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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5日,我突然間收到許多朋友來訊轉貼法文與英文的報導,標題上寫著「《浩劫(Shoah)》法國名導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享年92歲」。
這則消息令我百感交集,回想起我在策畫2014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時,他已屆88歲高齡應邀來台擔任評審的回憶。
2014年TIDF由活動統籌吳凡策劃的「記錄X記憶:訪談(Documemory: Interview)」單元,企圖討論記錄片中「記憶」與「真實」的關係,該年的切入點為紀錄片中常見的創作手法——訪談。片單挑選了導演克勞德・朗茲曼的兩部作品,其一是被喻為影史最偉大的紀錄片《浩劫》(1985),以及續作《浩劫:未竟審判(The Last of the Unjust)》(2013)。
克勞德・朗茲曼出生於1925年,在一個東歐移民法國的猶太家庭裡長大,二次大戰期間積極參與地下抗德工作。他在1950年代與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與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成為戰友,並曾與西蒙波娃有過一段同居戀情。1986年起接任《現代》雜誌(Les Temps Modernes)總編輯,是重要的知識份子。他從1970年開始拍攝紀錄片,所有影片關注納粹大屠殺的真相與其對後世的影響。除了曾獲得法國政府頒發榮譽軍團勳章、柏林國際影展的榮譽金熊獎⋯⋯,其代表作《浩劫》更多次在各種國際票選中,寫入史上最偉大紀錄片之列。
當時策劃影展階段,同事們半開玩笑地說:「要不,我們邀請導演朗茲曼來台吧!」我心想,這超重量級又年事已高的傳奇導演,不可能來吧!但又不想直接回絕同事們的期待,我上網查看了他近年出席公開活動的照片,確定他的氣色和談話狀況都不錯後,硬著頭皮寄送了邀請電郵。
幾天之後,我收到朗茲曼的正面回覆,他非常樂意來台,辦公室一陣歡呼,我則還是難以置信,接著回到現實面:一位88歲的老人,要怎麼忍受十幾個小時的長途飛行?TIDF真的有能力可以接待他嗎?
我與他陸續通了幾封信,也通了電話,確定來台行程等許多條件和細節。他因健康問題,必須乘坐商務艙,法國在台協會得知消息後馬上接手聯繫。我們建議他搭乘巴黎─台北的長榮直飛航班,他卻堅持要搭法國航空,還因此必須在阿姆斯特丹機場轉機,我們也告知航空公司,一定要準備好輪椅接送。
於此同時,同事們正在進行影片字幕的審譯工作,長達566分鐘的《浩劫》是最艱鉅的工作。這部九個半小時的鉅作完成於1985年,這次在台灣首次公映,片名Shoah是希伯來文「浩劫」的意思,朗茲曼自1974年開始拍攝,四處尋找納粹大屠殺集中營的生還者,並採訪他們,他共走訪14個國家,拍下了350小時的素材,耗費11年時間才製作完成。
在TIDF試片時,我又看了一次《浩劫》。在納粹大屠殺發生的40年後,朗茲曼仿彿邀請觀眾,與他一起再度搭上這班死亡列車,走上一趟不停追訪倖存者、證人與屠殺者的旅程。影片看似單純,就是這樣一位接著一位,一位再接著一位,透過採訪,主角們講述自己在集中營的回憶與經驗,而鏡頭則總是鎖定在臉部,伴隨著一字一句的宛如證言般的訪談,是所有主角的眼神和表情。
但影片卻也同時異常複雜,朗茲曼斷然地拒絕使用資料影片,他認為猶太浩劫本身無法言說,無法解釋,無法以影像再現,《浩劫》的主題是死亡而非倖存,因為死者亦無法為死者發聲。他也說:「我並非記錄了影片之前就存在的事實,我必須創造那個事實。」
朗茲曼以受訪者西蒙.斯瑞伯尼克(Simon Srebnik)拉開影片序幕,這位從波蘭集中營死裡逃生的猶太人搭著小船哼著歌,回到當年發生慘劇的地方,臉色一沉地說:「人們是不可能講述這件事的,更沒有人能再現這裡發生過的事,絕對不可能!更何況不會有人能體會。而我自己⋯⋯我很難相信自己現在站在這裡。不!我無法相信。」
做為導演,朗茲曼也透過許多安排,企圖引導出「真實」。片中最被議論的一段,是理髮師博巴(Abraham Bomba)的橋段,他曾在「特務單位」為即將步入毒氣室的人進行最後一次理髮工作,在片中,他一邊理髮,一邊講述著過去經驗而瀕臨崩潰。而事實上,博巴早已不再執業,這個「理髮場景」,是朗茲曼租來經過佈置而成的,顧客也都是臨時演員。
《浩劫》之所以偉大,不只是因為主題與深度,也還有面對人類浩劫與真相缺失,所進行的影像辯證與思考。這一趟從早到晚的《浩劫》之旅帶觀眾走入歷史的黑暗之心,重新創造了一個意志世界,絕對是畢生難忘的觀影經驗,但那更接近一種凌虐式的精神煉獄,我依然記得離開戲院後,身體湧出的那股強烈不適感,噁心想吐,那些從地獄回來的人們面容會深深烙印在腦海裡。
距離拍攝《浩劫》時隔38年後,2013年坎城影展,朗茲曼帶著新片《浩劫:未竟審判》參加首映。影片運用了《浩劫》時就拍攝的素材,包括1975年時,朗茲曼在羅馬訪問了世上僅存的納粹時期猶太長老穆莫史坦,但當時因還有疑慮而沒有放入《浩劫》中。朗茲曼87歲時決心再重訪此地,為納粹迫害猶太人及「最終解決方案」留下證言,放入《浩劫:未竟審判》裡。
朗茲曼說:「我不太確定這部片是否還會引起許多爭議,畢竟事實已在眼前,我們都知道兇手是誰,而非是猶太同胞迫害自家人。藉由這部片,我相信穆莫史坦會得到更多的理解、同情,也希望那些迫害者可以冷靜下來,我如此期待著。」出席坎城影展時,他對影片侃侃而談,其動態成為我當時決定是否邀請他來台的重要依據。
TIDF開幕前,我到飯店大廳準備迎接朗茲曼,心情忐忑。電梯開門後,他在接待人員的攙扶下準備check in,我走上前向他自我介紹我就是策展人,謝謝你願意前來。大塊頭的他,像是花了很大的力氣才有辦法對我說:「這趟飛行真的好遠好久,我真的好累。」然後坐在沙發上喘氣休息。
眼前的他顯然非常疲勞,我們趕緊幫他提行李進入房間休息,累癱了的他要我們幫他整理行李,協助換衣物,這才發現,偌重的兩個行李箱中,除了衣物之外,有一半是書,而另一半是藥,接著他進入沉沉的睡眠,我與接待則在房間安靜地等待他醒來。
接下來的三天,他因時差而顯得昏昏沉沉,情緒起伏也很大。我因影展已開幕而無法一直待在他身邊,只好請會法文的國際連絡加入接待行列。換句話說,也就是總共有兩位會法文的男生,隨侍在旁照顧生活起居,但他常提出接待無法回應和帶點無理的要求,然後生氣地咆嘯一句:「打電話給策展人!」
想當然,他太高估自己的體力和精神狀態了(我們也是),忙錄的評審工作加上座談行程根本難以負荷,導致進度嚴重落後,最後只得壓縮時間努力追趕;但同時他也不甘寂寞,還想參加影展酒會等其他活動。記得當時太晚抵達酒會的他,因無法久站而坐在輪椅上,落寞地看著人群散去,我與接待則陪他在五星級酒店點了一客牛肉漢堡與紅酒,然後吃了一根香蕉作為該日的句點(香蕉通常都是每日句點),才心滿意足回到飯店準備休息。
其中一天,我們安排他在《浩劫:未竟審判》結束後的一小時延伸座談,但朗茲曼在座談開始前的15分鐘,仍在床上熟睡。我匆忙趕到飯店與接待進入房間將他搖醒,幫忙換裝整理,安排搭車動線。當計程車抵達園區後,他的雙手搭在我與接待的肩膀上,緩慢地走往影廳,座談早已開始了約十分鐘,主持人們正以介紹影片的方式拖延時間。就在我們步入戲院的那一刻,觀眾們響起極大的掌聲,朗茲曼上台後竟神采奕奕開始暢談,我與接待則累癱地蹲在戲院一角,他甚至希望座談時間可以拉長,非常享受與影迷的互動。
但就在此時,有位觀眾問到,《浩劫》是在講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那他又怎麼看待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迫害?突然間朗茲曼臉色一變,拒絕回答這個問題,並說這對他是一種污辱,隨即馬上結束座談。他的回應讓我想起在歐洲有評論者被批評他的作品總是以猶太主義為中心,並長期接受以色列政府的資助,明指他選擇性的偏袒部份事實,一昧地捍衛以色列犯下的罪行。
在TIDF期間,他與接待爭吵,也與接待交心,交涉情況時好時壞。他每餐一定要在好的餐廳吃美食喝好酒,並絲毫不隱藏的自己的任性與蠻橫,只要有要求得不到滿足時就會發怒(譬如按摩師的手藝不合他意),還會以不堪入耳的字眼辱罵人,使得工作人員精神壓力極大;他也會拿出手機,露出老爺爺般的和藹,介紹家庭照片與回憶自己的風花雪月,說還有很多很多想做的事。
令人驚訝的是,他甚至秀出近年自己從懸崖一躍而下的跳水影片,雀躍地談起正在拍攝他年輕時去北韓所發生的愛情故事,並信誓旦旦地說一定會完成(事實上,這部名為《Napalm》的紀錄片真的在2017年完成了,並坎城影展世界首映,講述1958年他參加法國代表團訪問北韓時,與一位北韓女護士發生的一夜邂逅,也是他唯一一部與以色列和猶太人無關的作品)。
他總共在TIDF待滿十天,是停留時間最長的外賓,每天我都會向工作人員確認他的狀況後才能入睡。而在各種接待不斷後,我常看著他不便的身軀和漠然臉龐深思,似乎才逐漸明白,我們(影展以及接待人員)好像成為了他那強旺又頑固性格的遊戲對手/發洩對象,彼此在精神上進行較勁和搏鬥。到最後,我們累了,他也軟化了,互相折磨的結果竟是彼此認同,然後成為朋友。我不禁想著,難道這就是他創作之所以強悍有力的原因嗎?
他離開台灣之前,我到飯店與他告別,再次向他致謝,他也謝謝我們所做的一切。搭上接駁車後,他拉下車窗,用厚實的手掌輕撫我的臉龐與我道別,並說歡迎我去巴黎找他。
當下我的感受很複雜錯亂,接待的重擔雖因此解脫放下,但仍很不解這十天所發生的美好與衝突所為何來,一切都是如此直接而強烈。
月初接到朗茲曼的死訊後,我閱讀了許多相關報導。7月12日他的葬禮在拿破崙墓所在地巴黎榮軍院舉行,棺木被國旗覆蓋。法國總理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出席致詞說:「《浩劫》是一部反映罕見罪行的罕見作品,是反抗的呐喊,是拒絕遺忘,這部影片是一座『眼淚與真相的豐碑』。」
而另一則報導則提到,他年僅23歲的兒子Felix在2017年一月死於癌症,妻子表示這對朗茲曼是很大的打擊,走不出喪子的傷痛,不然應該可以活到百歲。
朗茲曼在為兒子撰寫的訃文中,引用了法國詩人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的詩《告別》(L’adieu):
我摘下這朵石楠花
秋天過了請你銘記
我們在今生已難再相見
這朵石楠時節餘香
請你銘記我會等你
這使我開始想像他那強人性格之於日常生活,之於孩子、妻子、家庭又是否會有不同的人格面向?並在信箱中搜尋他的郵件地址,重讀曾與他來往的通信紀錄,寫下這篇四年前他來台灣時短暫相處的點滴。
2014TIDF 頒獎典禮上-國際競賽評審,左為馬躍比吼導演,右為山形影展代表Ayumi H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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