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田和弘（Soda Kazuhiro）的《和平》（Peace）

今年（2011）的四月，我參加了瑞士真實影展。過去這個影展在歐洲所著名的，除了播放許多優秀、高品質的紀錄片之外，另一個特色，其實是能在這裡看見不少獨具特色的亞洲紀錄片。但這個特點，在新策展人上任之後顯然有了變化。我在翻遍了影展手冊之後，發現唯一的亞洲紀錄片，被安排在國際競賽單元中，正是日本導演想田和弘（Soda Kazuhiro）的最新作品《和平》（Peace, 2011）。

對台灣觀眾來說，想田和弘應不是個過於陌生的名字。他的第一部紀錄長片《山內先生的選舉戰》（另譯《完全選舉手冊》，Campaign, 2007）記錄了自己過去的同學山內和彥被自民黨提名，投入了日本市議員補選的真實情形，他優秀的觀察和創造能力，讓這場赤裸裸的選戰深刻反映了日本民主選舉文化的世態炎涼，帶點苦澀荒謬又不乏反思，推出後在國際間獲得很高的評價，公共電視、高雄電影節也都曾播映過；2008年他完成第二部作品《精神》（Mental, 2008），這次他拍攝一家精神病診所，記錄下醫師與不同病患間的各種對話，不只挑戰了「正常」與「非正常」的定義和藩籬，影片的核心更聚集在「多數」對於「少數」，社會的包容力與無形暴力之間，讓人反省自身。《精神》是部充滿豐富層次與強大反省力的作品，在許多國際影展中獲獎連連，包括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想田和弘也成為最受國際矚目的日本新生代紀錄片導演。

想田和弘堅持「觀察映畫」（observational film）的概念，事實上有點類似所謂的「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的風格，但不同的是，他並不刻意地保持客觀或隱藏自己，反而是緊跟著事件主人翁，適時地發問應對，在不干擾對方的情況下，捕捉下自己感興趣的畫面。他曾說：「電影應該有多重意義。某些人認定的真相，對別人來說也許是最大的謊言；當自我跑了出來，作品便會變得沒趣，要壓制自我的干擾，觀察是最佳方法。」

另外有趣的是，他從不在拍攝前做任何田野調查或討論，更不會事先設定題目，反而總是在拍攝現場才憑藉著自己的直覺和喜好去捕捉畫面。他說：「我想傳遞的不是知識，而是把自己的經驗以影像再現，把經驗本身傳達給觀眾。」而從前兩部作品中便可看出他驚人的組織能力，他總是能從毫不起眼的事件中捕捉蛛絲馬跡，然後再彷彿蜘蛛吐絲般，從那些看似隨意的影像中一絲一絲地構築起細節，讓彼此交會產生關聯並賦予它們意義，慢慢織築起一面複雜卻精密的網絡，接著拉高視野和開放性，讓人能夠思考並洞悉事物的全貌。

他的前兩部作品完全是出自於自己的意願所拍，但2010年完成的《和平》卻沒有延續這個慣例。

2009年南韓的DMZ紀錄片影展邀請了四位亞洲導演，想田和弘是其中一位，贊助了他們各一萬美金，希望他們能各完成一部與「和平／共存」有關的影片。DMZ紀錄片影展是在2008年創立的，DMZ意即「非軍事區」（Demilitarized Zone），舉辦地正是在南北韓交界的坡州市（Paju），「和平與溝通」是這個影展成立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原先想田和弘並不想接下這份工作，因為題目太巨大了，他也沒有時間進行拍攝。後來有次他回到妻子位在日本岡山縣的娘家，發現岳父都會固定餵食流浪貓，而這群貓也形成了非常奇特的社群生態，這讓他靈機一動，也許他可以拍攝一部有關有「貓的社群」的影片來講述和平與共存，於是紀錄片的拍攝工作便開始了。

但無論怎麼看，《和平》都不能說是部關於貓的紀錄片。

影片之初，想田和弘記錄了已退休的岳父、岳母每天的生活（片中並沒有透露他們的關係）。這對高齡夫婦靠著自己的力量與政府微薄的贊助從事著社會服務工作，每天都要花上幾乎一整天的時間，自己開車去幫助行動不便的老人、殘障者和獨居者，餵食他們吃飯，帶他們出遊與看病，定時照料他們的生活，許多時候更要自己倒貼金錢。《和平》花了很長的篇幅呈現他們的作為，並拍攝他們和受助者的互動。

其中有位年邁的老先生身體不好，但卻仍喜愛抽煙，一問之下才發現他曾是軍人，並參與過二次戰爭，他細細講述著自己從軍的回憶，然後抽起煙來；老夫婦忙完之後回到家，岳父無奈地表示，與其倚靠不可信任的政府，不如靠自己的力量，然後接著在庭院餵食那群流浪貓，而岳母卻在廚房嘮叨著不該餵食野貓，這種舉動很令人頭疼；而那一大群的流浪貓中，有隻總愛來偷食物、黑白毛色的外來貓，只要牠一經過，其他的貓咪們便會豎起背上的毛，咬牙切齒群起怒視著牠。這三份主要事件在想田和弘的持續記錄和神奇編織下，產生了奇妙的對比和甜美的意義。

老夫婦們的日復一日慈善工作，漸漸暴露出社會安養制度的差勁，其中有一段是收音機放送著政治人物暢談社會保障制度的演說，這段話對於近乎犧牲奉獻自己的老夫婦來說，無疑是非常諷刺的，但岳母聽完卻也沒什麼反應；年邁的老先生曾參與過殘酷血腥的戰爭，但導演卻不經意發現，他抽的煙的牌子竟叫做「PEACE」，如今的他似乎安泰坦然，然後鏡頭給了煙包一個大特寫；本來不受到其他貓咪歡迎的黑白貓，在時間的催化下，也漸漸被其他貓咪所接受，和睦地相處著，茁壯的成貓會離開社群，把食物讓給幼小的貓，原本不給他人撫摸的貓隻，卻也變得溫馴可親。

隨著影片的推進，想田和弘將這三層事件疊合在一起，每往前進展一層，就更明白事物的相對性，以及人心的寬度和自然關係／規律的奧妙。直到最後一層，就在那一瞬間，像是在影片中所有隱晦不易見的抗議、抱怨、仇恨、不堪、排擠、自私等等負面的情緒或心情，居然一一在這些微小的事物中，在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間的和諧共存關係中昇華化解了，《和平》彷彿揭露了一種生活／生命的日常性和真諦，不在於妥協或勉強，而是根植於寧靜與平和的內在狀態。某種程度上，這令人想起《無米樂》中崑濱伯所說的：「耕田就是坐『禪』」，皆捕捉到了一種敦厚、篤定的哲學態度；導演更說，岳父的世界觀讓他對於「和平共存」有了新的體會。

記得在瑞士真實影展時，看了許多歐美的大製作影片，他們都將題目和焦點設定在戰爭、貧窮、弱勢等重大的全球／社會議題。因此當《和平》播映時，許多觀眾像是嘖嘖稱奇似的，非常讚賞這部紀錄片由小見大的哲思層次，不僅讓人對導演的創作能力感到驚嘆，更讓人明白所謂「創作」之於紀錄片的重要性。

座談時想田和弘提到日本發生了罕見的大地震，造成了許多悲劇，為此他曾質疑自己拍攝紀錄片的意義，但後來想想，紀錄片導演的職責就是應把作品和大家分享，而且《和平》這部影片很適合給災後的日本觀眾觀賞，希望幫助他們找回相互幫助的力量。

以上是在我參加影展時腦海中所殘存的感想和記憶。倒是想田和弘說過一段很意思的話，回應了許多觀眾總是執著於導演對於影片的安排和看法，認為那些畫面總是有所謂唯一意義可言的。他說：「導演就像是投手，但觀眾不是捕手，而是打擊者，他們應該以自己喜愛的任何方式去揮棒擊球。」（The director is like the pitcher, whereas the audience is not the catcher but the batter – they may hit the ball any way they like.）

假如紀錄片正被認為是捕捉了「真實」，捕捉了「日常生活」時，那麼意義的本身，應該就存在於我們的生活週遭。只是，我們真能夠從生活中去發現這些嗎？看完《和平》之後，我開始這樣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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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南方週末影展今年（2011）將會有想田和弘的專題，他本人也將來台，敬請把握機會。愛貓的朋友也請別錯過這部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