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影展蒙難

之一

2013年夏天，我獨自到南非旅行兩個月，主要是為了參加Encounters南非國際紀錄片影展、國家藝術節、德班國際影展，也順路在南非到處看看、走走，想瞭解這個對我而言陌生的國家。其中，在德班影展的開幕典禮上，發生了令人難忘的事。

開幕片選映導演Jahmil XT Qubeka的劇情片《性教慾》（Of Good Report），部分情節是少女學生與老師發生性關係。South Africa Film and Publication Broad（南非電影與出版局）從劇情簡介中得知該女學生年齡為16歲（未成年），以兒童不宜等理由禁止影片播映。影展單位一直到當天下午才知道，因此決定不先對外公佈，還是讓觀眾入場。

當燈光暗下，準備開始放映時，銀幕上大大的投出「該片被審查拒絕了，無法合法播放！」一開始，所有觀眾都以為是玩笑。燈光再度亮起，隨即，策展人與主席走上台朗讀聲明，抗議不自由的審查制度。接著影片劇組輪番發表短短的演說，有的演員甚至在台上哭了，影片導演拿膠帶貼住自己的嘴。一紙禁止令，讓電影放映活動，儼然變成了一場另類的抗議聚會。諷刺的是，當天是7月18日，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的生日，前一刻所有人才正唱著生日快樂歌。。

當時台下有觀眾舉手發言：「這片觸及了每天都在發生，真實的南非狀況，難道我們會因為不看，就漠視這些事實嗎？就算今天不能看，影展還是轉化了另一種形式，讓我們看見當今南非的現實，這個狀況是需要我們一起抵制對抗。」這個事件當時成為國際影展圈最受注目的事。

之後南非電影社群開始聲援，並展開積極行動。導演們在影片播映前加了兩頁字卡，告訴觀眾開幕事情發生的經過，並希望大家到twitter去追蹤這件事；慶幸的是，在頒獎典禮上，策展人宣佈因為大家的努力，該片最後被解禁了！


之二

2010年起，北京獨立影像展開始被中國官方「關切」。公安各種找碴的行為越演越烈。2014年甚至引發暴力衝突，公安翻牆進入栗憲廷電影基金辦公室，強行帶走了辦公室內的電腦、紙本資料，以及10年來，影展所收藏的中國獨立電影影片與書籍，並將栗憲廷與藝術總監王宏偉帶上警車。

2015年，北京獨立影像展雖然完成了徵片與選片，但在通知入圍者時，入選通知信中只有恭賀入選，其他訊息隻字未提，影展也沒有主動邀請任何人到宋庄，甚至連放映地點和日期都無法公開宣佈。影展辦公室和工作人員住家外都被裝上了監視器，可見影展所承受的壓力有多麼巨大，幾乎是徹底遭到官方封殺。


之三

新加坡紀錄片工作者陳彬彬所拍攝的《星國戀》，因記錄1960年代左傾的新加坡社運者、學運領袖、共產黨員流亡海外的經歷，被政府判斷「任何分級均不許可」。總理李顯龍還曾公開批評《星國戀》不該宣揚共產主義，呈現不客觀的歷史。著名的新加坡策展人Philip CHEAH，在新加坡美術館所策劃的東南亞影展，雖然拿的是新加坡政府文化部的預算，但亦選映了多部備受爭議的政治紀錄片。

這引發我的好奇，翻了影展手冊後我問他：「在新加坡辦影展，有審查制度嗎？」

「有的，所以政府抱怨我一直給他們找麻煩，政府也不再給錢了，這是最後一屆。我給他們言論自由，但他們不要！」他說。


之四

亞洲最具規模的釜山國際影展，2014年於「紀錄片廣角」單元選映了討論世越號沉船事件的紀錄片《潛水鐘》（Diving Bell ; The Truth Shall Not Sink with Sewol），引起政府和受難家屬的強烈反彈。在一面反對聲浪中，影展仍堅持放映，韓國文化部以影展單位無視政府規勸，強行上映為由，正式宣佈將中斷釜對影展的國家補助。

釜山市府也試圖逼影展主席李庸觀下臺，此舉不只引發國際影展社群的聲援，韓國影人與團體所組成的「誓死捍衛言論自由的泛電影人對策委員會」也發表聲明，強調「對於這樣擺明踐踏電影藝術發展的言論自由之行為，我們絕不容忍，往後也絕不會坐視不管，誓死捍衛最珍貴的獨立性與自由性。」

柏林影展主席迪特寇斯力克（Dieter Kosslick）則說：「一個電影節和策展人理應當享有自主權和獨立性，此乃藝術的根本。」

事過一年多，目前《潛水鐘》已可線上全片觀賞，而是政府對釜山影展的壓迫越演越烈：



之五

2015年底，已舉辦17年的台北電影節被爆出文化局試圖干涉，要求電影節應為市政服務、宣傳世界大學運動會、改播舊片、偏重產業與商業、向桃園與新北市\電影節看齊等等，引發主席李烈、五位諮詢委員大動作辭職。紀錄片工會、百位電影人連署要求北市文化局「勿以政治思維霸凌文化活動」、「回歸電影專業，重返文化正軌」。訴求中提到，影展不該是政治妝點品，唯有維持影展的策展專業與獨立性，這項文化活動才會受人尊重，建立聲望。世界各大影展都說明了這個真理，是放諸四海皆然的準則。

然而，北影節的爭議持續延燒，不見文化局出來止血滅火，這些負面風暴真正傷害的是影展信譽，耗損著影展工作者的熱情與心志，以及多年來一點一滴所累積的觀眾信任，這是在短時間內完全無法彌補的。

假如世界上有一部「影展史」，或許能有個特別的章節名為「蒙難」，記載書寫著各國各式各樣影展的蒙難時刻。政治當權者對電影的禁制、干涉，就像是搧了進步社會一個大巴掌，是對獨立與自由思考的羞辱。

然而，有趣的是，當打壓的力道越強，手段越殘時，也會將電影／影展最原初的本質與精神磨的越亮，讓人們更深入察覺，自己所身處的社會中，在進步的表象下，真正的所擁有的，對獨立自由的思考與寬容，究竟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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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電影欣賞》季刊

當我們談論「亞洲紀錄片」

第七屆（2015）南韓DMZ Docs國際紀錄片影展於9月17至24日舉辦，這次我榮幸受邀擔任南韓競賽單元的評審，也參與了一場名為「Making Documentary in Asia」論壇，與談者有南韓導演Jung-hyun Mun（《龍山風雲》、《Fluid Boundaries》）、印度Docedge Kolkata的代表Nilotpal MAJUMDAR、印尼In-Docs策劃人Amelia HAPSARI、印尼Jogja-NETPAC Asian Film Festival策展人Budi IRAWANTO 與廣州紀錄片大會代表曾鋒。

這場論壇的主持人Hyemi Park拋出兩個大議題：一、對亞洲紀錄片工作者來說，亞洲意味著什麼；二、如何讓亞洲紀錄片工作者聯合／團結起來？而作為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的代表，我與Budi被分配在第二階段，希望我們對亞洲紀錄片進行評論或論述。

事實上，這是個非常廣泛的題目，首先令我想起1989年在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時，由小川紳介與亞洲各國導演一起發表的「亞洲紀錄片宣言」，其中提到：

－我們並不缺乏製作紀錄電影所需的能量和熱情
－我們有足夠的（即便可能是最低限度）技術去製作具有一定品質且關切社會和個人的紀錄片
－有無數具有普遍性價值的主題和人道關懷的議題正疾呼我們的紀錄與行動
－我們並不缺少具有天份且能從我們各自文化觀點為出發點創作的電影工作者

我們因此很誠懇地提出一個問題（不帶有對我們地區外同行的任何偏見），為什麼通常在國際上流通的優質紀錄片總是大多出自於那些有足夠製作資源的國家之手呢？我們遺憾地發現，在這個被政治和市場的趨勢所引領的現實世界上，想要去獲得機會製作和發行我們的電影，就得面對強大的阻力；我們無不悲哀地承認，這些制度性的路障源自於第三世界錯綜糾集的現實以及存在於國際間的種種不平衡；我們滿懷憂慮地接受，這些問題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消失的事實。但是身為亞洲電影工作者我們相信，唯有同心協力，這些障礙才能夠被克服，我們要帶著於山形影展這樣的國際聚會間產生的能量以及我們所得到的支持，堅持我們所堅信的：關切社會和個人議題的獨立紀錄片對當下和未來的世代都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

因此，我們在場的亞洲電影工作者們，在此宣示我們將維繫和經營亞洲電影工作者網絡：願以此來分享我們的願景，我們的問題，以及解決方案。我們在此誇張地強調我們的目標，我們要為本區域的獨立紀錄片的未來發展撒下復興的種子。

我們在此樂觀地確定我們要去尋求、拓展、實踐對付前途阻礙的方法的決心，未來像山形影展這樣的國際舞台上，絕對不會再缺少優秀的亞洲電影。

我們在此宣告，亞洲紀錄電影工作者的獨立精神生生不息！並終有一日，隨風遠揚！
如今二十七年過去了，我們又該怎麼談亞洲紀錄片呢？

作為一個影展策劃者，我長期被這個問題所困擾著，並難以找到答案。亞洲固然有關於疆界、地理上的定義，但以文化面來說，常常難以歸類，並且總以「多元」做結。亞洲紀錄片也一樣，從議題、內容、風格到形式都很難論斷，正如《紀錄亞洲》的前言所述，沒有人能自稱是亞洲紀錄片的專家。因此，在論壇現場，我以TIDF將正式競賽區分為「國際競賽」與「亞洲視野競賽」起頭，說明國際競賽的選片會考量製作質量，而這往往是具備高度影視工業水平的西方國家的特點，非常競爭，因此往往只有很少數的亞洲片會被選入；但我們都知道亞洲紀錄片的背景或現況，往往不是該以「質量」作為優先考量，因此在「亞洲視野競賽」中，特別強調的是「視野／Vision」，也就是作者觀點與獨立精神，用自己的紀錄片語彙談論自己關心的事。而TIDF所要作的，除了搭建起這個平台，展現亞洲紀錄片的獨特多元性外，也要尋找具有潛力的小鑽石。

然而，對亞洲來說，更特殊是各國的情勢，對拍攝紀錄片而言，在不同的國家有各自的禁忌、限制與壓力，它們來往往自政治、經濟、宗教或民情；像是北京獨立影像展已被中共當局停辦多次，新加坡影片《星國戀》也被新加坡政府勒令禁播，而釜山影展播出沉船事件紀錄片《The Truth Shall Not with Sewol》也引來極大的政治壓力。

換句話說，相較過去，雖然在技術門檻上容易得多，但在今日亞洲的環境下，拍攝紀錄片仍日趨困難且充滿壓力，影展如何能為這些紀錄片工作者打開一扇窗，讓這些作品有更多機會曝光，利用機會爬梳歷史與建立論述，更像是一種責任與使命。

也因此，當我們談論「亞洲紀錄片」時，在當今的情勢下，更重要的不是去定義、框架、分類，也不是如何與西方爭奪詮釋權，或陷入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觀點的爭論。我引用菲律賓導演Kidlat Tahimik曾所說的：「對我來說，『第三世界』的意義是『思考的方法』及『解決問題的方法』，舉例來說， 車子在路上拋錨了，『第一世界』的人會舉雙手投降，但如果是菲律賓人的話，在附近的人都會靠上前去，用盡所有的方法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第三世界』 這句話指的是『彈性的思考方式』以及『軟性解決的智慧』。

在這樣的脈絡下，或許我們該打破「亞洲」的疆界迷思，我更願意將「亞洲紀錄片」這個名詞轉化為一種「象徵」與「精神」，意味著在種種限制下，卻還能堅持獨立性、本土性、抵抗性、作者觀點的紀錄片作品，是更像手工精煉且無法複製的珍品，就像李惠仁導演的調查式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系列，許慧如捕捉親情日常又宛如日記的《雜菜記》與《黑晝記》；又如中國導演趙亮在沒有資金的狀況下，花了十二年所完成的《上訪》，或是中國導演朱日坤，發揮創意一鏡到底二的十分鐘短片《查房》。

在「Making Documentary in Asia」論壇中，當其他講者強調跨國合作、跨國交流合作、亞洲紀錄片特徵、紀錄片市場、資本資金、詮釋權等等議題時，我試圖分享以上的思索，也暗自回應二十七年前，小川紳介所倡議的「亞洲紀錄片宣言」。


--原文刊於「電影欣賞」季刊164期「筆和攝影機一樣」專欄。