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兩種載體，《東尼瀧谷》

曾經聽聞村上春樹的文字，是無法被改編成電影的（事實上，除了80年代《聽風的歌》、《麵包店再襲擊》、《遇見百分百的女孩》曾被人改編成電影外，這20幾年來，並沒有人獲准嚐試過）。原因當然包括村上廣為人知的特殊文字風格，與書中帶著非常濃厚存在主義式的生命探索。有些人認為有自我傷懷、無病呻吟的傾向太過，但這僅只是村上的一種印象。而另一種呢，則像是社會良心，一種欲透析事件背後的專注探究，從紀錄奧姆教毒氣事件的《地下鐵事件》和《拘束的場所》，與專注神戶大地震如何影響人們的《神的孩子都在跳舞》，都可看出村上春樹的此種書寫面向。

這次改編電影的短篇小說《東尼瀧谷》，雖然年代久遠，是村上早期的作品，但卻也明白的暗示了這兩種不同風格。首先，小說從父親開始談起，大量的描寫了當代社會因太平洋戰爭所引起的種種變化，父親的角色、東尼瀧谷的命名暗喻了歷史之於人類命脈的關聯性，多少說明了作者對社會的洞察關心。而東尼瀧谷自小的個性，與最終不可避免孤伶伶孑然一身的寂寞命運，則又回歸到所謂村上式孤獨、疏離的生命原型。在這短篇小說中，除了寥寥的突發事件外，其餘都像是用平淡口氣、毫無情緒起伏安穩的傾訴著一個平凡無奇的小故事。

對電影而言，劇本題材的豐厚與適切性，常是撐起電影骨架的關鍵要素。於是有著種種衝突、高潮迭起故事情節的長篇小說自然備受電影寵幸。相反地，像《東尼瀧谷》這般格局篇幅單薄的短篇，沒有峰迴路轉的劇情衝突，常常只是描述一種抽象情感、氛圍，若要移轉為具像化的影像，就顯得有些吃力不討好。短篇小說改編成電影縱然有更多的自主揮灑空間，但過多的加油添醋，也往往適得其反，導演總必須要有相當功力才能拿捏得當。

在電影《東尼瀧谷》中，導演市川隼非常用心的想臨摹出書中屬於東尼瀧谷孤獨的輪廓。他首先安排宮澤理惠先後扮演距離東尼瀧谷最親密的兩個不同女人，先後離去的效果也使得寂寞的情緒加倍高漲。再搭配上種種精密的設計，像是影片前半段幾乎見不到主角的腳，每個人都像是孤寂漂流的幽靈；大量封閉的室內景、單冷色調的畫面與低限主義的低迴配樂，匠心獨具成功體現了村上春樹在東尼瀧谷裡的冷冽風格。

但電影也由於為了專心打造文本中寂寞的雛型，因而大量刪減了有關東尼瀧谷父親的篇章，僅僅利用旁白快速帶過。父親身影與時代性的意涵，在影片中顯得虛弱許多。電影了犧牲了村上對於戰後社會的描寫，使得主角東尼瀧谷所承襲的孤寂命運成分不再全然是時代所註定，加重了當代社會裡人所需更多物質（插畫、衣服、唱片）來證明自我存在的意義，賦予電影《東尼瀧谷》不同於小說的觀感，擺脫了原著的鉗制，寂寞變了風貌。

當然，《東尼瀧谷》電影中某些橋段的增刪（尤其是影片最後雙方撥電話的安排），或多或少偏離了原著作者的意圖，但作為一部電影，如何忠於原著精神且更上一層樓，文學與電影間弔詭或平衡的關係，一直是改編難以避免的宿命和原罪。無論身為一個村上書迷或單純喜愛電影的人，或許採取「讓小說歸小說，電影歸電影」的觀看姿態，皆能從不同藝術載體中的《東尼瀧谷》獲得獨特的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