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若重生的紀錄片初經驗

約三年前。

「ㄟ，你看這裡有個紀錄片攝製研習營耶，我們一起去報名！」同學說。

我們兩個毛頭大學生，當時連「紀錄片」是什麼，都沒有個清楚的概念，卻對「紀錄片」這樣的名詞有著說不出的嚮往。後來又找了幾個志同道合的夥伴，攀關係頂著「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名號，揚著關心返鄉農民的旗幟，天真的以為如此，我們就能被文建會甄選上，就此展開紀錄片冒險之旅。

其實當時連小組的組員們，有的甚至連名字都叫不出來，徵選的後果當然可想而知。但在這個準備過程中，我們造訪了所設定的被攝者，一起聊天喝茶，了解了什麼是「田野調查」，閱讀了紀錄片的相關文章，拿起攝影機玩耍，這個攝製紀錄片的初經驗，也讓我發現，拍攝紀錄片所必須具備的條件，當時的我實在太匱乏，對於落選的結果，反而也意外的豁達。

在那些紀錄片相關文章當中，總是反覆的讀到《月亮的小孩》，對於此片的印象，就如同傳統電影教科課上，總是只能在書籍上查及一般，後來因緣際會，終於發現此片的下落，懷抱與著對此片的景仰與好奇，在觀看後，也幾乎徹徹底底的扭轉了我的生命與觀念。

巴拿馬的印地安人稱白化症患者為「月亮的孩子」，意思是他們怕見陽光，只有在月亮出來的夜晚，他們才覺得自在。在１９９０年，民風保守，知識教育未普及的年代，對於「白化症」的患者，總有著嚴重誤解與歧視。白灰的髮色、斑白的皮膚，配上厚重的眼鏡，成為一般人對於白化症患者的第一印象。看看自己，又看看他們，外表上的差別往往使得大家對他們投以異樣的眼光，也因必須付諸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

我很難忘其中一個媽媽掉著淚哽咽的說著：「別人可以看不起你，但自己不可以看不起自己！」。試想在傳統社會下，這種壓力的背後，母親必須承受與面對多少責難！

能夠單純的觀閱一些作品，得到很單純的觀後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對當時的我來說，那是一段非常難得的經驗。我邊看邊哭，鼻涕湧出，呼吸聲也越來越急促，但礙於面子，只好強忍抑制激動不已的情緒。隨著影片的進行，我原本的觀念也一直被挑戰撞擊，滿臉是淚，悸動不止，我才真正瞭解了所謂「知識解放」的涵義。

《月亮的小孩》對我而言，就像一股神秘的力量，引領著我走入回憶的走廊，牆上掛滿著曾經對他者的譏笑與排擠，曾經鄙視、歧視他人，因無知所犯下錯誤的相片。我沉重的一步步向前走去，羞愧且無地自容，雙膝跪地，流下的淚就像是救贖。

而那一滴滴流下的淚，是因為感動還是懺悔，當時的我早已無法分辨…

(本文刊於紀錄片映像報《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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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備忘錄》：打開所有的窗

「幸福」的定義到底是什麼？相愛的人在能夠一起，接著套上結婚鑽戒，許下永遠的承諾，你愛我，我也愛你，在大家的祝福之下，深情的一吻，愛情至死永不渝？

2001年6月26日，台灣法定同性戀者可組家庭，並可領養小孩，佑生與他的另一半葛瑞因為愛，美國、台灣兩地奔，湯姆和漢娜這對女同性戀，簽下了彼此的契約書，答應互定終身，成為台灣第一對同性戀伴侶。

公開的婚禮使得她們必須面對更多傳統束縛與言論壓力，更使得同志在生活中的各環節被打壓，工作無法升遷，在背後被指指點點，上帝造人的時後，也沒有說過亞當與夏娃必須要在一起私定終身，同性愛同性，誰說就必須要幾經波折，不被祝福。

「愛」的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情感，「愛」讓人相互結合，「愛」讓羞澀的人變得勇敢，在邁往幸福的道路上，拆除所有可能的障礙，但是「愛」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大到可以抵擋旁人的異樣眼光，開啟別人的觀點、讓同志族群恢復基本人權並被認同嗎？

湯姆與和漢娜的婚約在今天(3/14)終止了，我看著影片中，湯姆泣不成聲，憤怒的眼神，嚴厲的指責漢娜的不忠貞，「愛」讓一個人的心碎成了千萬片…

佑生與葛瑞的異國戀情，面對家庭與國籍，甚至是文化上的更大壓力，而後他們舉行了婚禮，一直飽受家庭壓力的佑生，經過多次溝通，說服了家裡的大姊，我看著大姊出席婚禮，成為證婚人。之後並積極為他們找尋定所，買了一棟房子給他們，「愛」化解了所有的阻力。片末，佑生大姊在搬家，講了一聲：「能不能幫我把窗戶都打開？」影片隨之結束。

「愛」並沒有性別與年齡之分，打開窗，打開你的觀念，打開所有你封閉的心，打開所有的成見，打開所有傳統的束縛，平等、公平的正視尊重每一個人，不因外在表現而取決他人，然而你的想法是… (此文寫於2003年5月15日)

談「台語電影興衰史」

我想在所謂的7年級生記憶裡，台語片只是《無言的山丘》、《悲情城市》、或者是國台語混雜的《熱帶魚》、《天馬茶房》，然而台語對於過去庶民的文化親和性，已非我們所能想像，以下就印象簡單講述台語片的興衰史。

一，台語片與歌仔戲的難分難捨

台灣光復之後，第一部台語片《六才子西廂記》上映不到三天，票房悽慘，匆匆下檔，但卻也因此牽動日後台語片的發展，導演何基明與麥寮歌仔戲班合作，完成作品,《薛平貴與王寶釧》，受大廣大迴響，奠定日後台語片與歌仔戲密不可分的關係。
(P.S 有人認為光復後的第一部台語片為《薛平貴與王寶釧》，因為《六》片為16厘米底片，而《薛》片為35厘米。)

然而電影這項媒介的興起，卻深深的打擊了傳統戲曲與其表演舞台，當歌仔戲轉而投入電影畫面中，它的一些只有在舞台上才能顯現出的獨特性也因此消失，觀眾也漸漸少往戶外舞台去，轉而投向電影，不過這樣的弊病當時人們並未察覺，而且當時的歌仔戲電影廣受歡迎，投機者也看中這塊市場，一昧的濫拍與製造台語片，電影謀殺了歌仔戲，
就好像日後出現的電視謀殺了電影。

二，台語片第一波高潮

上述提到投機者的出現，這與現在一般現象無異，哪有大餅便往那去，這樣的跟拍風氣旺盛，使得製作與片商快速增加，在1957、58、59三年內，造就台語片的高峰期，跟同一時期的國語片產量比較，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不過令人疑惑的，當時台灣物資缺乏，影片多倚賴外片進口，更遑論拍電影的底片、資金，等人才各方面的問題，但這時期一項政府的政策卻意外的成了這波高潮的推手，也成為台語片興盛的原因之一。

三，造就成功的主因

就現今生活週遭，許多有線電視台強調本土訴求，除了傳統台語戲劇，更有了台語的八點檔(如目前正熱的《台灣霹靂火》)，台語總是給我們一些親切、有時候是溫暖的感覺，不過卻也難以避免粗俗、被視為較低水準的語言，但是不可否認的，台語文化對於整個台灣的影響巨大，也有其獨立的文化，這是不可抹煞的。以下分析台語片成功主因：

1.「政府政策奏效」 1955年，為了香港來台拍片所設計的押稅辦法，意外解決了膠片的來源，可能是申報較多的底片進口，但實際上卻沒有用那麼多，於是剩下的便可以轉賣給國內，或是與外商合作，虛設公司，申報進口底片，高價賣出，賺取差額。

2.「文化親和性」 誠如前面所說，台語所帶給人們的文化親和性是很高的，而當時(50年代)，文化知識水準普遍低落，外語、國語片的意涵較深，遠不如台語片來的易懂，另外本省人也居多，基於一種文化或是語言上的認同感，也成為支持台語片的原因。

四，跨年代的轉變

1960年，台語片產量下滑，不過還是比國語多。60年代政治風暴、白色恐怖，電影發表的內容必須特別小心，描寫社會不平之處，不可深入說明(日後「健康寫實所走的路線」應此而生)。

1962年，國台語片產量皆暴增，明星制度與片廠體系已具規模，到了60年代末期，台語片產量首次被國語片超越，自此衰退，而到1976年，台語片正式產，日後出現的台語電影都只是插花性質，並以國台語混合居多。1962至1969年，為台語片第二波高潮，從50年代至60年代末期，台語片也完成這項電影傳承的階段性任務，而功成身退。

五，黑白台語、彩色國語

台語片第二波的高峰，源自1962年，正因為之前的三年高峰(57、58、59)建立了台語片的市場與片廠規模，使得台語片得以復甦，但到了60年代末期，又整個衰弱下去。其中有一個很有趣的象，就是黑白電影與彩色電影的差異。

「黑白台語、彩色國語」，簡單的說，台語片大都是黑白的，而國語片則採用彩色，在台語片整個沒落的時候，黑白電影的產量也漸漸的減少，取而代之是新興的國語彩色電影，而黑白影片沒落的原因有：
1.彩色時代來臨：自從電影發明以來，人們不斷的想要想之真實性，有了聲音不夠，還要力求彩色，就在這股風潮當中，黑白電影漸漸被淘汰了。

2.技術成熟：當時使用彩色影片拍攝的技術已純熟，並設有專用的沖印設備。

3.資本太小：黑白膠片通常使用於台語片，也因為台語片資金較少，不得不如此，而後台語片衰亡，黑白膠片也失去市場。

六，台語片消失的總因

1969年，國台語片產量在這年換手，國語片首次超越台語，而台語片也一厥不振，自此未再復甦過，以下分析台語片衰亡的原因：

1.「政策使然」：台語片因為政府採行的壓稅辦法而意外興起，卻也因為政府有意的打壓而衰敗，說是打壓，也許嚴重了一點，當時政府獎勵國語片，而對於台語片則不取締，也不鼓勵，但在送審時，總是遇到百般刁難，使得當時台語片商紛紛灰心，台語片產量減少。

2.「競爭力不夠」：台語片常因為語言問題而無法外銷，相較於國語片，國際市場小的可憐，因此小資金投資，回收小資金，成了台語片的目的了。

3.「急就章精神」：長久以來，台灣不論再任何產業都有一個特性，就是中小企業精神，那兒景氣好，就往哪發展，這種一窩瘋的投資精神，造就了產業基礎的薄弱，只想賺錢，卻沒有回饋，以至於台語片在1976正是停產，這應該是所有人應該負起的責任。

4.「中影影響」：當時國營的電影界的龍頭中影，正好鼓勵健康寫實主義的發展，推動「健康為教化，寫實即農村」的觀念，導演李行在當時拍了多部經典作品，然而這些片主角多是社會勞動階層，但是這些電影卻都以國語發音，居然描寫社會底層的電影，不是以傳統的台語為代表性語言，可謂人為造作的寫實，從此也可看出政府的政策與電影語言往後的趨勢。


(此文寫於2003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