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影‧人生‧夢: 獨特的存在：記2011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本文刊於2011年11月cue電影生活誌

1989年創立的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兩年舉辦一次，是亞洲第一個國際性紀錄片活動。第一屆舉辦時，國際競賽類雖有四、五百部作品投件，但最終卻沒有任何一部亞洲紀錄片入圍。這個現象讓影展重要的推手小川紳介導演驚覺亞洲紀錄片在質量和設置環境上的許多障礙。於是在該年影展，他邀集了亞洲各國重要的獨紀錄片創作者到山形齊聚一堂，舉行了「亞洲論壇」並且發表了「亞洲電影宣言」，認為堅持獨立表達社會和個人意見的紀錄片，對當下和未來世代都有著無可估量的價值！他同時強調：「山形影展的『亞洲的場所』，並不是單純尋找出資人的場所，而是我們把自己對電影的意志進行交流和交換的場所。」

小川紳介是山形影展最重要的精神領袖，他曾紀錄日本70年代最重要的社會運動事件「三里塚（成田機場）抗爭事件」，1974年起，帶領著團隊自三里塚遷居日本最貧瘠的山形牧野村，以苦行和共同生活的方式拍攝「稻米文化」以及農民的紀錄片，十幾年以之為家，直到逝世（1992）為止。他的紀錄片哲學和實踐，受到許多人的敬重和崇拜。

因而從第二屆起，為了鼓勵和發掘更多優秀的亞洲紀錄片，山形影展創立了「亞洲單元」。在小川逝世後，為了紀念他，便將亞洲類首獎的名稱定為「小川紳介獎」，許多人都將此視為一種莫大的殊榮。

獨立精神

這些典故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山形影展的調性。現下商業性影展越來越多，甚至許多大型的紀錄片影展也開始了挑選大製作影片，爭奪首映權，擁有創投、市場展等等活動，但這樣的浪潮卻始終不曾影響山形影展。彷彿從創立之初就堅持至今，初衷不曾動搖，仍致力於發掘有潛力的創作者與作品，只挑選具有挑戰和實驗精神的作品，往年他們甚至曾推出東西德紀錄片、大東亞共榮圈影像、科學劇院、二次戰後影像等頗具意義的專題，今年則是回顧戰後60年代電視紀錄片曾帶給日本人重要影響的「我的電視」，討論311地震後問題的「Cinema with Us」，以及「古巴紀錄片」單元。

這讓山形影展有著獨樹一格的品味。作為被稱為亞洲最重要、最大的紀錄片影展，其核心價值始終不變是相當難得的，但這卻也引來了另一問題，曾是影展的直屬單位的山形市政府無法理解，認為影展應該要有越多觀眾參與越好，而不是曲高和寡。對此，曾任策展人的矢野和之先生表示：「影展這樣的活動，其重要性不在於人數的多寡，而在於給人留下的影響。」

換言之，在地性與國際性如何平衡？政府期待與獨立精神該怎麼並存？其實是山形在2007年前最大的難題。2007年之後，政府由於財政缺口恐怕無法繼續支持，意味著影展可能會停辦。這讓影展工作人員非常擔心，好險最終找到解套方式，成立了山形影展專屬NPO組織，脫離了市政府（但大部份預算仍來自於政府），並開始進行許多在地扎根工作，像是在山形影展紀錄片圖書館每週都有紀錄片的播映，影展自2007年起所創立的「Films About Yamamgata」單元也是由在地人策劃的，專門選映跟山形有關的各種紀錄片。

得獎結果

今年是山形影展的第12屆，播映的影片數量創下新高，共有12個單元，超過了240部影片（其中約有80部短片）。國際競賽共有1078部作品投件，亞洲新力單元則有705部，令人遺憾的是，上屆（2009）和這屆，都沒有台灣紀錄片能夠進入這兩個單元。

今年唯一跟台灣較有關的，是曾在台藝大畢業的馬來西亞學生吳康豪（Nova Goh），他的作品《赤道雨》（The Red Rain on the Equator）入選了亞洲單元，以家庭電影的方式，慢慢帶出馬來西亞過去曾經的歷史，有一群華人因信仰共產主義，就像隔世隔絕般，在叢林裡組成軍隊並生存了數十年。直到時代全都改變了，這個團體才慢慢崩解，成員們才紛紛以自己的方式適應現代生活。導演收集到了當時他們在叢林裡生活的許多資料畫面，配上文學性的旁白，讓影片有著極大的能量。

獲得小川紳介獎的則是中國導演顧桃的《雨果的假期》（Yuguo and His Mother），以蒙古的少數民族顎溫克族為對象，記錄一位喜歡酗酒並以畜養羚羊為業的母親，和在外地求學每三年必須跋涉三千公里才能回家一次的孩子間的故事。兩人的接觸和互動非常動人美麗，大自然與人的真情在影像中相互輝映，甜美的不可思議。這部片事實上是顧桃拍攝顎溫克人的第二部曲，顧桃目前也正在拍攝下一部作品，他在紀錄片中努力、觀察力和持續力，是獲獎的重要因素。

而國際競賽類中，智利大導演Patricio Guzmán的《Nostalgia for the Light 》則是一部大格局的影片，透過天文、考古等各種隱喻，以哀傷卻不悲情的方式，深情地挖掘出智利史上政治迫害的悲劇事件，獲得了市長獎；而日本導演平野勝之的作品《監督失格》則在觀眾間引起了許多迴響，他過去曾從事A片拍攝工作，進而愛上一位女優並開始交往，後來縱然分手了，但仍保持友好關係，直到有一天，女優突然自殺身亡，平野勝之完全無法面對這個悲劇，直到多年之後，他才鼓起勇氣以自拍的方式，重新回去面對自己深愛的女友自殺身亡的事實，讓許多觀眾深深震撼，並為之感動。

而某些曾在台灣紀錄片雙年展播映過的影片，也在山形獲得佳績。像是伊朗紀錄片《廚房心事》（Iranian Cookbook）和《阿敏的樂章》（Amin），瑞士紀錄片《一個女人與五本大象》（The Woman with the 5 Elephants）也都有獲得獎項。

回到一圈

此次最特別的單元，應該是「回到一圈：日台紀錄片導演的12年後」。起因於1999年是台灣紀錄片在山形影展最風光的時候，共有12部作品放映，但如今卻越來越少，趨近於零。這個單元邀請當年參加山形的日本導演與台灣導演，包括吳乙峰、羅興階、王秀齡、楊力州、朱詩倩、吳耀東、陳俊志、蕭菊貞一起回憶當年，談談他們這次回到「山形」的感覺。並將當年與現在的作品一起播映。

從這個單元裡，可以看出台灣紀錄片的變化。策展人藤剛朝子說：「和『製作精良』與『結構均衡』的作品相比，我們更偏愛那些雖有破綻卻是只有作者本人才做得出來的、雖是原石卻能感覺到光芒的作品。…大略而言，台灣作品變得成熟，商業上穩定的、精良的製作增多，看不到富有野心的作品了。也許是技術和器材進步了的緣故，給人的印象是影像和手法沒有緊張感、創作安於主題先行的狀態。」這說明了台灣紀錄片「進步」的環境狀態，但相對來說，像是被某種框架限制住了似的，在創作上失去了更多生猛的活力和可能性。

作為亞洲紀錄片的「家」，山形影展從不只是一個電影節，他們發自內心關心亞洲紀錄片的發展，落實了交流的真正意義，替亞洲留下重要的紀錄片資料。與許多大型影展相比，山形影展是顯得如此獨特和紮實。那樣的真心、堅持、大方與認真，將是山形影展歷久不衰的魅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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