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導演陳梓桓以攝影機記錄下自身參與雨傘運動的經驗和觀察,深情訴說著年輕世代對香港的愛與擔憂。正如著名電影理論家David Bordwell對此片的評論:「看著這部令人心碎又充滿希望的電影,你會驕傲香港有這樣的年輕人。就像一直以來,學生們代表的正直與正義。(You feel proud of the young people ofHong Kong while watching this heartbreaking, hopeful film. As often happens, the students were both righteous and right.)」
燦爛的煙火在夜空綻放,但下個鏡頭,是警察對著人群施放催淚彈(928催淚彈驅散行動)的畫面。同一個香港,卻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景象,極大的落差成為《亂世備忘》的開場白,導演也找出自己的家庭錄影帶,播放著兒時回憶與香港過去的模樣,但今非昔比,眼前這一場為了爭取「真普選」而引發數十萬人走上街頭聲援,成為香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正激烈地發生著。
1987年出生的導演陳梓桓,帶著攝影機加入了這場運動,並在過程中意外結識了一群年輕人,他們以各自的方式加入抗爭,影片就像是他們一天天的革命日記。過程中,他們站到最前線與警方對峙,但更多時候,他們自發性地擔任物資後援隊,搭起街頭教室,與不同背景的人們互相討論激辯,談論著革命的目標、自己的煩惱、以及對香港未來的想像,而那些投入運動的欣喜、面對威權的失落、見證暴力的害怕驚惶,也全都被捕捉下來。
換句話說,《亂世備忘》不是那種處理「議題」的制式化影片,導演以「參與者」視角帶我們進入運動現場,深入抗爭者的內心;影片切為二十段,每一段備忘就像隨筆散文般,觸及了運動的各種面向,包括價值衝突、世代鴻溝、政治顏色、階級制度,深刻且無畏地記錄下參與者對於運動的困惑與思考,也因為有這些掙扎和思辨、挫折與懵懂、衝動與反省、歡笑和淚水,跳脫出大議題窠臼的多面向描寫與呈現,讓片中的這場運動更具溫度與人性,如此貼身真切,既是「個人」的,也是「政治」的,與這個世界、與你我息息相關。
片中一句「在牢籠裡出生,難道就要一輩子活在牢籠裡嗎?」道出了香港在中共的統治壓力下,雨傘運動所代表的,人們爭取民主自由的勇氣與決心。這樣的自覺意識,流露在《亂世備忘》的每位主角身上,成為支撐他們在運動中成長最重要的力量。當人們願意以自己的生命和智慧,捍衛自己的家園土地時,這些行為不僅是普世價值的實踐,也是對香港獅子山精神的召喚。
導演陳梓桓的創作自述說:「2014年9月26日,警察推進,我被推到學生防線前,沒有被拘捕,我夾在警察和學生的夾縫中。在那一個小時裡,我結識了排在頭行的學生,從他們身上我看到我一直沒有,或者早已消失殆盡的理想與勇氣。後來我們一起經歷了整場雨傘運動。20年前,梁振英曾譴責屠城,曾蔭權也『經過』民主歌聲獻中華,20年的漫長,能改變的太多,當越來越接近50年不變的大限之時,香港將面對比今日更艱難的環境,我不知我/他們/參與過運動的人能否繼續能堅持信念、毋忘初衷,故以此紀錄片為備忘。」
《亂世備忘》完成後,在香港的多場獨立放映至今仍然場場爆滿,也陸續傳來入圍國際影展的消息;而在經歷雨傘運動的洗禮後,也有更多導演嘗試以電影來回應香港的政治現實,包括了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十年》、應亮導演的短片《九月二十八日.晴》、年輕導演林子穎、黃頌朗的紀錄片《未竟之路》,陳耀成導演的《撐傘》,甚至是銀河映像推出的《樹大招風》等等,都重塑了香港電影的新風貌。
記得《亂世備忘》的片尾如是說:「正因為香港的未來屬於我們,我們才不忍看到她沉淪。」這是抗爭者的愛之主張,也可看做是這些電影導演的共同心聲。
而對台灣觀眾來說,特別是在太陽花運動之後,會驚訝於片中提到許多的情境與處境,竟然「那麼遠這麼近」。其實,《亂世備忘》不只是屬於香港的備忘錄,也是封寫給台灣的信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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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於「上報」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