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過很多很多次的紀錄片映後座談經驗後，我發現有一個問題肯定會入圍觀眾發問排行版前五名，那就是─「請問導演，你希望觀眾能從這部紀錄片裡獲得什麼，或是能做（實踐）什麼？」
這個問題常常讓導演面露難色，然後強調說紀錄片工作者只是藉由影像呈現出一個事實，並且加入一些自己對這個事實的觀點與看法，沒有辦法也沒有能力去改變這個事實或社會的現況…
嗯，我覺得導演講的確實很有道理。這個「能做什麼的問題」其實不應該問導演，應該問身為觀眾的我們，倒底我們從影片中接收了什麼？覺得我能做什麼？不應當是由導演來規劃這個紀錄片社會實踐的步驟。
在一場《無米樂》即將登上院線前的試映會，我聽到了一個回應，一個觀眾問說：「請問哪裡可以買到後璧出產的稻米呢？」結果導演也直率的說：「請洽台南縣後璧鄉農會」語畢，現場的觀眾都笑了。這個「明星效應」其實也證明了影像強大的魅力，然而如果大家開始去搶救《無米樂》裡所紀錄的對象，而導演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的話，《無米樂》也終將被大家捏塑成一部農業宣傳片，喪失了這部影片良好的立意與初衷…（假使大家都去買後璧的米，那其他的稻農不就覺得很幹！《無米樂》的兩個導演肯定會哭！）
《無米樂》的兩位導演期望著一個紀錄片很美很美的境界。「為什麼紀錄片的壽命那樣的短？為什麼紀錄片是屬於小眾的？明明紀錄片的取材是來自於社會大眾，是來自於台灣的生活文化，完成後卻只能吸引影展觀眾的目光？我們不能瞭解，我們拒絕妥協。一部紀錄片的完成，並不是導演將拍攝毛帶剪輯成一部可觀看的影片；一部紀錄片的完成，必須跟觀眾一起完成，所以，我們必須將《無米樂》推廣出去。」
影像有著無限的可能性。不過前提是，它必須被觀看，觀看的人次越多，所可能碰撞出的火花就越多。為什麼紀錄片被稱為小眾，原因就是映演管道的問題。如今《無米樂》即將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四地上映院線，想看的人不再苦於尋覓無門，於是「觀眾到底能做些什麼？」成為我最關注的一點。買後璧米固然是一種方式，不過或許《無米樂》訴求的是更多更多的方式，包括讓更多人看見。（請記得，可能性是無限的、多樣的，而這建立在被觀看的前提上）
香港的一位戲劇行動者莫昭如曾說：「電影不能革命，只能革命的使用電影。」，紀錄片上院線也不等同就是商業，但上院線卻可以商業式的操作紀錄片。去年票房破千萬的《生命》被評論者批評的很慘，有很大的原因是感動論述的的出現。現在《無米樂》這部樸實卻發光的紀錄片不知道預計能有多少票房，而「票房」這種思維方式，能否轉化為「觀影人次」，這嚴重考驗著《無米樂》的發行公司中映電影文化公司的智慧，不過就現實面看來，一張票價２００或２２０，甚至在台中、高雄二輪戲院上映的票價也是２００，只不過證明了滿腦子「票房」取向的發行思維。十幾年前，台灣電影就是為了謀取利潤，一窩風的跟拍爛製。而現在，請不要糟蹋了這部動人的《無米樂》與片中可愛的主角們。「中映電影文化公司」，拜託！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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