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影‧人生‧夢: 《賽德克‧巴萊─太陽旗》：人的真義

「唯有藉著生命的冒險，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終於，魏德聖這份懷抱了12年的夢想總算實現了，投入了無數的心血和金錢，在外界喻他為勇敢夢想家的同時，其中竟含藏著如此多的磨難與酸楚。一想起這些，坐在戲院的我開始有點忐忑，深怕期望越高失落越深。直到影片第一幕映入眼簾，是賽德克族人打獵山豬的動作戲。我在心裡暗自嘀咕：「哇，這就是《賽德克‧巴萊》呀！」盡是一份彷彿見證了大事件的參與心情。

山豬被嚇得喪膽而逃，終究難逃一死，賽德克族人們則滿是驕傲與自信；隨即，影片開始交代台灣當時的歷史，甲午戰爭、馬關條約、日本佔領台灣。接著烏合之眾的漢人民兵突襲日軍失敗，落魄地成為囚車裡的俘虜在街上遊示，此時鏡頭刻意特寫一隻黑豬從土溝中幽幽溜過。同樣是豬，同樣是人，在兩種情境下，卻已開始有著截然不同的位階與命運，不只暗示日本對台灣來說是個舊有文化秩序的闖入破壞者，更點明了影片最重要的命題「人的尊嚴」。

日本人統治台灣後，覬覦著山林裡的自然資產，也挾帶著不可一世的自大自傲，說要「理蕃」，要「文明化」野蠻民族，利用武力、脅迫、污辱、利誘等各種方式強迫他者在精神上就範，不尊重他人的結果導致了文化的衝突，這是許多壯烈悲劇的始端，也是真實歷史「霧社事件」的史實，即《賽德克‧巴萊》的改編根據。

做為一部以「真實事件」改編的影片，導演魏德聖多次提到希望盡可能忠於史實。只是，假若這是一段大家都知曉的歷史，那麼拍成電影的必要性是什麼？如果我們並不認識這段歷史，以電影來書寫歷史真能夠詳細忠實嗎？

「霧社事件」在過去黨國時期的教科書上，很簡易地被歸為「抗日」，原住民因不滿日本人長期的霸凌侵占，憤而群起反抗，領袖莫那魯道也成為了「抗日英雄」。值得慶幸的是，這個距今僅八十年的歷史事件，在許多文史工作者的努力下，隨著資訊的開放流通，早已有了許多詳細的口述和記載，不同的觀點使得歷史的各種面向慢慢地被還原，事件（抗暴）、人物（去英雄化）都回到了最原本的模樣。

作為一種複雜的藝術綜合體，劇情電影的產出，總受限於各種條件（商業因素尤其）的權衡，特別當衝突發生時，操作邏輯往往以一種相對（善惡對立）的方式為基調，好人相對於壞人，英雄相對於歹徒，最終再由某種價值勝出。商業電影（commercial film）在剪接敘事上更總是採取最具張力、最便利（但往往並非最全面）的方式傳達。

但魏德聖卻說：「我一直希望透過電影，讓所有人認識這塊土地。」

花了七億台幣製作的《賽德克‧巴萊》當然不會是一部歷史教育片（education film），因此在優先順序上，創作勢必先於史實，就算是拍攝紀錄片，如何詮釋，採取什麼觀點，形式手法為何，都是創作者的權責。有趣的是，《賽》也沒有採用商業電影的既定套路，無論是歷史脈絡的成因，各民族間的情仇淵源，賽德克族的世界觀與特殊文化，都透過對話、動作場面，與多段的舞蹈吟唱，以極大篇幅陳述著絲絲細節。

硬是塞入這些情節固然使影片的節奏忽快忽慢，比重稍嫌混亂，但文化的生命力正來自於活在其中的「人」，依照他人原本的樣子去認識他，認知其獨特的個人性，讓他人依照自己的本然去生長和發展，這份「尊重」彷彿正是魏德聖的創作選擇，這與「賽德克‧巴萊」意指真正的人的概念緊緊相扣。很顯然地，這是一部忠於史實的電影，也是一部意圖讓更多人能認識自己的作品。

賽德克族人在與日本人共處二十年後，縱然仍保有一定的傳統文化習慣，但語言、習俗、價值觀都有了重大改變。在生活上，許多與日本人的的摩擦令年輕族人感到不悅，他們更受夠了被奴役的生活，三番兩次希望領袖莫那魯道能同意「出草」（獵人頭），但莫那魯道深知一旦出草，將會引來滅族之禍，日本人船堅砲利，人數比濁水溪的石頭還多。

然而，在過去「出草」對賽德克族來說，不只是平息民族間紛爭的普遍方法，也是男性族人能否接受紋面，累積聲望，成為「賽德克‧巴萊」的關卡，如此一來死後的靈魂才能跨越彩虹橋，回到Gaya（祖靈之家）。也就是說，沒有了「出草」傳統的賽德克族就如同失根的人，生命將始終是殘缺的。此時，又一次因為文化隔閡而引起了衝突，族人們的憤恨情緒高漲，莫那魯道也決心一搏，他在溪邊與流著賽德克族的血，卻從小接受日式教育的花崗一郎展開了一場真誠的沉重辯論─「你死後是要進日本人的神社，還是賽德克的祖靈之家？」、「賽德克巴萊可以輸去身體，但是一定要贏得靈魂！」

原來，那股敢於冒犯強權的勇氣與力量，其實源自於對自我的相信，給予自己一個相信自己的機會，應該是天經地義的事，更是必定要捍衛的基本權利，但在此刻卻顯得如此為難和掙扎。在精神層面上自由超脫之後，片末的大出草／血祭祖靈於是上演，血流成河的殺戮，也成為整部影片中最令人揪心之處。

但真正的內在事實是，血祭祖靈與仇恨報復的情緒難以區分，作為一種手段與藉口，這是神聖的，也是殘忍的，兩者的目的性早已交雜融合，不再單純，更難以評斷對錯。這場大屠殺中始終瀰漫著灰濛的霧氣，配上女聲的悲歌吟唱，歌詞傾訴著文明與文明間的巨大衝突，最終將是玉石俱焚的悲劇。魏德聖赤裸裸、血淋淋地再現了屠殺現場的各種情景，其中有幕賽德克孩童們在不太明白情況之下，拿起武器刺殺一群手無寸鐵的婦孺，又有一幕族人要砍殺雜貨店的漢人老闆，剛好被莫那魯道給擋了下來，並說：「不是說好不殺漢人嗎？」對方卻回答：「有嗎？」這些安排在在說明了在出草動機上的混亂與矛盾。

影片的最後一幕，攝影機從高空俯視向下鳥瞰一切，莫那魯道背著槍枝呆坐在旗台下，然後鏡頭慢慢拉遠，讓我們看見倒在血泊裡的人們。這個彷彿上帝視角般的凝視角度，再加上而那股揮之不去的哀傷氣息，充分定義了《賽德克‧巴萊》是一場不折不扣、沉痛至極的無比悲劇。而其悲劇的積極意義便緊繫在身為領袖，身為決策者的莫那魯道身上，他那被日本人閹割多年的尊嚴，因忍辱負重而被族人擠壓的人性，竟是在這樣的悲劇中被解放出來。在這層意義上，似乎所謂「賽德克‧巴萊」（真正的人）的真義並非單指無所畏懼、靈魂得到自由、回歸到自己風土環境的人，而是意有所指，可延伸為人在經歷各種情境後，能成為一個擁有喜怒哀樂……等各種正負面複雜人性、全盤生命面貌的人。

《賽德克‧巴萊》從人性的尊嚴出發，帶到對不同文化的尊重與包容，最後則是血腥的悲劇，其中有著許多灰色的模糊地帶，皆充滿了許多爭議，複雜的人性與和當代價值觀差距甚遠的安排，使得觀眾無法安心地投射在任一角色身上，因為所有的問題與抉擇，將因文化與立場的不同而無法擁有唯一的標準答案，只能嘗試站在理解的前提下相互尊重。換句話說，這部刻意「沒有英雄」、「無關對錯」、「難以認同」的電影，只是強調了人的情操、人的抉擇，企圖讓焦點回歸到人的本質上，甚至讓人嘗試反躬自省，試著以他人角度設想。因為「認識」、「了解」與「尊重」，不只比「認同」來得重要，更是「選擇認同」時的必要前提。

《賽德克‧巴萊》作為一部台灣史詩，其真正的價值在於這是部以台灣觀點講述台灣本土故事的電影，並涵括了從過去到現在，我們對於族群、對於他者、對於認同始終揮之不去、懸而未決的處境，特別當我們習慣表達認同就必須選邊站的同時，這部電影卻突顯了「認同」的荒謬性，說明了文化其實才是尊嚴的根基。

許多人認為魏德聖的野心很大，替他擔心該如何回本。但看完電影後，我卻覺得他的野心，並不在於花多少錢、賺多少錢，而是該如何透過電影，打開一個契機，搭起一座連結台灣歷史與當代觀眾之間的橋樑，讓人們能夠去思考、去認識與自己有關的過去與現在！在這點上，魏德聖其實是一位非常謙遜和純粹的導演，不只因為他在電影中的各種選擇和處理，還有他好似總能把自己的坦白與天真，化為一種令人信服的篤定和動力。

當然，《賽德克‧巴萊》並不完美，它也許不符合通俗的「好看」定義，但卻難能可貴地保有創作中最珍貴的獨立性和開放性，不得不令人激賞。這令我想起魏德聖曾如此說道：「千萬不要把電影當作一件圖利的工具，如果你這樣想，你對不起它，它也會對不起你。」

我想，這樣的精神和態度，就是對電影藝術最大的崇敬和禮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