則是唯有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對彼此都充滿「愛」,才可能誕生的作品。
林木材寫陳亮丰的那篇文字,則宛若平行剪;,穿梭在她以行政身份投入「全景」紀錄片人才培訓的經歷與感動,以及在九二一地震後改以導演角色參與、記錄的心得。通篇讀來,有如一場合作接力、多重辯證的回顧與反省:
紀錄片就是這樣的一種東西,隨著不同創作者而生的獨立視角、理解方式,讓這個世界有著無窮的變化與面貌,不斷解構人的慣態思想、固有觀念,即便是堅定有自信者,也不得不謙卑,學習包容與理解。
而以《不能戳的秘密》驚動朝野的李惠仁,在「驚爆內幕」之外,還具備什麼紀錄特質?他回推到《睜開左眼》:
《睜開左眼》無疑是部反省力十足的作品,構築起「故事」的影像素材包括動畫(小綠人的隱喻)、跟拍畫面、資料影像、自我演出,這部關於影像記錄者的紀錄片,甚至還帶點「後設」(meta)技巧。...不會大刀一揮否定一切,仍呈現了人性中的辛酸與無奈,保有一絲寄望,隱含著淡淡的哀傷與失落。《睜開左眼》雖是批判的,但仍是敦厚的。
對於莊益增、顏蘭權叫好又叫座的《無米樂》,他除了詳細道出兩位導演紀錄角度的變遷始末,也在這部動人的作品看到一些隱憂:
值得肯定的是,《無米樂》成功跳脫出小眾的窠臼,讓更多人能接觸與認識紀錄片,但種種現象背後所隱含的,恐怕是在現代社會中,人與土地的真實距離早已越來越遙遠。
除了流暢好讀,字裡行間還有熱情但清晰的評價,既是他回應給受訪導演的誠懇,更展現其寫作態度的標準。這些見解自可接受檢視,你無須全盤照收,卻無法否認它們能夠刺激台灣紀錄片的再思。
而教我忍不住想再問下去的是,這本書只寫了五組導演,卻有一半以上遭遇過自我表達卻被懲罰的經驗。是曾經封閉威權的時代擠壓出他們更大的質疑能量,還是敏銳易感的心靈開發了紀錄探索的觸角?從叛逆到寬大,從批判到自省,所有看似巧遇的生命彎流,到頭來卻成了凝聚創作藍圖的必經。這當中的每一次選擇,雖然從他們口中都是輕輕托出,其實對很多人而言都是沈重的難題。
觀看,感受,同情,啟動。是創作者按下機器開關的步驟,還是觀賞者被作品影響的階段呢?用文字去記錄紀錄片工作者,應該也是這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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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天祥,資深影評人
《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新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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